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本书构成
根据以上的分析视角，本书除前言和后记外，由十章构成。第一章“导论”提出了本书的课题与分析视角。
第二章首先梳理了作为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前史的日本“太平洋”构想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是日本制定对外政策的核心考虑，而冷战导致的“自由主义阵营的一员”（日美同盟）与“亚洲的一国”（亚洲外交）的矛盾将日本的“太平洋”割裂开来，成为困扰日本外交的难题。20世纪60年代后，受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影响，日本民间的智库提出联合五个发达国家即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和加拿大的“太平洋贸易圈”设想，并被三木武夫外相关注。其次，本章还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相对权力的下降、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石油危机以及南北问题等“国际体系结构的变革”对冷战内涵的改变及对亚太国家的冲击。对此，日本开始了独自探索构建地区新秩序的可能性，提出了“福田主义”。然而，20世纪70年代末的大国权力冲突使“福田主义”的努力化为泡影。此后，美国的重要性被再次“唤醒”，与发达国家联合且覆盖亚洲各国的环太平洋连带构想被大平正芳提出。
第三章首先概述了大平正芳的生平经历与基督教信仰，并指出香川县的“地缘”关系、高松高等商业学校与东京商科大学的“学缘”关系、大蔵省的“职缘”关系以及自民党的“政缘”关系对大平正芳的政治生命与外交实践的决定性影响。并且，年轻时代的大平与大来佐武郎、伊东正义等结成的“共患难”友谊此后成为环太平洋连带构想与PECC得以实现的远因。其次，本章还指出，大平正芳是主张“为了保存而变革”的保守主义政治家，大平的保守主义所要保卫的是以日美关系为核心的“战后体制”，并且他提出在现代的框架内用“文化”手段解决经济增长所造成的人与人连带感崩溃等课题。为此，大平政权以“信赖与共识”为口号，积极推进“和谐政治”的展开。在外交方面，大平正芳将20世纪70年代“国际体系结构的变革”视为日本开展自主外交的“契机”，主张在强化日美关系的基础上，立足于“对过去侵略行为的反省”，通过经济外交等手段，以更大的“格局”整合对美外交与对亚洲外交的关系。而在制定战略的过程中，大平推出了环太平洋连带构想。
第四章指出，作为施政纲领，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在大平正芳参选阶段被提出，并得到了他的极大关心。在政权成立后，大平亲自召集了政策研究会来讨论政策纲领的实施细则，环太平洋连带研究小组即为政策研究会之一。环太平洋连带研究小组以大平的外交理念为基调，以“政府与非政府专业人士的双轨协作”的方式开展政策研究工作，将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理念具体化。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理念中最重要的是“开放性地区”的理念。大平的这一理念提示了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绝不是一个封闭的地区合作机制，与全球化进程并无矛盾，同时强调亚太地区合作一定要将中国囊括进来，这使中国最终加入成为可能。
第五章在描绘了外务省关于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研讨与准备过程后指出，园田直外相与外务省以维持“福田主义”为前提，对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持怀疑态度。为此，大来佐武郎等环太平洋连带研究小组成员还与外务省进行了交流。大平正芳第二任期内，大来佐武郎被直接任命为外务大臣，环太平洋连带研究小组与外务省的意见一元化。大平正芳访问了澳大利亚，日澳两国决定在堪培拉召开太平洋共同体研讨会，向亚太各国发出推动亚太地区合作的倡议。大平的环太平洋连带构想，试图把对美、对中、对东南亚各国的双边关系放到一个更广阔的多边合作平台上来重新思考。其对外战略的展开，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自由主义阵营的一员”与“亚洲的一国”之间的矛盾，是日本外交理想的原型。
第六章分析了在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推进过程中澳大利亚的努力。1980年6月大平正芳去世后，日澳政府约定的太平洋共同体研讨会仍于1980年9月顺利召开。来自亚太五个发达国家、东盟各国以及太平洋岛国的学界、商界及政府代表齐聚堪培拉。作为准政府性质的会议，堪培拉研讨会以非公开方式进行，并在克劳福德强力的领导下通过了最终报告书。报告书提出了建立常设机构太平洋合作委员会（Pacific Cooperation Committee，PCC）的倡议。然而，鉴于东盟各国对太平洋合作缺乏热情，澳大利亚外交部不支持克劳福德急于创建PCC的意见，而主张把接下来的工作重心转移到说服东盟主办“堪培拉模式”的研讨会。最终，克劳福德按照这个总体意见调整了方案，并由政府指派出访了东盟，与东盟各国就亚太地区合作问题交换了意见，促进了东盟共识的形成。
第七章分析了后大平时代大平的“最好朋友”、担任外相的伊东正义任命大来佐武郎为对外经济关系政府代表，与他共同继续推进环太平洋连带构想。他们整备了日本国内的体制，组建了“太平洋合作特别工作组”，并开展了对东盟的外交以宣传构想。在伊东与大来的努力下，泰国政府承诺主办下一届研讨会，延续了堪培拉研讨会的成果。伊东正义辞职后，对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持怀疑态度的园田直继任外相，作为“福田主义”的支持者，他虽然对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态度消极，但对以民间为主体推动构想实现的方式并无异议。最终，在“曼谷研讨会”召开后，民间主导、政府参与的亚太地区合作推进方式得以确立。
第八章指出，1984年以后，为深化改革开放，中国政府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制度建设，并推行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由此，中国改善了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亚太各国也开始积极寻求中国的加入。另外，从1984年开始，两岸关系进入稳定期，中国大陆以“奥林匹克”方式与中国台湾一起加入亚洲开发银行，这为中国加入PECC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线索”。1986年，中国在温哥华会议上正式成为PECC成员。
