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卷入资本主义还是绕过资本主义：普列汉诺夫一元论历史观形成的国内基调
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11]俄国在地理上横跨欧亚大陆，在发展历史上，它自古以来便受到东西方强国的巨大影响，在文化特点上，它基本上属于东方国家，但又与西方一样属于基督教世界，与西方文化有着深刻联系，内在地包含东西方文化的冲突。[12]这些特点使众多俄国理论家一直困扰于“西方化”还是“俄国化”的抉择之中。1861年农奴制改革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在俄国的发展，也导致了俄国与西方文化的交融与交锋，面对西方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及无产阶级悲惨的生活境况，19世纪俄国的西欧派与斯拉夫派，特别是19世纪末民粹派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展开了激烈而持久的争论。诸如“俄罗斯的道路是怎样的？它是否可能简单的重演西欧的道路？俄罗斯能否开辟自己特殊的道路，而不再重复欧洲历史的所有阶段呢？”[13]成为他们聚焦的中心问题。这些问题如同“斯芬克斯”一样站在他们面前，要求给予合乎科学的答案。可以说，俄国正处于前进道路上的“十字路口”。
在这种情形下，普列汉诺夫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学说对于指导俄国“向何处去”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他利用从老一辈社会民主主义者赫尔岑那里借用来的语词“代数学”来指认马克思的历史学说，从而彰显历史唯物主义在全部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意义和基础性地位；另一方面，他将历史唯物主义看作一根能将俄国革命者带出混沌迷宫的“引路之线”。诚如普列汉诺夫在20世纪初回忆的那样：“在我思想发展的民粹主义时期，我同我们所有民粹派一样，是受着巴枯宁著作的深刻影响的，其中我尤对唯物史观深表敬意。当时我就坚信不疑，正是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应当给我们提供理解我们在实践活动中应予解决的那些问题的钥匙。”[14]那么，历史唯物主义这根“引路之线”是如何将普列汉诺夫从深受巴枯宁主义影响的民粹主义泥潭中牵引出来的？如何为他解开俄国“向何处去”之惑的？他在俄国走向社会主义路径的问题上又是如何思考的呢？为此，我们有必要依据俄国19世纪历史哲学思想的演进理路，分析普列汉诺夫对“60年代遗产”[15]的批判与继承关系，从而科学回答这些问题。
1.“俄罗斯的道路是特殊的道路”：“四十年代人”的觉醒
17世纪末，面对着西方诸国如火如荼的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俄国这艘停泊已久的巨轮在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富有卓越胆识及强大政治魄力的改革下，如同安装了强大的引擎，加速开启了新的旅程。此前，由于沙皇专制的高压、宗教观念的钳制，俄国哲学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哲学处于幼稚状态。此后，随着“欧洲之窗”的开启，西学东渐，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哲学思想源源不断地开始传入俄国，派遣留学生，招聘外国专家，开办新型学校，创建科学院、图书馆和博物馆等成为时髦，造就和培养了一大批崇尚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知识分子，从而导致了俄国社会的裂变：“上层的西化和下层的东化”[16]。这股风尚时刻拨弄着俄罗斯有识之士的心弦，开始打通了他们的“历史哲学之眼”，他们急迫地想把自己的想法用于俄国现实。随后，俄国思想界涌现了一大批大师级的人物，如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而其中“恰达耶夫对俄国的失望和赫尔岑对西方的失望”“体现了19世纪俄罗斯主旋律的基本事实”[17]。其历史哲学中心聚焦于“俄罗斯能否开辟自己特殊的道路，而不再重复欧洲历史的所有阶段呢？”这一核心问题。
在19世纪初叶，沙皇政府的专制不但没有因为彼得大帝的改革而松散下来，反而按照旧莫斯科的精神对旧的社会关系作了更加彻底的改造，甚至为了特定目的对各居民阶级实行奴隶劳动和强制服役，此时，俄国似乎成为一个“没有人民的国家”。1825年12月，一批拿破仑战争时期随俄军赴欧洲的军官及贵族在西欧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极力主张推翻君主专制，召开立宪会议，创立共和制，发动了史称“十二月党人”的政变，但因其缺乏广泛的根基，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然而，其中有一个人的思想影响最为深远，那就是恰达耶夫。在对俄国现实情境及文化传统大失所望的同时，他深感俄国发展的特殊性，在《哲学书简》（1836年）一书中，他强调：“我们不是人类家庭中的成员，我们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没有西方的传统，也没有东方的传统。当我们站在时代之外时，我们不可能被人类的世界性教育所触动。”[18]而这一思想却深深启迪了之后以赫尔岑、别林斯基、屠格涅夫等为代表的“四十年代人”。
