第二节 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重要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亚太地区主义最初是在20世纪60年代，由以日本的大来佐武郎和澳大利亚的约翰·克劳福德（John Crawford）为核心的跨国民间学者集团提倡并推进的。当时，日本外务大臣三木武夫（任期：1966～1967年）立刻对亚太地区合作构想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在日本外务省的支持下，大来佐武郎与克劳福德携手，组织来自太平洋地区五个发达国家即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及加拿大的经济学家，于1968年创立了太平洋贸易与发展会议（Pacific Trade and Development Conference，PAFTAD）。而就在此前的1967年，由五国商人组成的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Pacific Basin Economic Council，PBEC）宣告成立。此后，亚太地区合作以PAFTAD和PBEC为中心，由民间团体推动发展。

直到1978年，亚太地区合作才被正式提上政府的政策议程。在大平正芳竞选准备阶段，环太平洋连带构想被确定为核心政策。大平就任日本首相后，立即组织了环太平洋连带研究小组，并任命大来佐武郎为组长，开始了针对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政策制定。1979年11月，在研究小组提交中期报告后，大来佐武郎被破格提拔为外务大臣。1980年1月，大平正芳与大来佐武郎一起访问了澳大利亚，与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John Malcolm Fraser，任期：1975～1983年）相约联手推进该构想。同年9月，由太平洋各国经济界、学界及政界人士参加的太平洋共同体研讨会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召开。此后在日、澳两国的努力下，1982年在曼谷召开的第二次研讨会上，会议被正式命名为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ECC）。以准政府间合作机制PECC为基础，1989年政府间组织APEC成立。1992年，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更名为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PECC与APEC一改亚太从前浓厚的“战场”与冷战区域之印象，为亚太诸国提供了国家间对话的平台，为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做出了贡献。并且，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将民间的地区构想升级为政府的政策，迈出了亚太地区国家间合作机制化的重要一步。与此同时，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路线的背景下，环太平洋连带构想也为中国提供了参与世界体系的地区性平台。1986年，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以“奥林匹克方式”一起加入PECC。1991年，APEC沿用这样的方式批准了中国的加入。至此，APEC成为包含中美两大冷战对立国的最重要的地区性合作机制。另外，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着重强调了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这与20世纪80年代后亚太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与相互依存的深化同步，在冷战环境下为地区内各国提示了构建摆脱冷战的亚太国际秩序的可能性。总之，由大平正芳提出的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是亚太地区合作发展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对后冷战时代亚太地区秩序的形成意义重大，并对当今地区秩序的探索极富启示性。

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在世界政治从紧张缓和向新冷战过渡的时期由大平正芳提出，一方面，大平要立足于紧张缓和的国际形势制定其政权构想；另一方面，在执行对外政策时，他又不得不面对新冷战所带来的各种挑战。1979年5月，大平在访美演讲中首次称美国为“同盟国”，这意味着大平外交重心是日美同盟关系。对此，时任美国总统卡特（Jimmy Carter，任期：1977～1981年）将大平评价为“将日美关系提升到更高层次的总理”。^[21]大平政权强化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在结束了福田赳夫（任期：1976～1978年）的“全方位外交”的同时，在对华外交方面也取得了成就。他决定实行对华日元贷款，以积极支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翻开了中日关系史的新篇章。由此，冷战环境下一直困扰中日关系的“政经分离”的政治手法“灰飞烟灭”。在此基础上，大平还提出了环太平洋连带构想，试图把对美、对华、对东南亚各国的双边关系放到一个更广阔的多边合作平台上来重新思考。由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发展而来的PECC与APEC最终成为涵盖中美日世界三大经济实体的地区性合作组织。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对此后的中曾根康弘（任期：1982～1987年）产生了深刻影响。^[22]对美外交、对华外交、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外交成为大平政权对外战略的三大支柱。这三者之间相互关联、彼此促进，大大拓展了日本外交选择的空间，是日本外交理想的原型。

澳大利亚由于参与了整个构想的推进过程，完成了向“太平洋中等力量”国家的转型。与此同时，环太平洋连带构想还为中国提供了参与地区事务的平台，并间接帮助了中国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实施。此外，基于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成立的PECC为美国与亚太地区国家构建互信提供了地区性制度框架，为冷战后美国的亚太战略转型搭建了“前期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