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日本的“太平洋”构想史
史上首个覆盖整个亚太地区的国际组织是1917年成立的泛太平洋联盟（Pan-Pacific Union）。[2]此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成立的太平洋国际学会（IPR）是有意识地将“太平洋”定义为地区的国际团体。虽然存在上述“太平洋”非政府组织，但是战前日本单纯地将“太平洋”作为大国权力的“角斗场”来认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确立，《华盛顿条约》规定了“太平洋秩序”。而这样的秩序却无法保障亚太地区的和平，以致最终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3]当时的日本并不存在“和平”的亚太地区构想，而将太平洋地区视为战争的“场所”，正是美日两国对“和平”秩序的探索与战争才确立了“太平洋”地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在美军“密苏里”号上签署了受降文件，这标志着日本正式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在《波茨坦公告》与日本投降书的指导下，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进驻日本，开始了对日本的占领与改造。盟军司令部对日本进行了“非军事化”的战后改革。1947年，记载有放弃战争与战争手段条款的“和平宪法”的颁布标志着盟军对日本“非军事化”改造达到高潮，由此战后民主主义体制与和平主义得以确立。1951年，《对日和平条约》签订，根据条约第1条（b）“联合国承认日本国民对于日本国及其领海的完全主权”，日本获得独立。[4]同时，美国还与日本签订了《日美安保条约》，《日美安保条约》第1条规定：“自和平条约及安保条约生效时起，美国接受日本给予美利坚合众国的陆海空军在日本国内及其周边部署的权利。”[5]即是说，条约都规定了美军在日本部署的权利。战后和平宪法与《日美安保条约》构成约束战后日本主体性行为的“宪法九条-日美安保体制”。[6]战后初期，日本的“太平洋”仅限于与美国的交涉及日美同盟关系。
在冷战的大环境中，安保体制对一心渴望发展经济的日本民众来说十分容易接受。然而，1947年和平宪法关于放弃战争手段的规定与1951年安保条约的非对称军事同盟之间的矛盾成为困扰战后日本政府的最大课题。为此，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政治家与美国交涉，尝试修改《日美安保条约》。1960年签订的新安保条约明确了美国对日本的防卫任务，去掉了饱受争议的内乱条款，并且赋予条约十年的期限。[7]然而同时，美军基地的使用权却被明确化，日本对美的军事从属关系被进一步固定化了。1960年的安保运动以后，修改宪法与美日安保体制成为日本政治家的“禁忌”。日本在“宪法九条-日美安保体制”下集中发展经济，这样的选择亦使“宪法九条-日美安保体制”被嵌入日本统治结构内部。由此，战后日本的地区构想均将美国作为核心成员来考量。
战后美国亚洲政策的根本是以日本为中心轴，将亚洲的非共产主义国家作为一个地区，对其域内的政治、经济、军事进行有机统合。[8]在美国的冷战战略下，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经济发展为背景，日本开始了亚洲经济外交的尝试。然而，日本被迫将外交对象锁定为东南亚地区的非共产主义国家，小心翼翼地避免与美国政策发生矛盾。在此过程中，冷战导致的“自由主义阵营的一员”（日美同盟）与“亚洲的一国”（亚洲外交）的不整合性将日本的“太平洋”割裂，成为此后困扰日本外交的难题之一。
20世纪60年代，欧洲一体化显著发展。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EEC）成立，1967年又发展为欧洲共同体（EC）。与此同时，南北问题，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引起世界关注。1963年，日本正式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成为发达国家的成员。由此，日本开始关注“发达国家”这一非地理概念的身份认知以及如何回应南北问题。在欧洲一体化运动的“传染”（Contagion）下，日本的一部分民间学者与政策制定者着手探索以“太平洋”为地理单元的“发达国家合作”的可能性。[9]
在此背景下，日本的“非政府专业人士”开始了对太平洋地区合作的研究工作。其中，大来佐武郎是核心人物。大来佐武郎1914年出生于中国，从上学到小学毕业，都是在大连度过。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部毕业后，进入日本政府的通信省，而后在兴亚院及大东亚省工作。战后先后在外务省、经济安定本部、经济审议厅、经济企划厅任要职，是日本战后经济复兴的重要人物之一。1964年，辞去经济企划厅综合发展局局长的大来佐武郎，就任日本经济研究中心首任理事长。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民间智库背景让大来佐武郎实现了从“官”到“民”的转变。因此，他可以不受任何制约地研讨有关太平洋地区的经济议题。1965年11月，一桥大学的小岛清教授在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研讨会上，首次提出了有关太平洋合作的构想。[10]小岛清认为，鉴于欧洲共同市场等经济一体化的动向，有必要联合太平洋的五个发达国家，即日本、澳大利亚、美国、新西兰及加拿大创建“太平洋自由贸易区”（Pacific Free Trade Area，PAFTA）。