在思想上，“四十年代人”有着求学于西欧的经历[19]，不仅充分浸染了西欧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而且深受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人的德国唯心主义的影响。此外，“十二月党人”的枪声，也促使他们意识到了救民于危难之中的重大责任。这些因素促使他们完全相信只有效仿西欧走资本主义的自由、文明之路，才是正确的选择。但出乎意料的是，席卷欧洲的1848年革命风暴，不但没能撬动沙皇专制的根基，反而使他们看到了西欧资本主义的可怕痼疾，普列汉诺夫在形容此时以赫尔岑为代表的“四十年代人”的忐忑心情时，曾指出：“1848～1849年的事件，并没有造成赫尔岑对西欧失望，而只是加深了这种失望。”[20]于是“四十年代人”开始否定“世界精神”的终极目标，转向寻找一条特殊的道路。需要强调的是，在影响赫尔岑转变思路的原因上，存在两点往往被人忽视而相当重要的缘由。其一，虽然赫尔岑与其他“四十年代人”一样，受到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但他并没有就此停住脚步，而是深入研究了费尔巴哈的哲学。这样，就促使他开始对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产生怀疑。正如列宁所言：“他超过黑格尔，跟着费尔巴哈走向了唯物主义。”[21]其二，受德国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赫尔岑在德国求学期间，各种思想相互激荡，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浪漫主义思潮。当时，一些德国历史浪漫主义思想家认为，西方的堕落及衰微，是因为怀疑主义、理性主义、唯物主义以及抛弃自身精神传统，然而，这种悲惨的境况不会在德国发生，因为德国的民族习惯由于没有受到西欧其他国家的腐蚀，所以还处于一个鲜活清新而青春勃发的状态，德国人可以凭借这种“充满猛健的精力，即将承接从法国人虚弱的手里掉落的遗产”。对此，他们反复强调，假使年少、野蛮以及缺乏教育是未来光荣的标准，则俄国人比德国人更有希望实现未来[22]。显然，他们在这里的意思是，呼吁落后的德国及俄国，利用自己国内落后的优势，实现社会的发展。可以说，这一思想极大地促成了赫尔岑通过农村公社走向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
2.“俄国将经历资本主义的学校吗”：俄国民粹主义的主观救赎
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俄罗斯大批知识青年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到民间去”的运动，形成了独具声色的民粹主义。它不仅涂染上了空想主义的色彩，而且作为一种历史观，是俄国独特性特征即“经济落后性”的特殊产物。
从派别划分来看，其主要有三个派别。一是以拉甫罗夫为代表的“宣传派”或“准备派”，主张俄国人民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对于“革命的时刻什么时候到来，还无法预言”，而革命者的主要领导必须在农村中，对人民进行引导以便使决战的日期快速到来。二是以巴枯宁和特卡乔夫为代表的“暴力派”，认为必须开展暴力抗争，“任何犹豫不决、任何拖延耽搁都是犯罪”。三是以米海洛夫斯基、沃龙佐夫、尤沙柯夫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民粹派，主张发展小生产经济，反对俄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另外，从历史阶段的划分来看，俄国民粹派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表现为革命的民粹主义即旧民粹主义，它在六七十年代的俄国思想史上居统治地位；到了八九十年代，民粹主义进入它的第二个发展阶段。从理论上来看，作为一种观点体系，它具有三个特点：“（1）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一种衰落，退步。……（2）认为整个俄国经济制度有独特性，特别是农民及其村社、劳动组合等等有独特性。……（3）忽视‘知识分子’和全国法律政治制度与一定社会阶级的物质利益有联系。”[23]概而言之，虽然民粹主义派别林立、观点庞杂，甚至彼此对立、相互攻讦，但是他们有一点是一样的，即在看待俄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时，都提倡绕开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不同的只是他们对于具体取代、消灭资本主义路径所持的看法。概括起来，他们关于俄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具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六七十年代旧民粹主义时期，以特卡乔夫、巴枯宁为代表，主张俄国依靠“公社和与之相关联的人民生活的诸特点”“可能越过资本主义时期而一下子进入社会主义时期”[24]的“跳跃论”。
