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20世纪70年代国际体系结构的变革
在国际政治中，20世纪70年代常被称为美苏紧张缓和的时代，然而，缓和的征兆早在20世纪60年代便已显现。[25]在60年代，以法国与联邦德国“自立”外交及中苏对立为象征的事件，表明了两大阵营的领导者相对权力下降的事实。由此，两大阵营内部开始出现多极化趋势，其结果是冷战体制的松动与缓和时代的来临。美苏双方在核武器及欧洲安全领域的谈判与和解，象征着国际政治迈入紧张缓和的时代。缓和的重要意义在于调整作为国际格局组成部分的美苏关系与国际格局的不平衡，同时努力阻止威胁其超级大国支配地位的势力的发展并能够巩固自己居于世界核心地位的冷战体制。[26]20世纪70年代后，在认知到自身相对权力开始下降的背景下，为处理越南战争的泥沼化、对苏关系的缓和及与同盟国间的贸易摩擦等课题，美国对其外交战略进行了重新评估。[27]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任期：1969～1974年）上台后，提出了旨在调整美国的海外义务、收缩美国军事力量部署的“尼克松主义”。[28]在此背景下，为了能“不损名誉”地结束越南战争，并利用中苏对立的“机遇”，趁势提出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倡议。1971年7月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秘密到访北京并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次年访华的消息震惊了世界。1972年2月，尼克松的顺利访华使中美关系迎来重大转机，同时也给世界带来冲击性的影响。在其影响下，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任期：1972～1974年）上任后立即推动了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其中，负责日本对华交涉具体工作的正是时任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他的领导力是日中建交迅速实现的关键。[29]与此同时，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冲击下，澳大利亚结束了1949年孟席斯（Robert Menzies，任期：1949～1966年）任总理以来保守的自由党的执政地位，1972年工党的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任期：1972～1975年）当选总理。惠特拉姆当选后，立即放弃了反共政策，实现了澳中建交，并开始推动澳大利亚向“太平洋中等力量”国家转型。
然而，缓和对于美苏双方只不过是一种暂时减轻军备竞赛所带来的经济负担的缓兵之计，以便美国和苏联的领导人能够致力于解决国内的首要问题，而这既未熄灭他们战胜对手的期望，亦未缓和他们的恐惧。[30]同时，缓和也并不意味着冲突的结束，而只是订立管理冲突的规则。[31]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缓和的美苏又重新“剑拔弩张”，由此世界走入“新冷战”。但是，如果简单地把缓和说成失败，则是把复杂的事情过于简单地处理了。美苏两国在缓和期间所订立的管理冲突的规则仍继续有效，即军控谈判并未因为“新冷战”的到来而被终止。同时，由于朝鲜战争以来中美对决才是“亚洲冷战”的特征，中美关系正常化所带来的是亚太地区的紧张缓和。而随着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及1979年中美建交，“亚洲冷战”事实上“终结”。并且，由于共同的“敌人”苏联的存在，中美日的战略“合作”关系被进一步强化，这为亚太地区合作的出台提供了条件，同时使中国的参与成为可能。换言之，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秩序变革使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体系从冷战体制中逐渐地独立出来。[32]
此外，在经济方面，20世纪70年代也出现了剧烈的变革。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确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经济体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布雷顿森林体制崩溃的根源在于西欧各国与日本复兴与经济增长所导致的美国经济竞争力的相对下降。1950年，日本出口不足美国的1/12。1973年，日本的出口额便超过美国一半，而且在迅速增长。随着美国在世界经济中份额的缩小，美元有别于伙伴国货币的状况难以维持下去。捍卫美元的地位就需要主要金融大国的帮助，这就要求美国恪守国际责任，而美国并不习惯国内事务服从于国际市场的调控。[33]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于越南战争的庞大军事开支、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任期：1963～1969年）政府的“伟大社会”政策下政府支出增加等原因，美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然而，至1971年年中，美国政府对此置之不理的态度导致了美元信任危机。[34]对此，尼克松单方面宣布停止金本位制，并采取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附加税的政策，战后维持西方经济高度增长的国际货币体制因此而“宣告死亡”。1973年3月，国际主要货币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浮动汇率制主要是通过市场的自动调节来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然而，1973年10月，源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导致主要发达国家均出现了“滞胀”（Stagflation），浮动汇率制也未发挥出期待中的调节功能，各国纷纷调整贸易与投资政策，这促发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卷土重来。[35]纺织、汽车等领域的日美贸易摩擦也因此常态化。1979年，石油危机再次爆发，两次石油危机促使能源问题等“低端政治”高端化，开始深刻影响国际秩序。与此同时，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的召开、1973年国际环境署的设立以及1974年联大特别会议通过的决议《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标志着环境保护、南北问题等全球性课题开始被正式提上国际社会的议事日程。