第九章指出，美国助理国务卿帮办厄兰·希金博特姆（Erland Heinbotham）认为，美国与亚洲之间的制度性缺失是美国无法有效联系并理解亚洲各国的原因，因此他委托布鲁金斯学会开展了相关问题的研究，并访问了东盟各国展开相关调查工作。与此同时，美国前驻韩大使理查德·斯奈德也对构想产生了兴趣，与在民主党卡特政府任职的希金博特姆不同，斯奈德一直服务于共和党政府，在共和党人里根当选总统后，斯奈德被任命为PECC美国委员会主席，致力于推动PECC的发展，他与位于夏威夷的智库东西方中心紧密合作，推动了亚太地区合作在美国的发展。
第十章“结论”关注了中国崛起与亚太地区合作的现状，指出了由于将中国视为威胁，当今日本外交又一次被对美外交与对亚洲外交割裂，而在面对中国崛起的课题时，澳大利亚政府也出现了摇摆。最后本章指出，如何在亚太地区构建更有效的中美安全及经济合作框架是当今亚太国际政治面临的挑战。
[1]1978年11月27日，大平正芳在自民党总裁预备选举获胜后的感言。大平正芳記念財団編『在素知贅：大平正芳発言集』、1996年、499頁。
[2]Joseph Nye（ed.），International Regionalism （Boston：Little，Brown ＆ Co，1968），p.vii.
[3]“地区化”指的是由非国家行为主体推进的特定地理区域内的经济相互依存深化。Rick Fawn，“Region's and Their Study：Where From，What For and Where To？”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5，2009，p.13.
[4]毛里和子「総論『東アジア共同体』を設計する：現代アジア学の挑戦」、山本武彦·天児慧『東アジア共同体の挑戦1：新たな地域形成』岩波書店、2007年、15頁。
[5]大庭三枝『重層的地域としてのアジア：対立と共存の構図』有斐閣、2014年、15頁。
[6]Jagdish Bhawati，“Regionalism and Multilateralism：An Overview，”in Jaime de Melo and Arvind Panagariya， eds.，New Dimensions in Regional Integra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chap.3；Louise Fawcett，“Regionalism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in Loui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eds.，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Chap.2；Jens-Uwe Wunderlich，Regionalism，Globalis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Europe and Southeast Asia （Surrey：Ashgate Publishing，2007），pp.29-52.
[7]船橋洋一『アジア太平洋フュージョン：APECと日本』中央公論社、1995年、103頁。
[8]Fred C.Bergsten，“APEC and World Trade：a Force for Worldwide Liberalization”，Foreign Affairs ，Vol.73，No.3，1994，pp.20-26.
[9]渡邉昭夫編『アジア太平洋と新しい地域主義の展開』千倉書房、2010年、44頁。
[10]Bob Hawke，the Hawke Memoirs ，London，1994，p.433.
[11]「APEC経済データ」、日本経済産業省。http：//www.meti.go.jp/policy/trade_policy/apec/data/data.html[2018-05-05]
[12]John Ravenhill，APEC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acific Rim Region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3.
[13]Mark Beeson，Institutions of the Asia-Pacific：ASEAN，APEC and Beyond （Rougledge，2009），p.50.
[14]渡邉昭夫編『アジア太平洋と新しい地域主義の展開』千倉書房、2010年、5頁。
[15]大賀哲「『開かれた地域主義』と東アジア共同体構想」、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東アジア新秩序への道程』（国際政治158号）、有斐閣、2009年、137頁。
[16]渡邉昭夫編『アジア太平洋と新しい地域主義の展開』千倉書房、2010年、30頁。
[17]大庭三枝「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の進展とアジア地域主義の変容」、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国際政治』（第158号）、有斐閣、2009年12月、82頁。
[18]田中明彦『ポスト·クライシスの世界：新多極世界を動かすパワー原理』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09年。
[19]Ezra F.Vogel，Ming Yuan，Akihiko Tanaka，eds.，The Golden Age of the U.S.-China-Japan Triangle 1972-1989（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2）.
[20]渡邉昭夫編『アジア太平洋連帯構想』NTT出版、2005年、2-3頁。
[21]ジミー·カーター「日米関係を高レベルに引上げた総理」、大平正芳記念財団編『大平正芳 政治的遺産』、1994年、361-375頁。
[22]森田一『心の一燈：回想の大平正芳 その人と外交』第一法規株式会社、2010年、226頁。
[23]Norman D.Palmer，The New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oronto：Lexington Books，1991），pp.2-3，154.