面对俄国既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够的社会现实，且在目睹了1848年欧洲大革命失败带给人们的伤痛后，赫尔岑对于“俄国必须经过欧洲发展的一切阶段呢，还是俄国的生活要依着别的法则来前进呢？”这个选择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否认有这些重复的必要”[25]，从而创立了“村社社会主义理论”。他认为俄国是在欧洲本土完成自己的胚胎发育的，因此，俄国人民不需要重新经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而是可以凭借公社和与之相关联的人民生活的诸特点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因为俄国人民“在生活方面比所有欧洲各国人民还更接近于新的社会组织”[26]。另外，“保存公社和给个人以自由，普及村和乡的自治于城市和整个国家，保全民族的统一。这就是关系俄国将来的问题之所在，也是西方思想家力求解决和感觉苦恼的同样的社会矛盾的问题之所在”[27]。随后，另一位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此思想进行了推进和发展，认为“在英国人和法国人想贯彻到人民生活中去觉得无限困难的那些习惯，在俄国人方面则作为他们人民生活中的事实而存在着”，因此，俄国如果采取西方技术“教育出一群具有素食、意志坚定、眼光理性的人”便可以消灭“无产阶级化的溃疡”，就能“‘跃过’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28]。这一思想“传给了巴枯宁，又由巴枯宁传给了特卡乔夫先生”[29]，在特卡乔夫那里发挥到了极致，他在《给恩格斯的公开信》中，指出俄国由于没有城市资产阶级，所以“也完全没有资产阶级”，俄国人民“在本能上，在传统上都是共产主义者”，“不管怎样无知，我们的人民比西方国家的人民距离社会主义要近得多”[30]，这便是著名的“落后优势论”。
第二阶段，19世纪80年代，以瓦·巴·沃龙佐夫、谢·尼·尤沙柯夫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民粹派，否定“俄国将经历资本主义学校”，认为“俄国资本主义是一具死胎”“俄国不存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最起码的条件”[31]，必须根据人民的原则组织大工业，并以此排除资本，从而提出“俄国资本主义垂死论”。
瓦·巴·沃龙佐夫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1882年）一文中通过诸多实证材料及事例试图佐证“俄国资本主义只是一具死胎”的观点。尽管他指出“有不少迹象不仅可以说明我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是“这一切大都是资本主义的儿戏，并非真正资本主义关系的表现”[32]。同时，他也指出俄国存在几种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第一，国内市场有限。资本主义“大生产扩大的限度是由早已固定的（国内）市场确定了的，从而为我国资本主义的自由翱翔划定了相当狭窄的范围”[33]。第二，“没有销售我们产品的国外市场”[34]。第三，国内交通不便。“无力建造并经营为维持资本主义所必需的足够数量的铁路和公路”，“甚至沿传统路线顺利地运输我国财政的主要支柱——粮食——都做不到”[35]。第四，“俄国的气候条件本身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工业体制在我国生根”[36]。无独有偶，尤沙柯夫也持同样的看法，他在《俄国农业生产的形式》一文中指出，要使资本主义发展，必须有几个要素：“脱离劳动的资本、没有自己产业的工人，以及有经验和有知识的领导者——业主。”但是，俄国“在目前和最近的将来，资本主义生产都没有任何发展的可能，倒是应当料到它会进一步衰落。要经营和繁荣资本主义生产，既没有资本，也没有业主和工人”[37]，所以，他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软弱无力的，站不住脚的”。
第三阶段，19世纪90年代，以丹尼尔逊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民粹派。他们认为资本主义虽然“正在占上风”，但其消极影响是巨大的，必须实行“公共的、社会化的大生产”的“国家社会主义”，即“资本主义取代论”。
