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中国经济情形及相关研究对比
（一）数据及指标说明
我们按照前面梳理的方法来检验中国经济体系价值、生产价格、市场价格之间的偏离情况。
基于劳动时间的价值指标，与基于货币符号的货币指标，在测度马克思各种变量的比值方面是相互兼容的（Cockshott et al.，1995）。例如，从流量看，剩余价值率、利润率和资本有机构成都是没有任何维度的变量。从存量看，利润率都具有相同的时间维度，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有机构成仍然是没有维度的变量。所以，可以把马克思变量（如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的货币测度作为其价值测度的某种线性近似。因此，本文使用了1987～2012年能够得到的中国经济价值型投入-产出表数据。
关键是如何取得各相关指标的数据？我们知道，从各种国民收入核算和市场统计数据中得到的经常是各种经济变量的货币表现，或者说，价格数据是容易取得的，但价值数据就难了。通常来说，需要两类数据，一是里昂惕夫投入-产出表，二是有关产出中投入的直接劳动时间数据。
简单来说，就是根据式（8）从投入-产出表以及直接劳动时间的统计数据得到总劳动时间系数向量λ，进而根据式（9）计算商品价值。
相比于各国经济领域经常编制投入-产出表而言，直接劳动时间的统计数据如何获得又是一个难题。Shaikh（1984）直接使用了里昂惕夫（1982）《投入产出经济学》中提供的数据，Cockshott等（1995）、Cockshott和Cottrell（1997）则使用工资单来替代直接劳动时间，Ochoa（1989）、Zachariah（2006）、Díaz和Osuna（2005-06）则使用了国民经济中的劳动时间统计数据，Trigg（2002）的方法更为微观，使用的是美国家庭支出统计数据。
本文使用投入-产出表中的劳动报酬，选择某一部门作为标准化部门，其他部门与之相比较，得到相对劳动报酬系数。通过标准化部门的就业人数和相对劳动报酬系数来估计所有部门的劳动时间绝对量，进而得到直接劳动系数向量l。
如何选择标准化部门？通常考虑建筑业或农业，因为这些行业的劳动更接近于简单劳动。不过，由于不同部门一年的就业人员数各不相同，是以建筑业还是以农业作为标准化部门，会影响劳动时间总量和单位劳动时间的货币价值，对各部门劳动时间的货币价值总额略有影响，但对偏离结果影响很小。本文采用了建筑业作为标准化部门。然而，1987年要特殊，投入-产出表中，建筑业作为中间投入在各部门数据为零，兼之当时市场化程度较低，农业的作用很大，因此采用了农业作为标准化部门。
另一个容易遇到的数据难题是在估计转形A体系时，要选择实物工资向量b。本文用各部门家庭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乘以行业最低工资（基本上是农业）来估计b。其结果可能满足佩龙-弗罗宾尼斯定理，出现最大正特征根对应正特征向量的情形。当然，也可能出现正特征根对应负特征向量，这时生产价格并无经济意义，出现一种正甚至负剩余价值与负生产价格并存的现象（Mariolis ＆ Soklis，2010）。这时，要么尝试选择合适的b使得最大特征根和相应特征向量都为正（例如，使用代表性的建筑行业平均工资来确定实际工资率），要么对负生产价格向量取绝对值，两种方法测算出的价格偏差十分接近。
最后一个问题是对投入-产出表中非生产性部门的剔除。学术界历来对马克思的生产性劳动概念存在争论，非生产性部门的界定从严到宽，并无统一的标准。在本文的相关研究文献方面，Shaikh和Tonak（1994）、Mohun（2006）认为，教育和科研都属于生产行业；Zachariah（2004，2006）扣除瑞典、日本及OECD的商业、金融、房地产、公共管理、国防及社会保障，但保留了教育与健康服务；Díaz和Osuna（2005-06）扣除西班牙的公共管理、教育与研究，健康服务，其他非销售服务，但对金融和房地产租赁进行了处理和保留[12]；Tsoulfidis和Mariolis（2007）扣除希腊的教育、金融、房地产和公共管理；Fröhlich（2013）扣除德国的金融、保险、房地产、商业服务、教育和包括其他公共或非商业服务在内的社会服务。Shaikh（1998）、Tsoulfidis和Rieu（2006）则认为，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对生产价格的形成并无显著影响，并且，这种排除会使得估计变得困难。
