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大平正芳的国际政治观

早在1955年，刚刚当选议员不久的大平正芳便在题为《保守与革新》的论文中表现了自己最初的国际政治观：

当谈到是什么给日本招来这样（保守与革新对立）的状况，我想说那就是因为国际政治的惊涛骇浪深刻地动摇了日本的权力政治。换言之，这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对立对日本的直接波及。由于今天交通通信及现代兵器的惊人发展，地球正逐步变为极其敏感的小群体。现代科学的登场，使世界一端所发生之事件当日便可在世界范围引起反响的同时，也略为多余地使这些对立及其波及之程度更为严重且激烈。尽管如此，今日的保守革新对立之形态并非单指国际外交关系的对立，内政关系也极为严峻且复杂。但是，在我看来，这不过是国际外交关系的变奏曲，而绝非对立的主旋律。因此，这种对立关系的解除并非单靠日本可以处理，世界的对立以某种形式化解才是大前提。^[48]

大平在分析日本国内的保守和革新对立的原因之时，强调其根源在于“国际权力政治的惊涛骇浪”。换言之，以美苏冷战为特征的国际体系结构是造成日本国内政治对峙的根本要因。然而，在大平看来，日本处于不能自由自主选择的物理制约即《美日安保条约》的制约之中，如果无视其制约，则将为日本带来毁灭性后果。^[49]并且，鉴于日本的原料产地与出口市场均为西方发达国家，因此，日本外交的基调是“维持并促进与以美国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国家群的亲善关系”。^[50]由此可见，从1955年起，大平便将日美关系视为日本外交开展的前提。

到了1962年，大平正芳被任命为外务大臣，开始了与外交为伍的日子。1964年，积累了两年外交实务经验的大平离开了外务大臣的岗位。1966年4月，大平在自民党本部组织的政治大学进行了演讲。在内容速记的基础上加以若干修正，大平完成了题为《日本外交的坐标》论文。这篇论文是对大平正芳两年外交的总括，也反映了大平最基本的国际政治观与外交观。在论文中，大平首先强调他对外交的一般性认知。第一，外交必须秉持“自主”原则；第二，外交要从整体来考虑，日美外交的内涵是亚洲问题，亚洲外交的本质是日美外交，两者相互关联；第三，外交是以国家威信的保持或提升为目标，基于长远的考虑；第四，必须认清外交主体力量之限度，不冒进不畏缩。^[51]也就是说，大平外交观的特征为自主性、整体性、远见性与制约性。

接着，大平重点论述了自由主义阵营和日本的关系。他指出，与自由主义阵营的合作关系是自民党和日本政府对外政策的根本，并举出了五个理由来进行说明。第一，日本的贸易对象基本上都是自由阵营的国家，为确保经济的自立及繁荣，与自由主义各国保持友好关系是当然的选择；第二，日本国民对自由民主主义国家有很强的信赖感和亲近感；第三，至今日本为了推进现代化进程，与这些国家有着密切的人员和知识交流；第四，必须尊重日本与自由主义阵营国家讲和才得以恢复独立的历史事实；第五，最为根本的是，日本的和平与安全都建立在与美国的合作关系之上，日本的命运也根本地寄托于日美关系。^[52]大平政权成立后，他仍在演说中反复强调，日本对外政策的基础是强化与自由主义诸国的合作关系，其核心是日美友好关系的维持和强化。^[53]作为从自民党的“宏池会”（池田派）走出来的政治家，大平一直以来被看成“吉田路线”的继承者。日美关系的核心地位自20世纪50年代被保守主义者大平提起就从未变更，而他的保守正是要保卫以美日安保体制为核心的战后基本框架。

在论文中，大平还对亚洲外交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第一，作为亚洲的发达国家之一，日本可以成为亚洲各国进步的“道标”，却不应高傲；第二，对于友好邻邦的发展应该给予必要的支援；第三，日本应立足于对过去侵略行为的反省，以真诚的态度对待亚洲外交；第四，借助欧美力量，解决亚洲的发展问题。在此，大平特别强调了在处理亚洲问题上与欧美各国合作的重要性，即“亚洲外交的本质是日美外交”的外交整体性的观点。此外，“反省过去的侵略行为”也印证了大平保卫“战后体制”的观点，因为战后日本的独立正是建立在“反省过去的侵略行为”之上，对“反省侵略行为”的强调与对“战后体制”的肯定是表里一体的关系。^[54]在“反省过去侵略行为”的基础上，日本以经济外交为手段，积极援助亚洲解决发展问题，而这应是以民间为主体的。^[55]此外，大平还特别关注了南北问题，而他的南北问题更多指的是亚洲发展课题。他指出，日本应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集约型产业的同时，有必要进行人才培养、教育及医疗等援助。^[56]而南北问题与亚洲发展援助的理念与措施都最终反映在环太平洋连带构想之中。

接下来，大平正芳将中国问题作为亚洲外交的难题做了分析。他首先在阐明了日本的“两个中国论”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并不被接受的事实后指出，“政经分离原则”不过是变通的手段，并不是世界一般原则，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就有关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他指出：“决定性的国际舆论如果承认了中国的代表权，我国的联合国政策与对华政策也会迎来一大转机，可以确定的是届时国内舆论也会活跃起来。”^[57]这里所说的“国际舆论”，主要指的是自由主义阵营的舆论。大平在解决中国问题的时候，也提出应该重视与自由主义阵营诸国特别是与美国的协调关系。例如，在1964年2月12日的众议院外务委员会上回答提问时，他就指出，如果中国在世界的祝福中加入联合国，日本也应该开始推进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58]即便在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后，大平仍然强调在与自由主义阵营诸国的协调下处理中国问题。1978年，作为自民党干事长的大平在一次专访中再一次表明，中日关系应该在“日美框架”内处理。^[59]综上，与其说大平是亲华的政治家，不如说他的亲华是在考虑到日本外交的“制约性”的基础上的亲华，与自由主义阵营诸国特别是美国的协调关系成为其对华外交开展的基本限定条件。

综上，大平的国家政治观与外交观有五点特征：第一，他相信“国际体系结构”对国家政策的决定性影响，即国际结构影响国家行为；第二，大平的保守主义的核心是保卫“战后体制”，而“战后体制”的基本框架是日美关系。他认为，日美关系既是日本外交的基调，也是制约要素；第三，大平强调，在保证与自由主义阵营合作关系的前提下，日本应立足于“对过去侵略行为的反省”，以经济为手段，开展亚洲外交；第四，在中国问题上，大平很早就认知到“政经分离原则”的限度，并将“国际体系结构的变革”作为推动对华外交的先决条件。第五，大平外交观具有自主性、整体性、远见性与制约性的特征。这些特征在大平外交实践中被充分考虑，指导着其对外政策的制定与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