尽管与沃龙佐夫一样，丹尼尔逊也极力证明“所谓一切民族的工业都不可避免地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是错误的”[38]，但是，他与马克思恩格斯之间存在“暧昧”关系（尤其是马克思在着手写作《资本论》地租篇时，曾向其寻求过帮助，因此相互间曾有过多次通信往来）。在马克思的影响下，丹尼尔逊逐渐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并有幸成为第一个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翻译成俄文的俄国人，以至于得到了恩格斯的赞许，称他为“精通《资本论》第一卷的专家”[39]。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丹尼尔逊对于俄国资本主义的看法与其他自由主义民粹主义者略有差异，主要体现两方面：其一，丹尼尔逊认为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的整个俄国经济活动正在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且所有资料都表明“资本主义的趋势看来正在占上风”[40]；其二，在丹尼尔逊看来，虽然村社是“未来的经济大厦赖以建立的那种生产的基本物质条件之一”[41]，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村社如果要发展，只有“使科学的农业和现代的大工业同村社衔接起来，同时把村社改变到能够成为组织大工业和把大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改造为社会形式的合适的工具的程度”[42]，才能“依靠从过去的历史遗留给我们的生产的物质条件来停止摧毁我国数世纪以来形成的，建立在直接生产者自己占有生产工具的基础上的生产形式”。这种“新形式”所发展的“居民生产力……不仅能够为全体人民所利用”[43]，而且能够改正资本主义的“错误”。在这里，丹尼尔逊没有把农村公社理想化，而是试图依靠大工业和科学的农业从根本上改变村社的经济组织形式。换言之，丹尼尔逊的这一思想可以被看作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制度思想与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村社社会主义理论”的简单拼接及杂糅。
综上，民粹主义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不仅充分显现了“当时俄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立足俄国实际，寻求合乎俄国国情的具有俄国特色的社会发展道路的努力”[44]，而且表明了他们在对待资本主义的立场上是一致的，即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实际上并没有给旧的社会经济关系带来任何具有进步意义的变化”[45]。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赫尔岑与车尔尼雪夫斯之后的民粹主义者，“不仅没有向前进步，而且在许多方面有倒退的趋势，退到赫尔岑的半斯拉夫派的观点”[46]，依然死抱住“资本主义这个人类发展中的过渡阶段不会在俄国发生”[47]的信念不放，没有领会赫尔岑所提出的革命代数学——“辩证法”的思维方法，不懂得“为了使某种在理论上可能的现象在实际生活中实现，就需要具备某些具体的条件，就需要有使它实现的充分理由”[48]的道理。所以，最后终于堕入了历史悲观主义的深渊。对此，列宁一语道破了民粹主义历史观的本质，他指出，民粹主义在面对“所提出的资本主义是否‘能够’发展、俄国是否‘应当’经历资本主义、村社是否‘应该’保存”等问题[49]时，“不是回答问题，而是以‘万古神圣的制度’、离开正路一类的感伤词句以及诸如此类的无稽之谈来支吾搪塞，著名的‘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在这方面是颇为擅长的”[50]。然而，饶有趣味的是，这没有向前迈进的一步，却由曾经作为“纯粹民粹派”的普列汉诺夫完成了。
3.“为什么它不在它已经进了的学校里毕业呢”：普列汉诺夫对俄国民粹主义历史观的扬弃与超越
（1）普列汉诺夫关于俄国“向何处去”的思考
