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亚太地区合作的重要性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地区主义再次成为国际政治关注的焦点。^[6]在欧洲，经过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ies，EC）的不断发展，1993年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EU）成立，2002年发行了统一货币欧元，2007年其成员扩大至27国。在亚太地区，1989年澳大利亚总理鲍勃·霍克（Robert James Lee Hawke，任期：1983～1991年）提出创建亚太地区第一个政府间组织APEC的构想。同年，首届APEC部长级会议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召开。时任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Addison Baker，任期：1989～1992年）在会后表示，这是“潜在的、历史性的”会晤。^[7]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坦（Fred Bergsten）也盛赞APEC是“潜在的历史上最具广泛影响力的贸易协定”。^[8]1993年，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提议下，APEC非正式首脑会议即APEC峰会在西雅图召开。此后每年举行的峰会成为亚太地区首脑定期会晤的唯一机制。^[9]在西雅图峰会上，克林顿高调宣布：“我们的会议标志着亚太新势力在世界舞台的登场。”^[10]之后，各国首脑们在峰会上穿上由主办国提供的民族服装，合影留念的仪式已成为亚太地区存在的象征。

创建APEC之初，日本、美国、澳大利亚、东盟（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 ASEAN）等12个经济体为其首批成员。1991年，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一道加入APEC，1998年俄罗斯也加入其中，至此APEC成为唯一覆盖中美日俄四大国的地区性组织。截至2011年，拥有21个成员的APEC的区域内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40%；域内生产总值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6%；贸易额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47%。在从1998年到2008年的十年间，APEC的贸易额翻了三番，APEC成员间的贸易依存度高达70%，明显超越了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11]这些数值均反映了APEC域内经济快速增长和成员间相互依存的现状，以及亚太是世界范围内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的事实。

然而，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席卷了东亚地区。APEC未能为其成员提供有效帮助，各国最终选择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求救。作为对APEC在处理危机过程中的无作为的反抗，东盟联合中国、日本及韩国，加速发展了东亚地区合作。这种合作的制度化产物被称为“东盟10+3”机制。1997年12月，首次东盟“10+3”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召开。2005年12月，第九次东盟“10+3”领导人会议通过了《吉隆坡宣言》，确定将东亚共同体作为长期发展目标；同年1月，首届东亚峰会（East Asia Summit，EAS）举行。相比之下，APEC有关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合作的未来非常不透明，这具体表现为茂物目标的实现困难与部门自愿提前自由化（Early Voluntary Sectoral Liberalization，EVSL）方案的失败。面对APEC在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合作领域的缓慢进展，伯格斯坦在2001年转而断言，APEC已经胎死腹中（dead in water）。^[12]1998年，俄罗斯、秘鲁与越南三国加入后，APEC通过了10年“冻结”决议，这导致了印度等太平洋地区新兴国加入问题的浮现。^[13]而且，“9·11”事件的冲击使APEC如何制定亚太地区的安全议程成为紧迫课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再次将目光聚焦于亚太地区合作，并且华盛顿方面尝试着跳出APEC框架，提出了TPP构想，可这样的构想排除了中国的参与，分裂了亚太地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就任后又宣布退出TPP，这进一步表明了APEC以及亚太地区合作地位下降的事实。即便如此，APEC仍在以下两方面不可或缺。

第一，关于APEC与全球化的关系。全球化一词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流行于冷战结束以后。它常被用来形容“西方”特色的市场经济与政治民主化向全球蔓延的趋势。^[14]作为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形式，APEC提出“开放性地区”的理念。这意味着APEC具有与全球自由贸易体制互补的特征，对地区外国家也秉持无差别的自由贸易原则。^[15]事实上，创建APEC的最初目的是促进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乌拉圭回合谈判早日结束，其理念与GATT规则具有极强的整合性。^[16]一方面，全球化不仅规范了国家间关系，还要求国家调整其内部制度。与此相对应，作为域内各国为应对全球化压力而设立的组织，APEC不单单是推行贸易自由化的国际措施，还对各国国内的经济结构改革等有所帮助。^[17]另一方面，全球化在促进世界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负面效应，而地区主义不仅可以从全球化中获取利益，还是控制全球化风险的尝试。柏林墙倒塌后的20年被称为“危机的20年”，^[18]在这20年中，发生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次贷危机，在这个过程中亚洲地区主义逐渐抬头。然而，与尚在形成中的东亚地区主义相比，APEC不仅是“发展中”的地区主义，也是具有包容性及可持续性的地区主义。因此，与其另辟一个新的地区制度，不如在既有的成熟的地区组织框架内深度发展，以应对全球化可能带来的危机。

第二，关于构建大国间互信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美日三国合力对抗苏联成为同时代国际政治的主题之一，亚太地区主义在中美日三国的“黄金时代”中被快速推进。^[19]这一态势始于中美和解与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以全球超级大国美国的绝对优势地位为前提达成的。而随着中国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迈进，未来中国将成为能够与美国“分庭抗礼”的亚太地区大国。在此变革期内，如何调整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秩序与中国崛起的关系成为无法回避的主题。^[20]为此，中美（G2）合作、中日美（G3）合作等地区制度提案相继被提出。虽然促进大国间对话及政策调整的制度建设十分必要，但这也可能造成其他国家对由大国构建排他性制度的警戒心，间接地破坏亚太地区合作。而APEC作为多边合作模式，将中美包含其中，为中美、中国与亚太地区、美国与亚太各国的对话提供了长效机制。因此，为应对大国间的权力转移，有必要活用涵盖中美日俄四大国的更有“历史”的APEC框架。

综上，亚太地区主义将走向何处？亚太地区核心国家美国、日本及澳大利亚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又应该制定怎样的亚太政策？这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回答这些问题的线索存在于历史之中。为此，有必要回到40年前环太平洋连带构想诞生之初，40年前的亚太地区同现在相似，已然开始直面全球化（相互依存）与构建大国间互信等课题。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亚太地区的现状，预测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有必要研究环太平洋连带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