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激烈变革中，日本也开始了“自立”外交的探索。以经济实力的增强为背景，冲绳“回归”日本。同时，在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与签署《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后，日本开始对华经济援助以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谱写了日中关系的新篇章。然而，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国内政治却极其的不稳定，这十年中日本更换了五位首相，每位首相平均在任两年便“被迫”下台。政权根基的不稳与内政事件的频发迫使各政权将政策重心置于内政，而非外交领域。[36]同时，中美和解后，日本为避免卷入中美苏的权力“游戏”而不得不在外交上慎之又慎。在这些限制下，日本将目光投向了一直“苦心经营”的东南亚，而越南战争后东南亚成为日本“构建地区秩序”行动的“试验田”。然而，1974年1月田中角荣在访问东南亚时却遭遇了泰国和印尼的“反日暴动”，此事对于自认为已经与东南亚国家构建了良好关系的日本来说无异于“当头棒喝”。为此，日本不得不再次调整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并开始强化在政治与文化层面与东盟的交流。[37]与此同时，随着东盟的地位上升，日本也开始重视与东盟对话机制的构建。在此背景下，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开展了对东南亚外交并提出被称为“福田主义”的外交纲领。
“福田主义”是1977年8月福田赳夫历访各国，在马尼拉演讲时提出的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的基本原则。其具体内容如下：第一，日本决心坚守和平，不做军事大国，从这一立场为东南亚乃至世界和平与繁荣做贡献；第二，日本与东南亚各国不仅在政治经济，而且在社会文化等广泛领域构建“心心相印”的相互信赖关系；第三，（日本）从“对等合作者”的立场，为东盟加盟国加强联合与稳固性的自主努力积极提供帮助，并且与印度支那各国致力于创建相互理解的关系，以为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38]“福田主义”的目的是在越南战争后利用日本的经济资源调节东盟各国与中南半岛（“印度支那”）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以构建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新秩序。然而，随着柬越战争、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越战争）等的爆发，中南半岛又被卷入大国权力斗争中，由此，作为“福田主义”核心部分的东盟各国与中南半岛国家间的协调变得越发困难。此后，大平正芳正式停止了对越南的援助，并大幅增加了对“纷争周边国家”的援助，“福田主义”因此遭受挫折。“福田主义”的挫败警示了日本，在构建亚洲秩序时仅靠日本的力量，且仅将目光局限于东南亚区域是行不通的。[39]由此，美国的重要性被再次“唤醒”。此后，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联合并覆盖亚洲各国的“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理念，即大平正芳提出的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登场。
[1]1980年1月10日，大平正芳在与上智大学教授渡部升一、东京大学教授佐藤诚三郎的座谈会上的发言。大平正芳回想録刊行会編『永遠の今』、1980年、132-133頁。
[2]山岡道男『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のINGO』北樹出版、1996年、82頁。
[3]五十嵐武士『日米関係と東アジア：歴史的文脈と未来の構想』東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48頁。
[4]渡辺洋三、吉岡吉典編『日米安保条約全書』、労働旬報社、1968年、24頁。
[5]渡辺洋三、吉岡吉典編『日米安保条約全書』、労働旬報社、1968年、64-65頁。
[6]酒井哲哉「『9条=安保体制』の終焉——戦後日本外交と政党政治」、『国際問題』（通号372）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1991年、32-45頁。
[7]増田弘·土山實男『日米関係キーワード』、有斐閣、2001年、67頁。
[8]李鐘元『東アジアと韓日米関係』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
[9]雷文修关注了欧洲一体化对亚太地区合作的影响并将之称为“传染”（Contagion）。John Ravenhill，APEC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acific Rim Region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p.15-16.