普列汉诺夫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曾经是一名地地道道的民粹主义者（关于他加入民粹派的过程将在第二章中详细论述）。但自从他加入民粹派的那天起，他的头脑中就产生了脱离这个派别的萌芽，原因有两个。其一，“普列汉诺夫由于具备关于俄国先进思想家的哲学观点和社会学观点的牢固知识，就准备好与民粹派决裂”[51]，例如，他在沃龙涅什中学学习时，不顾学校的规定，就阅读了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民主主义著作。在进入彼得堡矿业大学后，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述倍加关注，他曾追忆道：“我自己的思想发展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极大影响下完成的。”[52]其中，他尤对富含革命民主主义精神的名篇《怎么办》情有独钟，“对它爱不释手，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阅读、揣摩、对照、思考”[53]。其二，个性叛逆。“他勇于摆脱传统观念，敢于改变自己的信仰和志向。”[54]因此，在看待俄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特别是“俄国是必须还是‘毋须’经过资本主义学校”以及村社的命运如何等问题时，普列汉诺夫思想有一个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大体说来，主要经历了下述四个阶段的演进。
第一阶段：“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是一种倒退。”
1879年1月，普列汉诺夫在《土地与自由》杂志第3期上发表一篇题为《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和俄国社会主义的任务》的文章，他在该文中秉承了民粹主义的一贯主张，相信村社中的“合作制形式是建立在更为高级的原则之上的”[55]，认为“俄国还不能称作马克思所指的那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因为不存在“摆脱一切”“自由得像小鸟一般”[56]的无产阶级，所以只有在消灭专制制度之后俄国才能越过资本主义阶段。在这以前，尽管普列汉诺夫1875年参加过由俄国著名经济学说史专家费森科领导的小组，详尽研究过《资本论》，且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但此时，他在世界观上并没有摆脱民粹主义唯心史观的影响，致使他对这部恢宏巨著的本质内涵缺乏正确的认识，无法理解其中的重要方法论原则。此时，按照他的看法，马克思承认社会主义生产必须由资本主义发展而来；俄国当时还不能称作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阶段更替的规律是任何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社会主义注定将在某个时候实现，但不会很快。社会主义宣传仅仅在西方有意义；至于在俄国，还不是时候，马克思的俄国追随者们的任务在于，鼓励祖国工业的发展，不要去阻止古老传统的破坏，甚至不要去阻止农民丧失土地的进程，因为对于俄国的社会主义未来的发展，所有这些都是必需的[57]。对于这一阶段的思想，普列汉诺夫曾在19世纪70年代末，认为自己还是“彻头彻尾的民粹派”[58]。
第二阶段：俄国有两种发展道路。
随着时间的推移，普列汉诺夫对于资本主义有无可能在俄国发展以及村社是否能长期存在等问题给予了一定的重视，特别是在1880年初，在研读了柯瓦列夫斯基的《村社土地占有制及其瓦解的原因、过程和后果》一书后，他的思想观点发生了细微的转变。他在《俄国财富》杂志上发表的《土地村社及其可能的前景》一文中，驳斥了柯瓦列夫斯基断言俄国土地村社在内部原因的影响下到处都在瓦解的观点。普列汉诺夫指出，在国内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支持下，俄国村社是可以保持下去的，但这是有条件的，即必须“及时地转向村社经营土地或者在同正在产生的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被摧毁，这就是现时的土地村社，特别是俄国土地村社的唯一抉择”[59]。可以看出，普列汉诺夫的思想此时开始趋于理性，不再简单地附和民粹派的观点，不再一味强调村社的优越性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俄国完全无关的论调。
第三阶段：“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1881年底，普列汉诺夫欣然接受了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著作《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此时普列汉诺夫已经得出结论说，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60]。是年12月，他在给拉甫罗夫的信中写道：“正如您所知道的，我是持这样一种观点的，这已经是定论。俄国‘已经走上自己发展的自然规律的道路’，而其余一切道路……对我国来说都是走不通的。”[61]依普列汉诺夫之见，如果说资本主义正在俄国发展，那么，这就可以充分表明俄国的革命运动也应按照西欧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发展。普列汉诺夫的这一结论是在《共产党宣言》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得出的，在其光芒映射中，他开始从民粹主义思想的桎梏中逐渐解脱出来，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日益临近。
