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普列汉诺夫一元论历史观形成的国际背景
19世纪70年代以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进程日益明显，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经济、政治、国际格局等方面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征，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古典资本主义时期相比，存在较大的反差及差异，这无疑给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诸多新问题新挑战。作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普列汉诺夫在面对这些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问题，不得不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细致且深入的酌量及思考。
1.推进发展与加深矛盾：资本主义“垄断”特征的双重影响
19世纪的最后30年间，世界经济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一方面，欧美资本主义处于相对和平发展时期，第二次产业革命促进电力的广泛运用，使资本主义的经济犹如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伴之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开始转向以垄断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晚年的许多论著、书信中已有所觉察，譬如，恩格斯晚年在整理出版《资本论》第3卷所加的注释中写道：“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1]拉法格在《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一书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了由于资本和生产的大量集中，资本主义经济已演进到一个“特殊阶段”。不仅如此，他还以美国为例分析了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特殊阶段的一些重要特征，指出：“美国的托拉斯是一种新的历史现象，它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致最近四十年来发生的一切经济的、政治的和科学的现象都退居第二位了。”[2]
资本主义经济的暂时繁荣，特别是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出现，似乎掩盖了其不可克服的内在危机。自1873年起，世界经济开始出现萎靡不振的态势，尤其是1876年、1882年、1886年出现的持续“大萧条”。然而，这种状况不但没有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反而使资本主义经济“戏剧性地向上攀登”[3]。对此，学术界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世界这种大萧条本身就预示着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不可克服性，从而再次佐证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种萧条虽然造成了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范围内的衰退，但它能克服这一危机，实现经济的大踏步，由此说明资本主义是拥有克服自身的内在矛盾及驾驭危机的能力的。
此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些新现象也似乎辅证了后一种观点。这一时期，垄断已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因而不断出现了一些“美化”资本主义的假象，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其一，“人民的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出现，使工人能够购买公司发行的股票，他们似乎扶摇直上成为公司的主人，资本的主人，整个资本主义似乎已成为“人民的资本主义”。其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19世纪80年代后，垄断组织迅速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起来，一时间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竞争俨然被各大企业集团的垄断所取代，这些垄断集团为了追求高额的垄断利润，纷纷在组织内部订立契约，划分商品销售范围，规定销售价格，似乎在自由竞争时期的无序竞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已被有组织、有秩序、有计划地生产所解决。拉法格在分析美国的现代垄断组织托拉斯时，注意到了这一特征，指出，“托拉斯一面把政治经济学的那些可敬的原则抛到九霄云外，无情地驳倒了经济学家先生们的坚定论断，同时还在消除竞争，用有计划的生产组织代替资本主义生产中占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状态”[4]。于是有大批学者如桑巴特、舒尔采·格弗尼茨等宣称资本主义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同时，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触发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的非分之想。然而，许多学者如卢森堡、普列汉诺夫等对这一思想进行了驳斥，普列汉诺夫指出，“过渡到生产的社会管理本身，必须以具备一定的条件为前提，在缺乏一定条件的情况下，这种过渡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比它带来的益处要大得多”[5]。卢森堡认为，尽管垄断组织改变了资本的运行模式，“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或许还要长久保持下去。但是总有一天，丧钟迟早会敲响”[6]。其三，“无剥削的资本主义”。19世纪中后期，自然科学与技术的进一步融合带来了巨大的科技革命，科学技术向资本主义经济社会转化的作用更加明显，其转化效率及科技贡献率不断跃升。据统计，从蒸汽机发明到应用转化用了89年（1776年），汽车为41年（1903年），电报技术为28年（1901年），电子计算机为10年（1946年），而激光技术为3年（1961年）。[7]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传统的依靠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转向通过科学技术的应用获取超额剩余价值。
由此看来，劳资矛盾似乎得到了缓和，资本主义剥削实质也被掩盖了。此时，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观点及方法，揭开资本主义这些温情脉脉的“面纱”，成为摆在众多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首要任务。
2.民主的“扩大”与阶层的“分化”：资本主义政治上的双重变化
自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各国出现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不仅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繁荣，而且在政治上他们普遍采取民主法制的手段来调节社会生活，实现对国家的治理及控制。社会民主的扩大使工人获得了更多的权利，尤其是随着普选制及议会制的广泛推行，无产阶级政党逐步获得了合法地位。工人阶级可以加入工会，并诉诸政府颁布的工厂法为自己争取更多的福利，如1890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终止。同时，在无产阶级内部也滋生了工人贵族阶层。在这个较长的相对和平时期，各国资产阶级不同程度地调整了统治策略，主要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消解工人革命力量，不惜从海外掠夺来的大量剩余价值中抽取巨额资金收买工人政党的领袖、熟练工人，并使本国普通工人的生活状况得到某些改善，从而使一些工人运动的“领袖”和“理论家”蜕变为工人贵族，丧失了革命斗志。这个阶层尽管对社会主义运动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但在当时它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尖锐矛盾。
3.西方革命的“沉寂”与东方革命的“酝酿”：资本主义世界下国际关系的双重格局
在19世纪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调节机制，使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有所缓解，议会斗争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政治策略。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世界革命的根本转变的时间界定存在分歧。其中，有一种颇具影响的观点认为，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运动标志着世界革命的格局已成功转向无产阶级革命，因为它是由工人阶级领导发动并建立的第一个工人阶级专政的政府。从表面上来看，这种观点颇有道理，但深究起来存在偏颇。巴黎公社运动虽然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它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因为这次革命只是意味着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日趋成熟，已从旧社会的胎胞中完全脱离，并且这次革命的爆发也只是完全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其影响范围相当有限，没有成为引燃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导火线。正如马克思在《1849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自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已有数十年没有掌握武器了，无产阶级丧失了物质的保卫手段”，“在起义者方面，一切条件都变坏了”。[8]对此我们认为，世界革命发生重大转折的标志性革命应该是俄国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尽管它不属于无产阶级革命，但是它是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有组织的非资产阶级方式的革命，且带有浓厚的东方色彩，并为此后的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作了重要先导。故而，在这一时期，东方国家逐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
总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完成，出现了过去不曾存在的国际性现象：帝国主义。它不仅促使世界不可分离地连成一体，而且造成了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分析帝国主义的地位及作用时，卢森堡指出：“帝国主义虽是延长资本主义寿命的历史方法，它也是带领资本主义走向迅速结束的一个可靠手段。”[9]因此，如何面对这种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如何及时转变无产阶级革命战略，如何正确分析时代的新特点，都是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者面前的首要问题。这无疑也成为普列汉诺夫一元论历史观问题域[10]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