[24]IPR成立于1925年，是以促进亚太地区民间的相互理解与文化交流为核心目标的非政府组织。关于IPR的研究，请参照Tomoko Akami，Internationalizing the Pacific：the United States，Japan and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in War and Peace，1919-1945，London：Routlege，2002；片桐庸夫『太平洋問題調査会の研究：戦間期日本IPRの活動を中心として』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3年。
[25]Lawrence T.Woods，Asia-Pacific Diplomacy：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ancouver：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1993），Preface and Acknowledge.
[26]Lawrence T.Woods，Asia-Pacific Diplomacy：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ancouver：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1993），Preface and Acknowledge，pp.89-92.
[27]菊池努『APEC：アジア太平洋新秩序の模索』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1995年、15-51頁。
[28]菊池努『APEC：アジア太平洋新秩序の模索』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1995年、99-142頁。
[29]Takashi Terada，Creating an Asia-Pacific Economic Community：The Roles of Australia and Japan in Regional Institution-Building（Ph.D Dissertation，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1999），pp.204-209.
[30]John Ravenhill，APEC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acific Rim Regional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Chap.1.
[31]John Ravenhill，APEC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acific Rim Regional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Chap.1，pp.41-89.
[32]Pekka Korhonen，Japan and Asia Pacific Integration：Pacific Romances 1968-1996（London：Routledge，1998）.
[33]大庭三枝『アジア太平洋地域形成への道程』ミネルヴァ書房、2004年、38-40頁。
[34]“一种不规则的大爆炸序列”是安德鲁·莫劳夫奇克以自由政府间主义的视角来解读欧洲一体化史时提出的观点。他强调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关键转折点的意义以及在关键转折点上国家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作用。详细内容请参见安德鲁·莫劳夫奇克：《欧洲的抉择：社会目标和政府权力从墨西拿到马斯特里赫特（上卷）》，赵晨、陈志瑞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导言”第1～24页。
[35]宮城大蔵『戦後アジア秩序の模索と日本：「海のアジア」の戦後史1957-1966』創文社、2004年、ⅲ頁。
[36]『戦後アジア秩序の模索と日本』、2004年、187頁。
[37]保城広至『アジア地域主義外交の行方：1952-1966』木鐸社、2008年、29頁。
[38]権容奭『岸政権期の「アジア外交」：「対米自主」と「アジア主義」の逆説』国際書院、2008年、276頁。
[39]曺良鉉『アジア地域主義とアメリカ：ベトナム戦争期のアジア太平洋国際関係』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215頁。
[40]五百旗頭真『戦後日本外交史』有斐閣、2010年、132-134頁。
[41]Sueo Sudo，The Fukuda Doctorine and ASEAN：New Domensions i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92）；須藤季夫「『アイデア』と対外政策決定論：福田ドクトリンを巡る日本の政策決定過程」、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国際政治』（通号108）、1995年、131-147頁；若月秀和「福田ドクトリン：ポスト冷戦外交の『予行演習』」、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国際政治』（通号125）、2000年、197-217頁。
[42]中西寛「自立的協調の模索：1970年代の日本外交」、五百旗頭真編『戦後日本外交史』有斐閣アルマ、2010年、177-180頁。
[43]佐道明広·小宮一夫·服部龍二『人物で読む現代日本外交史：近衛文麿から小泉純一郎まで』吉川弘文館、2008年、266頁。
[44]木村汎『遠い隣国―ロシアと日本』世界思想社、2002年、294-311頁。
[45]福永文末『大平正芳：「保守政治」とは何か』中公新書、2008年、260頁。
[46]大庭三枝『アジア太平洋地域形成への道程』ミネルヴァ書房、2004年、269頁。
[47]若月秀和『「全方位外交」の時代：冷戦変容期の日本とアジア1971-80年』日本経済評論社、2006年、296-299頁。
[48]井上寿一『日本外交史講義』岩波書店、2003年、217頁。
[49]添谷芳秀、ロバート·エルドリッヂ「危機の中の日米関係1970年代」、五百旗頭真『日米関係史』有斐閣、2008年、258頁。
[50]河野康子「日本外交と地域主義：アジア太平洋地域概念の形成」、日本政治学会編『年報政治学：危機の日本外交―70年代』岩波書店、1997年、129頁。
[51]渡邉昭夫編『アジア太平洋連帯構想』NTT出版、2005年、10-14頁。
[52]毛里和子『日中関係：戦後から新時代へ』岩波新書、2006年、110頁。
[53]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54]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基欧汉：《观念与对外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刘东国、于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5]路易斯·戴蒙德、约翰·麦克唐纳：《多轨外交：通向和平的多体系途径》，李永辉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37～39页；魏玲：《规范、网络化与地区主义：第二轨道进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8页。
[56]Shintaro Hamanaka，Asian Regionalism and Japan：The Politics of Membership in Regional Diplomatic，Financial and Trade Groups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0），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