第四阶段：“为什么它不在它已经进了的学校里毕业呢。”
1882年普列汉诺夫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在对待俄国是否应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这一时代课题的解释上，发生了质的转变。一方面，1882年1月，由拉甫罗夫牵线，马恩答应为普列汉诺夫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译版作序。在这篇序言中，马克思提出了他对俄国“向何处去”问题的最后解答，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62]据此，普列汉诺夫便开始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使得革命运动获得成功的新保证的意义”，“因为它意味着无产阶级的数量增长和阶级意识的发展”[63]，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在其看来是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一种手段、路径。对此，直到政治上沦为机会主义者，普列汉诺夫仍然持这一看法，强调“坚决抵抗一切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企图”[64]，“如果我们抛弃了这个资产阶级……我们就会违反革命的直接和明显的利益”[65]。另一方面，在《我们的意见分歧》一文中，普列汉诺夫通过大量的实证材料及数据分析，诸如俄国国内工人人数的变化、外国生产资本对俄国的输入状况、工厂手工业的发展程度等，进一步指出，在俄国“不仅最近的将来，而且现在也是属于资本主义的时候了。所有的商业条件，所有一切生产关系的形成，越来越对资本主义有利了”[66]。后来，针对主观主义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对马克思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的“奇怪的误解”：
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67]
普列汉诺夫十分肯定地指出：“是的，将继续！没有材料让人希望俄国会迅速离开1861年以后它已经走上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就是一切。”[68]此外，普列汉诺夫完全承认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因为“所有的未被了解的社会发展规律都以自然的诸规律那样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和盲目的残酷性发生作用”[69]。
总体看来，普列汉诺夫关于俄国“向何处去”思想的转变不仅与他流亡国外、亲历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有关，而且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过程有关。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犹如“引路之线”，一步步地将普列汉诺夫从民粹主义的泥沼中艰难地拉了上来，涤荡了其历史观中唯心主义的本质，诚如他后来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的那样：“没有同我们一起经历那个时期的人很难设想，我们多么贪婪地攻读社会民主主义文献，其中德国伟大理论家们（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自然占着首要地位。”[70]
（2）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普列汉诺夫对民粹主义历史观的批判及超越
普列汉诺夫在成功完成了自己的民粹主义“脱毛”后，首要的任务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来对民粹主义的历史观进行清算，从而超越了民粹主义历史观。他在《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专制主义的新辩护人或列吉荷米洛夫先生的烦恼》《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等文章中指出了民粹主义在社会历史观上的共同缺陷，极力论证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的观点，说明了社会主义前途在俄国不是“空想”，而是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①主体转换：从农民、知识分子转向无产阶级及其政党
