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大平正芳的生平与政治资源

纵观大平正芳的一生，他最为珍视人与人的关系，其成就亦与他对“人情”的关注不无关系。大平持“人是派系动物”的观点，并主动构建自己的人际关系网与积累政治资源。^[2]大平正芳在1972年的随笔《平衡心与兼爱》中写道：“小到个人关系，大至世界问题，即便内容不同，其根本仍是人与人的关系”。^[3]然而，由于大平的贫寒出身，比起血缘关系，香川县的“地缘”关系、高松高等商业学校（现香川大学经济学部）与东京商科大学（现一桥大学经济学部）的“学缘”关系、大蔵省的“职缘”关系以及自民党的“政缘”关系等在大平的政治生命中影响很大，将他的人生逐步推向顶峰。其中，同为香川县（“地缘”）出身的津岛寿一、大蔵省（“职缘”）的上司池田勇人以及同属自民党（“政缘”）的田中角荣在他一生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并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大平正芳在中国内蒙古的经历让他结识了“共患难”的知己，这些人中的大来佐武郎与伊东正义，在大平去世后仍为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实现继续努力，并最终促成了PECC的成立。

1910年3月12日，大平正芳出生于日本四国岛香川县和田村的普通农户家庭，大平家并不富裕，所以要求他边读书边帮家里干农活。少年时代的大平，给他的同学留下了“话少、温和、感伤且不起眼”的印象。^[4]1928年，18岁的大平正芳考入当地的高松高等商业学校。入学后不久，他便在听了一次有关基督教的演讲之后，成为热心传道的基督徒，并一生虔诚。在于1967年2月25日接受《基督教新闻》采访时，大平告白说：“不是什么可以在人前炫耀的信仰，可是离开《圣经》（我）不能活下去，在祈祷中，（我一直）持续着与神的对话。”^[5]在与记者田中洋之助的访谈中，大平也坦陈：“《圣经》是给予我最大影响的书，虽然不是教育类书籍，却迫使我思考，所以，无论何时它都有永久的生命力。”^[6]综上，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大平青少年时代温厚而内敛的性格和基督教的信仰是其人格形成的本源。更为重要的是，大平是虔诚的基督徒，在他后来的外交生涯中，这一点为其赢得了欧美各国更多的尊重与信赖。^[7]

1932年，大平结束了在高松高等商业学校的学习生活，在尝试创业失败后，于1933年4月获得了两份奖学金，进入以经济学教育著称于日本的东京商科大学学习。1936年，26岁的大平从东京商科大学毕业，在时任大蔵省次官津岛寿一的帮助下，顺利进入大蔵省，成为一名公务员。^[8]与大平正芳同来自香川县的津岛寿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任大藏大臣、防卫厅长官等要职，是大平政治生涯最初的领路人。这表明了香川县的“地缘”关系对大平的重要性。大平正芳与其秘书森田一关系的建立也是“地缘”关系的代表。森田一当年以优异成绩从香川县考入竞争最激烈的东京大学医学部，然而由于与津岛寿一、大平正芳是同乡关系，在两人的建议下横跨文理转入法学部，并顺利进入大蔵省任职。^[9]并且，在津岛寿一的撮合下，森田一在与大平正芳的长女芳子成婚后转任大平的秘书。在大平突然去世后，他递补了大平的空缺当选议员。由此亦可见，“地缘”是大平联系政治资源的重要纽带之一。

此外，一桥大学与高松高等商业学校对大平的政治资源建设也非常重要。1974年，在接受一桥大学校友会“如水会”专访时，大平曾表示，与东京大学毕业生相比，由于小学校的缘故，一桥大学学生的母校意识非常强烈，因此大平共参与了五个一桥大学同学会。^[10]其中，日本矿业会长庭野正之助、伊势丹会长露木清、三菱电机副会长水野正资等经济界人士都因此与他交好。同时，高松高等商业学校的同学于1960年组建了“大平会”，丸善石油化学社长矢野良臣、藤田工业副社长藤井良男、资生堂社长冈内英夫等均参与其中，此后成员范围不断扩大，在大平去世前的二十年里，“大平会”以每月一次的频度召开。^[11]当然，更有与大平同为香川县出身、东京商科大学毕业的加藤藤太郎。加藤是神崎造纸创始人、会长，是日本商界重量级人物，他从大平的大学时代起，便对大平关爱有加，并与之结为“忘年交”。^[12]而大平的长子大平正树更是在大学毕业后进入了神崎造纸工作，大平正芳也兼任了加藤（藤太郎）奖学财团的理事长，可见两人的交情之深。

