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大平正芳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

大平正芳在年轻时因憨厚的外表与沉稳的性格得到“老爹”“笨牛”的绰号，又因在讲话时常以“啊”“嗯”开头而常被当时日本的媒体揶揄。而大平正芳“语速迟缓”的发言又因逻辑清晰而获得好评，大平读书多且文笔好，是战后屈指可数的“知性”政治家，被称为“哲人”首相。^[20]大平正芳有约5000册藏书，绝大部分是历史、哲学等学科的专业书，而且无论工作如何繁重，他每周都要去一两次书店购书。^[21]作为“读书人”的大平正芳，其政治哲学具有很强的前后连贯性，而东京商科大学（一桥大学）的学习生活是“大平哲学的故乡”。^[22]

在大学时代，大平正芳主要跟随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研究者上田辰之助教授，一起研读了托马斯·阿奎纳的宗教思想与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基督教社会主义者R.H.托尼（R.H.Tawney）的《贪婪社会》（The Acquisitive Society，1920）等作品。大学毕业论文以《职能社会与行业工会》为题目，分析了“贪婪社会”的内涵与托马斯·阿奎纳宗教思想的关系。^[23]作为欧洲中世纪的哲学家与神学家，托马斯·阿奎纳调和了基督教信仰与亚里士多德的理性间的关系。他认为，宇宙是一个等级体制，从最高处的上帝一直到最低级的生物。每一种生物都是按照自己本性的内在冲动行事，追求其种类所固有的善或完美形式，并按照其所达致的完美程度在日益上升的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托马斯·阿奎纳哲学的本质在于，他试图构建一种普世的综合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低级者为高级者服务，而高级者则指导和引导低级者，这一体系的关键在于和谐与一致；同时，阿奎纳将骚乱视为一项大恶。^[24]成长于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的R.H.托尼则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正是因为一步步摆脱了基督教的控制才成为不受道德约束的“贪婪社会”。托尼强调，在西方近代以前，经济领域只是人类众多活动领域之一，它附属于政治、宗教和道德等并为它们服务，本身不具有独立目的。而在中世纪，社会被看成一个由神圣目的引导、由不同层次的运动和职能组成的等级秩序，经济秩序尽管低下，却分享着神圣秩序。因此，在托尼看来，19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道德问题。托尼设想的社会是一种以平等为基本关系、以社会目的为中轴、以社会职能为分配依据、以民主参与和职业荣誉感为动力的合作性社会。而社会目的则取决于人们对基督教（或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善的生活”的理解。^[25]

基于以上观点，大平在毕业论文中论述道，现在“自由竞争与阶级斗争让社会陷入混乱”，而人们渴望“停止对立、克服分裂、超越斗争”，创建“和谐”秩序的趋势则是历史之必然。为此，大平提出了作为国家与个人之媒介的工会结构的重要意义。^[26]概观阿奎纳与托尼的哲学，其重要特征在于将基督教秩序作为重要的社会“传统”，在这个社会中，社会的身份与地位的“等级”分层极为自然且不可避免，并且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即在政治、经济、宗教等领域共同促进健康、稳定、“道德”与“和谐”的社会“秩序”，并且将破坏社会秩序的革命性骚乱看成大恶。尊重“传统”与“等级”、将社会看作“有机体”、重视社会“道德”与“和谐”的“秩序”以及“反革命性”的观点与近代保守主义有很强的相似性。保守主义者认为，存在与道德秩序中的规则是人类漫长经验与智慧的积累，是自由的保存与扩展所必不可少的。在人类不断演化、文明化的过程中，人类逐渐获得的自由存在于文化传统与观念中。^[27]同时，保守主义并不意味着拒绝任何变革，而是埃德蒙·伯克所信奉的“为了保存而变革”（Change in Order to Conserve）的思想。^[28]大平正芳在成为政治家后，并未在任何发言及文章中直接引用阿奎纳与托尼的观点，但是从他的发言与政策中仍可寻找到强烈的保守主义的痕迹。

大平在采访及随笔中经常提及的是“京都学派”的代表性哲学家田边元的“永远的现在（永远之今）”的思想对他的影响。“京都学派”是以西田幾太郎、田边元为中心，并且在学问上、人格上都直接受到他们影响的一群人紧密结合的具有相互联动性的知识群体的总和。^[29]“京都学派”从“绝对无”的立场出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提出了自己的世界史哲学。“京都学派”的世界史哲学认为，过去不再只是过去，它会透过现在而在未来被改变。相反，未来的形成亦是透过现在改变过去才变得可能。^[30]而“近代超克”则主张日本应在这一史观指导下对资本主义发展进行反思，以超越并克服近代化的弊端。这是对日本创造以自身为主体的世界史欲望的反映，也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重建政治与道德秩序的一种努力，其结果则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及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提供了理论支撑。^[31]这种对现代性表示忧虑、提倡回归道德秩序的“京都哲学”与托尼、阿奎纳的思想同轨，对大平正芳的政治哲学影响深远。