民粹派从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出发，对俄国社会革命的主力军作出了自己的判断。首先，他们将“人民”的范畴仅限于村社中的农民，他们把俄国农民极度美化，“并且以令人惊异的轻率态度在农民身上发现所有一切他们想要在农民身上发现的品性和意向”[71]。在民粹派看来，“当前的历史时刻俄国无疑只有两个公认为杰出的阶级，即农民和平民知识分子”[72]，需要专门强调的是，虽然有民粹主义者承认工人的重要作用，但是认为工人数量少，缺乏独立性，例如，吉荷米洛夫在《我们所期待的革命是什么？》中指出，俄国工厂工人的“四分之三”“完全不是无产者，而其中半数只是临时工”[73]，因此，不能将俄国的工人同比利时、法国以及英国等西欧国家的工人同样看待，在俄国，工人“既是小市民又是农民，既住在县镇里又住在城市里”[74]。可见，民粹派始终把工人看作农民的一部分。其次，民粹主义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也异于西方。在他们看来，知识分子也来自人民群众，但“由于各种条件的偶然凑合而在思想和道德方面高于自己周围的人们”，因为他们“超脱了个人私利或阶级利益”[75]，所以知识分子对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他们是历史向前发展的“舵手”。最后，由于无产阶级是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范畴，所以对于他们来说，避免走欧洲的资本主义道路，就必须得抑制无产阶级的产生，“欧洲的不幸，欧洲的绝境对于我们是教训，我们不要欧洲的无产阶级”[76]。
与他们有所不同的是，普列汉诺夫在民粹主义时期，就比19世纪70年代革命民粹派的其他理论家对待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问题关切。在他的第一篇理论文章《争论的是什么》中，普列汉诺夫一方面仍然坚持了民粹主义观点，认为农民是革命的主体；但另一方面他也提出了让无产阶级加入革命队伍的论断。因此，如果说普列汉诺夫在民粹主义时期对于无产阶级地位的认识还是出于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本能的话，那么，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的认识就开始奠定在坚实的科学理论之上了。虽然他完全肯定了民粹派“为人民工作的志向”，但他坚决反对民粹主义理论上的错误，认为民粹主义者“根本没有看见无产阶级方面的历史自动性，根本没有看见无产阶级所特有的政治运动”。未来的革命运动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夺取了政治权力在自己手中的无产阶级来完成”[77]。此外，普列汉诺夫还强调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在国外旅居的生活及对马克思恩格斯党建思想的认识，使他相信西欧那些没有领导组织的革命暴动，如拉辛的暴动，或者德国的农民战争，根本不能满足现代俄国的社会政治的各种需要。而在俄国社会生活中真正使未来社会得以实现，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否则它们是不能“发展到高级的共产主义形式”的。据此，普列汉诺夫反复强调，“和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的同时，俄国革命者至少必须竭力培养出一些要素，准备将来创造这样的党”[78]。
②路径转换：从“主观理想”转向“经济事实”
民粹派普遍认为，社会发展规律奠定在“主观理想”之上。在其看来，西欧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俄国人的胃消化不了它”，必须建立与之有别的新制度。这样，他们盲目地认为在俄国的古老村社中，就孕育着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部原则，俄国“完全可以避免当代欧洲的可怜命运”，不必重复西欧资本主义道路，而应当“跃入”更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他们认为“选择通向这一或那一可能性的道路取决于自己”，因此在制定社会发展战略时，他们完全凭借在其看来正确的种种“主观理想”，来炮制各种所谓的规律，以便让俄国快速驶入通向共产主义的“快车道”，例如，巴枯宁企图在人民的世界观发展过程中为自己所提出的行动方式找寻辩护理由，但是，由于他运用的标准不适当，于是不得不以自己思想上逻辑的跳跃来代替俄国生活的历史发展。然而，普列汉诺夫在对“马克思学说的精深的研究基础上，能够从宏观到细微处深刻领会这一学说的方法论精髓”[79]，他科学论述了历史发展的不可逆反性规律：
所有的未被了解的社会发展规律都以自然的诸规律那样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和盲目的残酷性发生作用。但是认识自然界的或社会发展的这一或那一规律，就是：第一，能避免和它发生冲突，因此可以避免白费力量，而第二，就是能这样调节其应用，使得人们可以从它得到益处。[80]