[10]小野善邦『わが志は千里に在り：評伝大来佐武郎』日本経済新聞社、2004年、395-396頁。
[11]菊池努『APEC：アジア太平洋新秩序の模索』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1995年、57-58頁。
[12]大庭三枝2004『アジア太平洋地域形成への道程』ミネルヴァ書房、254頁。
[13]小島清「80年代は“太平洋経済の時代”：OPTAD（太平洋貿易開発機構）形成促進の雰囲気をつくれ」、『世界経済評論』1980年4月、6頁。
[14]小島清「太平洋自由貿易地域：日本の関心」、小島清編『太平洋経済圏』日本経済新聞社、1968年、110頁。
[15]三木武夫在家里会见了大来佐武郎与小岛清，他在表明对太平洋合作的浓厚兴趣的同时，也委托两人继续研究合作的具体内容。大来佐武郎『経済外交に生きる』東洋経済新報社、1992年、185頁；小野善邦『わが志は千里に在り：評伝大来佐武郎』日本経済新聞社、2004年、396頁。
[16]国際資料部「アジア、太平洋地域協力構想について」、1966年12月26日（情報開示法による開示外務省史料）。
[17]国際資料部、「アジア、太平洋地域協力構想について」、1966年12月26日（情報開示法による開示外務省史料）。
[18]1967年3月14日の第55回国会における三木外相の外交演説。『外交青書』（第11号）、1967年、資料編。
[19]「外国特派員協会における三木外務大臣の講演」、1967年6月29日（情報開示法による開示外務省史料）。
[20]1968年9月10日、帝国ホテルでのアジア調査会昼食会における「日本のアジア外交について」と題して行われた講演で述べた。情報文化局報道課「日本のアジア外交について」（情報開示法による開示外務省史料）。
[21]「『アジア·太平洋地域構想』推進のための当面の施策（案）」、1967年1月31日（情報開示法による開示外務省史料）。
[22]『日本経済新聞』1969年5月23日。
[23]曺良鉉『アジア地域主義とアメリカ：ベトナム戦争期のアジア太平洋国際関係』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163-168頁。
[24]外務省『わが外交の近況』（第20号）、1976年、60頁。
[25]菅英輝「冷戦の終焉と60年代性―国際政治史の文脈において―」、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国際政治』（第126号）、2001年、1-22頁。
[26]理查德·克罗卡特：《五十年战争：世界政治中的美国与苏联》，王振西、钱俊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253页。
[27]入江昭『増補·米中関係イメージ』平凡社ライブラリー、2002年、297頁。
[28]夏亚峰：《“尼克松主义”及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4期，第53页。
[29]服部龍二『日中国交正常化：田中角栄、大平正芳、官僚たちの挑戦』中公新書、2011年。
[30]梅尔文·P.莱弗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孙闵欣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第326页。
[31]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冷战》，翟强、张静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230页。
[32]中西寛「自立的協調の模索」、五百旗頭真『戦後日本外交史』有斐閣、2010年、169頁。
[33]杰弗里·弗里登：《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315～319页。
[34]田中明彦、中西寛編『新·国際政治経済の基礎知識』有斐閣ブックス、2004年、147頁。
[35]猪木武徳『戦後世界経済史：自由と平等の視点から』中公新書、2009年、220-231頁；野林健·大芝亮·納家正嗣·山田敦·長尾悟『国際政治経済学·入門（新版）』有斐閣、2003年、102-103頁。
[36]中西寛「自立的協調の模索」、五百旗頭真『戦後日本外交史』有斐閣、2010年、188頁。
[37]波多野澄雄、佐藤晋『現代日本の東南アジア政策：1950―2005』早稲田大学出版部、2007年、164-166頁。
[38]外務省『わが外交の近況』（第22号）、1978年、326-330頁。
[39]井上寿一「戦後経済外交の軌跡（5）危機のなかの経済外交」、『外交フォーラム』（通号200）、2005年3月、8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