笔者主要基于马克思经典的非生产性劳动界定，兼顾国内外学者的一些研究以便于比较，采用略为宽松的生产性劳动概念，扣除了金融、房地产、租赁、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几个部门，保留了有争议的教育，科研，批发零售，商业，文体娱乐，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等部门，以及其他争议较少的生产性部门，如农业、采掘业、制造业，交通运输。重新整理投入-产出表之后，该表的行与列仍然保持一致，或者说，投入与产出是平衡的。
（二）结果分析
表2、表3和表4分别给出了本文对中国经济有关市场价格和直接价格（劳动价值）、生产价格和直接价格（劳动价值）以及市场价格和生产价格之间偏离的各种衡量指标的检验结果。出于比较方便，也给出了文献中的相关研究结果。其中ρ代表皮尔逊相关系数，β1代表回归系数，不做特别说明时，均指货币衡量的对数总量之间的关系。其他各种偏离指标则只针对单位商品的货币价格测算（其中d距离指标、夹角θ和tanθ联系密切，可以相互推导，这里只选择报告d距离）。
表2给出了市场价格对劳动价值的偏离情况。可以发现，中国经济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ρ）均在90%以上，市场价格对直接价格的回归系数（β1）和拟合优度（R2）均集中在0.8～1.0，多数年份平均绝对偏差（MAD）在20%～50%，平均绝对加权偏差（MAWD）在1%左右，归一化向量距离（NVD）和d距离为0.2～0.4。
表2 各种研究中价格-价值偏离的不同指标计算结果：市场价格-直接价格（劳动价值）①
本文的结果与其他学者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大体上是一致的。就世界范围而言，各国经济在不同年份大多表现出市场价格与直接价格（劳动价值）的较高相关性（90%以上）和较小偏离（偏离程度在10%～20%），或者距离程度较近（在0.16～0.23）。
就生产价格对劳动价值的偏离而言，表3说明，无论A体系或B体系，中国经济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ρ）高达97%以上，回归系数（β1）和拟合优度（R2）均集中在0.9～1.0，多数年份平均绝对偏差（MAD）在10%～20%，归一化向量距离（NVD）和d距离主要为0.1～0.3。
表3 各种研究中价格-价值偏离的不同指标计算结果：生产价格-直接价格（劳动价值）①
续表
表4报告了市场价格对生产价格的偏离情况。A体系或B体系估计的中国经济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ρ）经常高达95%～98%，回归系数（β1）和拟合优度（R2）集中在0.8～1.0，多数年份平均绝对偏差（MAD）为20%～40%，归一化向量距离（NVD）和d距离主要为0.15～0.25。[13]
表4 各种研究中价格-价值偏离的不同指标计算结果：市场价格-生产价格①
续表
表3和表4也表明了A体系、B体系估计的生产价格与劳动价值或市场价格的偏离程度有所差异。两个体系的估计结果大体上接近，不过，绝大多数年份B体系呈现更高的相关性和回归系数值，以及更小的偏离程度和距离程度。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如果转形B体系能够维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转形逻辑，并且具有同A体系相同甚至更高的经验拟合程度，则转形理论B体系优于A体系。
最后，我们进行一个横向比较和一个纵向比较。横向看，研究表明，比之于市场价格，中国经济的生产价格更为接近劳动价值，这一结果同Mariolis和Tsoulfidis（2009）、Sánchez和Montibeler（2015）以及荣兆梓、陈旸（2014）是一致的。这一点，也证明了马克思价值向生产价格和市场价格转形理论的正确性。从纵向看，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随着历史发展总体上在提高（中间有些反复，例如20世纪更比2000年后要高些），不太清楚的是，这是否同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提高和市场经济日益发达有关。但至少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在此的表现，可以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角度，说明马克思基本经济学原理揭示的经济规律如何在市场经济发展深化中不断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