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理解与建构：普列汉诺夫一元论历史观形成的理论境遇
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无师自通、不证自明的客观真理，它需要解释者依据正确的方法去理解与建构。毋庸讳言，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无疑成为“马克思学派”[89]的权威解释者，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为人们所知的马克思的真相是被晚年恩格斯所建构的”[90]。然而，恩格斯在晚年的论著及书信中，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推进理论的发展，提出了诸多新的观点，这就与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形成了某些差异。这样一来，历史唯物主义的表面似乎被一层薄纱所覆盖，从而蒙蔽了许多人的眼睛。同时，第二国际的主流理论家在恩格斯的导引及垂范下，也开辟了历史唯物主义多维解读的壮丽理论图景。这一总的理论境遇，为普列汉诺夫一元论历史观的形成及发展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源。
1.“背离”还是“坚持”：晚年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未竟之思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无疑成为“马克思学派”的权威解释者。然而，他在晚年的论著及书信中，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推进理论的发展，提出了诸多新观点，这就与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形成了某些差异。这种差异为某些后继者理解及建构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尽管他们的阐释焦点各不相同，但大致思路极为相似，就是借“发掘”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差异之名行歪曲恩格斯哲学思想之实。从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半遮半掩”，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明目张胆”，再到“西方马克思学”的“可悲的骗局”，晚年恩格斯[91]的哲学思想一再被诟病、误解。然而，通过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文本，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有关细节，我们并不认为晚年恩格斯背离了他与马克思“共同阐明的见解”[92]。
（1）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关系“差异论”的发生及演变
恩格斯曾经在致考茨基的一封信中指出，在马克思逝世后，他不得不“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去拉第一小提琴”，所以，这样“就不免要出漏洞”[93]。虽然就这些“漏洞”，晚年恩格斯曾在多个地方试图修补，反复申明自己与马克思的共同见解，但是在他逝世之后，他们的“共同见解”不仅没有更加明朗，反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尤其是在跨越百余年的时空中，马恩的诸多后继者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中，提出了各种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关系的版本。具体来说，这些观点主要由第二国际理论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学家展开。
恩格斯在垂暮之年曾多次发出感慨：虽然人们给予了他过多程度的公认，但这会在他不在人间之后立即消逝。果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学者为了撕裂无产阶级队伍、瓦解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运动中的指导地位，开始以各种借口贬损恩格斯的思想理论。其中，一种情形是对恩格斯的哲学理论的科学性提出质疑。以德国莱比锡大学教授保尔·巴尔特为代表，他于1897年出版了名为《作为社会学的历史哲学》的著作，抨击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他指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与马克思的《资本论》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学观点。此外，恩格斯晚年也没能从技术生产角度来准确把握“经济结构”的概念内涵，这无疑缺乏科学性。还有一种情形是对恩格斯的个人品德进行诘难。有人指出马克思的地位一天比一天有力、突出地向上升，因此，他远远凌驾于恩格斯之上。是故，恩格斯出于自己的虚荣心、妒忌心，竭力想爬到马克思的纪念像的脚下，以便从马克思头上把桂冠抢过来，所以，恩格斯晚年不断宣扬以他的思想为主导的“马克思主义”。
在此情形下，为了更好地传播及宣传马克思主义，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中的地位，第二国际理论家掀起了研究和阐述马恩哲学思想关系的高潮。他们不约而同地在解释及建构“马克思主义”时，竭力倡导马克思与恩格斯哲学思想的高度趋同。然而，通过研究相关文献，我们发现，他们之间由于政治立场、思想方法及理论观点的不同，在理解马恩哲学思想一致性时，对马恩哲学思想差异也有不同理解，从而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观点。
观点之一：“等同论”。这种观点以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为代表，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完全一致。考茨基在他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的开篇就强调，在讲马克思时，一定要讲恩格斯，因为“他们二位是高度密切合作的，因而这一位的著作也就是那一位的著作”，普列汉诺夫则认为恩格斯的哲学“也是马克思的”[94]。尽管这种观点强调二者思想的完全一致性，却以恩格斯晚年的思想来解析马克思的思想。例如，考茨基认为恩格斯《反杜林论》这本书第一次使他完全走上了唯物史观的道路[95]。因而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对马恩之间的哲学思想关系的理解是以恩格斯（特别是其晚年思想）为牵引的。
观点之二：“相比论”。以梅林为代表，认为虽然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是一致的，且恩格斯的思想足以和马克思相比。梅林在为纪念恩格斯逝世十周年而写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中指出，“恩格斯从来不仅只是马克思的解释者和助手——不论是在马克思生前或死后，始终一样——而是独立工作的合作者。虽然不能和马克思相等，但足以和他相比的”。在这里，梅林是针对当时贬低恩格斯学术思想的观点而提出的论断。他认为当时“低估恩格斯的危险是远远大于高估他的危险”的。所以，“如果不同时往上提高恩格斯的学术地位，马克思思想的地位是不能提高上去的”[96]。很明显，梅林只是为了顾全大局，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运动中的指导地位，才迫不得已地提出恩格斯思想能与马克思“相比”的论断。也就是说，在他看来，马克思的思想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导。