如果说与大平同来自香川县（“地缘”关系）的津岛寿一是大平政治生涯的领路人，那么同在大蔵省任职（“职缘”关系）的池田勇人则是大平正芳的政治导师。在大蔵省勤务的16年半时间里，大平曾三次被任命为大蔵大臣秘书官。其中，一次是辅佐津岛寿一，两次是作为池田勇人的秘书官。尽管他有着令人羡慕的公务员经历，但他在工作中却常常表现得非常低调。而与池田勇人的相识相知却成为他转投政界的契机。1952年，大平在池田勇人的强烈建议下从大蔵省辞职，作为自由党的公认候补首次当选为众议院议员。^[13]1960年，50岁的大平被“破格”提拔为第一届池田内阁官房长官，1962年成为池田改造内阁的外务大臣。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他被推到外交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前台，并在一系列讲话和文章中积极表明自己的政治及外交思想。此外，以大蔵省次官、日本银行总裁森永贞一郎等为中心的大平正芳曾经的同事也与他结下了深厚友谊。^[14]

1971年，61岁的大平正芳被推举为宏池会第三代会长，成为日本政坛的实权人物。而与同属自民党（“政缘”关系）的田中角荣的交好，更是将大平正芳推上政治生涯的“巅峰”。1952年，大平自初当选议员以来便与田中角荣结下了兄弟般的友谊。^[15]大平评价田中角荣时曾盛赞他“是少见的天才，是有想象力同时又有能将其与现实结合的才能的人，特别有魅力”，并坦言他与田中角荣的友情即便从政坛退休也会持续下去。^[16]1972年，田中角荣内阁成立，大平再次被任命为外务大臣，与田中“二人三足”，一道实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后历任大藏大臣及自民党干事长。1978年12月，这样的“友谊”最终变为田中派对大平派的票数支持，以致大平正芳在舆论调查处于劣势的情况下，逆转击败了福田赳夫当选为第9代自民党总裁，成为第68代内阁总理大臣。1980年6月，他在任期中突然病倒死去，享年70岁。

大平正芳生平履历中还有一段“特殊”的经历，这对他的人格形成与政治发展影响很大。1939年，大平被日本帝国政府派到设在中国张家口的兴亚院蒙疆联络部工作。这次赴任是大平首次到中国，特别是他对内蒙古树木全无的“土街”印象，引发了大平关于“日本的未来在太平洋”的思考。^[17]此论断虽然无从辨别真伪，但中国经历一定对大平正芳的人格形成产生不小的影响。特别是在内蒙古的工作过程中，他遭遇了当地最高实权统治者日本军部的排挤，这样的经历让他终生与军方保持距离。^[18]另外，大平在中国与村田恒（日本贸易振兴会理事长）、矶崎睿（国有铁道总裁）、佐佐木义武、伊东正义及大来佐武郎等政府部门的年轻公务员交好，成立了“九贤会”。^[19]这个“九贤会”后来成为大平政治生命中十分重要的财产。佐佐木义武在大平第二任期内担任通产大臣；伊东正义是大平内阁的官房长官，在大平去世之后，成为代理首相以及铃木善幸第二任期内的外务大臣；大来佐武郎则先是担任环太平洋连带研究小组组长，在大平第二任期内又被“破格”提拔为外务大臣，与大平一起访问了澳大利亚，推动了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外交的开展。年轻时结下的友谊在大平去世后继续“留存”，作为外务大臣的伊东与政府代表的大来为了完成大平的“遗志”继续开展针对东盟外交的工作，促成了第二届太平洋共同体会议的召开，正是在那届会议上PECC成立，成为亚太地区合作的又一转折点。而这一切则与年轻的大平正芳、伊东正义、大来佐武郎等人的深厚情谊不无关系，这亦是历史的不可思议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