小岛对欧洲地区一体化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主张联合太平洋地区“五强”，借鉴EEC与OECD等既有的区域一体化及发达国家经济合作模式，以推动太平洋自由贸易区的建设。[11]然而，经济学家们同时认识到了太平洋地区直接“套用”EEC模式的困难，1968年，大来佐武郎等组织了亚太发达国家的经济学者成立了太平洋贸易与发展组织（OPTAD），以继续探讨太平洋地区合作的可能性。OPTAD的讨论主要围绕太平洋发达国家间的贸易问题展开，“太平洋”的南北问题则是次要课题。[12]这显示了OPTAD“发达国家俱乐部”的特征，同时南北问题也被囊括其中，丰富了“太平洋”的内涵。随着学者们讨论的不断累积，OPTAD还引起了美国国会的关注。1979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彼得·德赖斯代尔教授和耶鲁大学的休·帕特里克教授还专门向美国参议院做了报告。[13]此外，在日本提出的有关太平洋的地区构想中，如何定位中国一直是棘手的课题。小岛清主张：“从经济视角看，日本所必需的资源与市场并非来自亚洲大陆，而是来自广阔的太平洋地区。”[14]小岛构想中的“太平洋”概念的核心是太平洋发达国家的合作，因此在他的构想中，中国被排除在太平洋地区合作之外也毫不意外。
小岛构想等日本经济学者有关太平洋合作的构想引发了日本政府对太平洋地区的关注，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的三木武夫对小岛构想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5]1966年12月，三木武夫命令外务省研讨太平洋合作的方案。[16]关于亚太地区合作，日本外务省在报告中进行了如下表述：“作为地理上位于亚洲东端且面向太平洋的国家，我国殷切期待以某种方式成为连接亚洲新兴国家与太平发达国家的锁，为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使太平洋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和平之海。”[17]1967年3月14日，三木武夫在第55届国会的外交演说中呼吁，应开展亚太地区合作。他强调：“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及加拿大等太平洋（发达）国家最近对亚洲的关注不断增加，将亚洲问题置于亚太的广度来考量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历史发展的方向。”[18]与小岛的“发达国家俱乐部”太平洋构想不同，三木构想在“太平洋”中加入了“亚洲”要素。在三木的“亚太”概念中，“亚洲”指涉的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太平洋”则是发达国家合作的区域。作为政府的外交构想，三木将太平洋地区与日本的亚洲外交相关联，将亚洲作为地区合作的重心来处理。其中，他把日本定位为联系“亚洲”发展中国家与“太平洋”发达国家的纽带。在此背景下，20世纪60年代末成立的PAFTAD以及PBEC等非官方地区机制在讨论“太平洋”构想时，更多地将目光转向发展中国家，这些组织在进入70年代后仍保持很高的活跃度。
三木构想与小岛构想在对中国问题的态度上也显示出一定的差别。1967年6月29日，三木在外国记者协会演讲时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中日两国）必将明白相互间除了共存别无选择。”[19]同时，三木强调：“如果世界局势不发生变化，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不得以缓和，（中国课题的）解决将非常困难。”[20]换言之，小岛清从经济重要性的视角，将中国排除在太平洋合作之外。对此，三木则从政治的逻辑强调了“拥抱”中国对亚太地区安定的重要性。同时，三木也承认，在国际局势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亚太地区合作中中国课题的解决亦将十分困难。此后，外务省还向三木武夫提交了推动亚太地区合作构想的具体方案。外务省在方案中强调了政府间接触的重要性的同时，也指出创建类似亚太发达五国部长级会议的组织可能招致亚洲国家对日本亚洲外交政策的“恶评”，因此应该间接地对日本与太平洋各国民间交流的现存机制给予支持。[21]此后，虽然三木外相并未实际推动亚太合作构想的实施，1974年三木武夫就任日本首相后亦未提出任何相关构想，但是，在三木的指示下，日本外务省首次研讨了亚太地区合作的可能性及日本的对策。这为后来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基础。特别是由日本政府间接支持太平洋民间交流机制的观点反映在PECC的成立过程中。
在三木构想的影响下，1969年5月，宫泽喜一也在夏威夷演讲时提出了应创设亚太国家组织的构想。[22]与此同时，1966年6月，亚太理事会（Asia-Pacific Council）成立。ASPAC由韩国发起，是基于冷战格局并带有军事同盟性格的西方阵营的亚太地区组织，日本当初便对其“反共”特征表示强烈担忧。[23]随着20世纪70年代紧张缓和的到来，“反共”色彩浓厚的ASPAC开始落后于时代，1975年6月最后一天这个机构终于“寿终正寝”。[24]20世纪70年代，冠以“太平洋”名号的地区设想以不同的形式被提出，这其中最重要的是环太平洋连带构想。而这一切正是由于紧张缓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