观点之三：“修正论”。如果说，前两种观点是在承认马恩哲学思想一致性的思想背景下，隐约地制造了马恩思想差异的话，那么，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派，却是在推进“一致性”的口吻下，公开宣称马恩哲学思想的差异。伯恩施坦在其修正主义宣言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为了论证其“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反复强调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思想修正的合理性。在伯恩施坦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存在早期、晚期之分。早期即不成熟阶段以马克思的历史观为代表，强调的是具有宿命论色彩的“经济决定论”。相反，恩格斯则代表了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晚期即成熟期，注重的是法权、道德等思想因素独立作用的“因素论”。所以，他的理论任务就在于完成恩格斯晚年的“遗志”，以“回到康德”来取代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可以看到，修正派主要是从实践策略的方面来理解马恩哲学思想的关系。虽然伯恩施坦敏锐地捕捉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时，资本主义在各个方面的变化，意图重新规划马恩哲学思想间的版图，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新的时代意义，却抹杀了马恩哲学思想间的一致性。因而可以说，最早公开申明马克思与恩格斯哲学思想“差异论”的是伯恩施坦。
总之，从以上三种观点来看，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作为直接得益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亲自教诲而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学生，尽管在建构及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极力说明马恩哲学思想的一致性，但在理解这种关系时，不是陷入“马克思恩格斯化”的解读范式，就是陷入“恩格斯马克思化”逻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在理解晚年恩格斯哲学思想时，对他关于时代和无产阶级实践提出新问题的理论思考缺乏深刻的理解。譬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当说明哲学消亡时曾这样写道：“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97]照字面意义来看，似乎恩格斯认为哲学将随实证科学的发展而消亡，因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也带有实证主义的色彩。于是，考茨基根据这一点，便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哲学，而是一种经验科学”[98]，梅林同样指出，马克思主义“完全撇开哲学，而只在历史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实践工作中考察人类的精神进步”[99]。这样一来，第二国际理论家所极力维护的马恩哲学思想一致性的观点，其实不过是片面的“一致性”，这种观点恰恰为马恩哲学思想“差异论”开辟了道路。
沿着这样一种阐释路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直接提出了马恩哲学思想间的非同质关系。他们在“回到马克思”的语境下，断言恩格斯晚年的思想与马克思的背离。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等文中，认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尽管强调了“总体性”辩证法，却忽视了社会历史规律，因而曲解了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本性。柯尔施则认为晚年恩格斯在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反复申明的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改变了马克思的学说”，对马克思主义原理“造成了完全不必要的混乱”[100]。此外，葛兰西在说明研究实践哲学的方法时指出，在研究马恩哲学思想间的关系时，既不能“低估第二位恩格斯的贡献”“也不必把第二位与第一位的等同（把恩格斯与马克思等同）起来”[101]。有人可能会问，既然西方马克思主义也看到了马恩哲学思想的差异，并将其放大，那么他们的观点与第二国际的“修正论”是不是就完全一样呢？我们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重要的区别，主要表现为对待晚年恩格斯哲学思想的态度，修正论哲学的基本立场是极力推崇晚年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以晚年恩格斯思想的“棱镜”来透视马克思思想的不足。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是以责备的口吻来看待晚年恩格斯的思想，认为他偏离了马克思，从而不断批评恩格斯的思想。基于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哲学内涵的层面入手，不断否定晚年恩格斯哲学的创新性，他们不约而同地以青年马克思的文本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思想批驳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这种批判旨在彰显马克思人道主义的致思理路，从而将恩格斯的主要哲学观点与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理论逻辑勾连起来，认为后者是前者理论的逻辑延伸。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各种方式来批评恩格斯，但他们并没有全盘否定恩格斯的观点，而仍然是在坚持马恩思想一致的基础上，作出有限的、局部的批判。
总而言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无论是从黑格尔主义、存在主义还是从弗洛伊德主义等分析视角来理解马克思主义，都是为了走出晚年恩格斯“唯物主义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102]的理论视界，其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其一，他们只注重选取青年马克思的个别文本，没能全面、综合把握马克思的文本群。其二，他们不能很好地说明为什么马克思在生前没有对恩格斯《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中的观点提出任何异议，反而在《资本论》及手稿、《哲学的贫困》、《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甚至在博士学位论文中都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相关思想观点有所论及。这些不足，不仅导致了人们对晚年恩格斯哲学思想的误解，而且影响了他们自身理论的自洽性。
为了弥补这一缺失，以文献考据为主要特征的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开始兴起。其主要代表为费切尔、吕贝尔、诺曼·莱文、大卫·麦克莱伦、特里尔·卡弗等。他们在编撰MEGA2的过程中，使马恩哲学文本群得以最完整全面的展现。诚然，西方马克思学在理论研究中的基础意义是不容小觑的，但其结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极为相似，所不同的只是，西方马克思学基于冷战时期西方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需要，竭力在文本文献中挖掘恩格斯“反对”马克思的所谓“证据”，来说明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对立。概括起来，他们主要通过三种路径展开。