愿望的东西是从必然的东西里面生长出来的，无论如何，在我们的议论中不等于必然的东西。我们认为，个性的自由就在于通晓自然界——顺便说，连历史也在内——的规律，在于善于服从这些规律——顺便说，也善于最有利地配合它们。我们深信当“社会循着自己运动的自然规律所示的途径前进时，它既不能跳越自己发展的那些自然阶段，也不能以命令废除它们。但是它可以缩短和减轻生育的痛苦”。[81]
从这两段论述可以看出，普列汉诺夫没有像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坚持历史发展的宿命论、自发论，即个人的情感、意志及愿望对历史的无用论，而是坚持“一元论的历史观”。不仅承认人类活动必须遵循规律，而且将规律纳入人的活动之中，没有割裂“规律”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将自己的研究视域由主观转向客观，由理想、愿望转向了“经济现实”。以大量的经济实证材料为依据，他证明了自1861年《二月十九日条例》颁布之后，俄国农村公社的式微及资本主义的兴盛及必然性，关于这种状况，普列汉诺夫用了一个隽永而生动的比喻：
我们的资产阶级现在正经历着一个重要的嬗变：它已经长了肺，要求像政治上的自治这样气氛中的清洁空气，但同时它还没有失掉腮，仍须借助于鳃来在腐败的专制制度泥水中继续呼吸。它的根深深地植在旧制度的土壤中，但是它的上端却已经发展到有移植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时候了。[82]
毋庸讳言，普列汉诺夫已将资本主义的发展看作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梯及中间环节，新的更高的社会形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且具备了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水平后才能实现。另外，他也看到，俄国的农村公社和原始共产主义毫无共同点。自农奴制改革后，日益增长的公社分化和资产阶级的原则在人民生活中的日益深入，已经是毋庸置疑和不可争辩的事实[83]。正如美国学者塞缪尔·巴伦在谈到普列汉诺夫超越民粹派历史观时所指出的那样：“他在手段和目的上避免主观主义，认为这是民粹主义和其他一切空想主义的记号，他力图将革命的目标和战略同他认为规定了的合理的社会行动界限的客观历史进程调和起来。”[84]
③方法论的转换：从“形而上学”转向“辩证法”
民粹派在世界观和思想方法上坚持的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在形而上学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不变的、固定的、永久如此的研究对象”。所以，就民粹派而言，“人民”是固定的、不变的、永久都一样的概念，公社“或是存在，或是不存在”。同时，他们只从“静态”上来看待社会关系，而不能在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中思考，在看待资本主义时，不能既承认它的有益作用，又组织工人来与它作斗争，怎样可以拥护集体主义原则，又把具体表现这一原则的东西的分化看作进步的胜利。所以，普列汉诺夫认为民粹主义者没有掌握他们鼻祖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辩证的思维方法”，而只着眼于他的“研究结果”，从而“犯了片面性的毛病”[85]。另外，普列汉诺夫特别珍视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对反对公社所有制的哲学偏见的批判》一文中所包含的辩证法思想，在这篇文章中车尔尼雪夫斯基援引了丰富的社会历史发展、语言学及生物学的事例，证明了辩证法中“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普遍性，并以此思想为导引，提出了俄国“可能越过资本主义时期而一下子进入社会主义时期”[86]的“跳跃论”。虽然这种论证方式存在某种抽象化、简单化的缺陷，但普列汉诺夫仍然认为它“过去是现在仍是我们的文献中运用辩证法分析社会现象的最光辉的尝试”[87]，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向俄国思想界介绍了辩证法，教给了俄国思想界一个后来多次使人遗忘的真理，那就是说，在社会生活中“一切在流”，“一切在变”；社会生活中的诸现象只有在运动中，在自己的发生、发展和没落过程中方能被理解[88]。
综上，普列汉诺夫关于俄国“向何处去”问题的思考，虽然受过民粹派思想的直接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后者的一些合理思想，但是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普列汉诺夫的思想没有陷入空想，从根本上说，这是由科学的历史观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