大平指出，“现在”存在于相反方向作用的未来指向的力与来自过去的引力两种力的紧张相克中，“舍去过去意味着革命，无视未来则意味着反动”。所以，“现在”，使其是神从无限可能性中给予我们的独一无二的礼物。我们要珍惜现实，首先必须为不让“现在”的状态有些许的倒退而认真对待，同时，努力探求哪怕只有一点点改善的途径，即“永远的现在”。^[32]在1978年2月大平正芳撰写的《保守的哲学》的随笔中，他强调，不断努力渐进地调整“现在”，使其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拒绝抽象的或突飞猛进的进步，亦不选择逃避，巧妙地维持均衡，选择着眼于现实的扎实政策才是“健康的保守”。而在保卫战后日本的议会制民主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不花费巨额防务费保障国家安全”的大前提下，解决现实问题是政府的职责。^[33]很明显，“不花费巨额防务费保障国家安全”指的是重视“轻武装与日美安保体制”的“吉田路线”。^[34]大平正芳更将吉田茂当作最尊敬的政治家，而且作为池田勇人的学生，他是日本战后政治“保守本流”的正统继承人与保卫者。^[35]然而，大平并不是为了保卫而保卫，而是“为了保存而变革”。1972年6月，大平在专访中谈到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指出，物质确实要比想象中的更快速且大规模地实现了增长，同时，城市问题、交通问题、人与人关系的问题、连带感的崩溃等发展的副产品也凸显出来。^[36]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制崩溃与石油危机之后，大平认为，支撑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已经消失，经济的时代已经结束，日本将进入“文化的时代”。为此，日本人应该在经济以外寻求更多的“价值”，比如文化、艺术、宗教、体育等。^[37]大平希望借此恢复被经济高速增长破坏的日本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连带感。^[38]换言之，在大平眼中，经济不过是人类活动的众多领域之一，而摆脱“道德”约束的经济会导致“贪婪社会”，造成了人与人之间连带感的崩溃等危机。为追求“善的生活”，阿奎纳与托尼寻求基督教的帮助，“京都学派”哲学在战争中探求结果，而大平则从“文化”中寻觅答案。为此，大平特别强调了重建地方社会与家庭基础的意义。大平政权成立后，设置了“田园都市研究小组”及“家庭基础完善研究小组”来进一步探讨“超克近代物质文明”的可能性。^[39]

同时，他强调，在改革的过程中，性急地追求理想会导致政治失信，应在“现在”一点点地谨慎地寻求问题解决的途径。^[40]为此，大平的政治实践信奉“六十分主义”，即“低姿态政治”。^[41]在1978年4月的访谈中，大平再次强调，比起高成本的政治改革，他更喜欢低姿态的政治。^[42]1978年末，在与福田赳夫的总裁争夺战中，大平正芳艰难胜出，当选为自民党新总裁，并成为日本首相。这时，大平提出了“信赖与共识”的政治口号，积极地推进“和谐政治”。关于“和谐政治”，大平正芳在1978年11月1日自民党总裁选举立候补声明中做了如下表述：

议会制民主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现行的安保体制等今天社会的基本秩序如今基本都成为国民的共识。无论怎样的政策实施，都要在保卫、强化这些制度的前提下展开。我将以由耐心说服与理解、信赖与合作形成的广泛共识作为基本姿态，以确立柔和且坚韧的政治。^[43]

换言之，大平正芳强调的是以保卫战后“传统”为前提，以“信赖与合作”为基本姿态，审慎地实施政策。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激变加速了日本国内政治的流动化，更确切地说是自民党“战国时代”的来临。^[44]后佐藤荣作时代的自民党总裁争夺战到“三木下野”的自民党派系斗争，使党内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在这样的状况下，“信赖与共识”通常被认为是当时应对日本国内政治（自民党政治）混乱状况的要求。然而，政治口号的提出本身不仅规定了他者的认知与行动，还规定了政治口号提出主体的行为样式，即不遵守自身所提口号的政权将失去信用，无法获得领导力。^[45]政治口号是“双刃剑”，提出与自身政治理念不相融的口号极容易“作茧自缚”。因此，政治口号的提出通常不仅要考虑政治状况，还要考虑自身的政治信念。早在池田内阁时期，池田所提出的“宽容与忍耐”这一政治口号就曾是时任内阁官房长官的大平的杰作。“低姿态”似乎是大平正芳一贯的风格。大平特别强调“宽容与忍耐”并非针对安保骚乱，而只是表明运营政府的“心态”。^[46]大平的“和谐政治”也许可以从他低调纯朴的性格、基督教的祷告及公务员的经历中找寻到一部分答案，更是他“永远的现在”的保守主义哲学的体现。

基于大平的保守主义哲学观，他将“和谐”扩大到精神层面，强调了内在的、“道德”层面的“和谐”的重要性。他在第87次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提出：

战后，今天，我们所享受的自由与平等、进步与繁荣，是国民不懈努力的结晶。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自然与人的调和、自由与责任的均衡、深植于精神层面的生存价值等。对此，国民的反思情绪急速高涨。鉴于快速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都市化及现代合理主义的物质文明本身已达限度，我们应将此看作从现代化的时代向超越近代的时代、从经济中心的时代向文化重视的时代的转变。^[47]

“超越近代”的思想出发点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提倡“近代超克”的日本哲学京都学派有类似之处。然而，大平对现代的“超越”而非“超克”，即大平正芳的“超越近代”，是在肯定战后日本民主主义、市场经济与轻武装路线的基础上提出，是在“近代”的框架内探寻日本在政治经济高速发展结束后的定位。由此可见，大平正芳的保守主义所保卫的“传统”是战后的传统，他所寻求的变革从“近代”的时间跨度来思考，是为了保存“保守本流”路线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