其一，他们以黑格尔哲学为中介，比较马恩哲学思想上的差异。譬如，诺曼·莱文在佐证所谓的“可悲的骗局”时，强调“恩格斯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不仅“曲解了黑格尔，而且误解了马克思”。因为，他消除了人类社会的因素并将之替换为自然哲学的形而上学，而马克思强调人类实践，马克思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对劳动意识的论述中获得了自己的灵感[103]。其二，以恩格斯在整理出版马克思遗稿中，“篡改”马克思文本的“证据”，来佐证恩格斯背离马克思的本意。西方马克思学家认为恩格斯晚年在对马克思遗稿的收集、整理、编纂过程中，开创了马克思思想的“历史编纂学”，因而他们运用文本考据学、版本学、资料学等分析工具，不断放大恩格斯在语词选择、语句翻译中的疏漏来故意“找茬”。例如，费彻尔通过考察恩格斯晚年对《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自我改变”一词的修改，证明马恩哲学思想的对立。其三，用恩格斯对马克思著作所写的导言、序言等介绍性论文的字句比对，说明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背离。例如特雷尔·卡弗通过考察晚年恩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等文中相关句词，说明恩格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断章取义以适应他自己萌发的学术上的抱负”[104]。
不难看出，西方“马克思学家”是为了避免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肯定马恩整体一致性的前提下研究马恩思想差异的对立性，在对恩格斯背离马克思的“证据”的考究中，将其推向了曲解者和背叛者的“神坛”。或许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代表了人们对于纯学术的向往，但是，他们在含蓄地强调其学术的有效性时，恰恰因为有偏差的意识形态倾向，矫枉过正，可以说，他们在极力论证马恩哲学思想差异中的对立时，却恰恰遮蔽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科学性，掩盖了晚年恩格斯哲学的重要地位。然而，解读恩格斯整理马克思文本的动机和结果，理解他的修改原则，从而正确评价马恩哲学思想关系，需要在深耕马克思及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的逻辑及历史语境中来加以辨析。
（2）晚年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诠释
不管是第二国际内部正统派对马恩哲学思想“一致性”的片面推崇，还是修正派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恩哲学思想“差异中的一致”的阐释，抑或是西方马克思学所倡导的“差异中的对立”，都是无意或有意地制造马恩哲学思想间的非同质性，以各种方式佐证恩格斯“背离”马克思的所谓“证据”，将矛头对准恩格斯。
我们认为，要明辨马恩哲学思想间的关系，需要正确看待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即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前提。虽然它与由哲学基本问题区分出来的一般唯物主义有很大区别，但其唯物主义的特征是不容忽视的。因此，晚年恩格斯为了应对新康德主义、实证主义及相对主义等思潮的挑战，极力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基本内核。对此，他不仅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关于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来源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这样一种阐释语境很快成为国内外学者申明马恩哲学“差异论”的重要依据。譬如，俞吾金教授指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恩格斯由于崇尚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故而“始终是一个隐蔽的费尔巴哈主义者”[105]，据此“逐步形成了以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和斯大林为代表的正统的阐释路线”[106]。在这条路线中，恩格斯起着奠基人的作用。他利用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借贷过来的哲学资源——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构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唯物主义辩证法”。当然，这一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细化了马恩哲学思想间的差异，却存在过度解读之嫌。
因此，如果抛开各种学术上的偏见，正确看待晚年恩格斯哲学思想，至少需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判定晚年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与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间的关系；二是晚年恩格斯哲学思想是否背离了他与马克思的“共同见解”。
先看第一个问题。首先，从恩格斯晚年多次论述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来看，确实与苏联哲学教科书所涉“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存在相似之处。其一，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这样写道：“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107]其二，在《费尔巴哈论》中，当说明马克思的哲学是对黑格尔哲学的超越时，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108]。乍看起来，将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在历史领域内贯彻的思想呼之欲出，似乎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存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之前。而这种观点也正是国内外一些学者关注的焦点，并成为他们批判基于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的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矛头，以此制造马恩思想的差异乃至对立。
其次，应该承认晚年恩格斯的思想与苏联哲学教科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一，晚年恩格斯哲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早在1889年前后，恩格斯就与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等人有过频繁的书信往来及当面交流，同时，他还就俄国革命中流行的学说及俄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另外，恩格斯晚年的哲学文本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等也被以普列汉诺夫为主要成员的劳动解放社翻译、介绍到俄国。在恩格斯的导引下，“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第一次从学理上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唯一能够正确说明马克思哲学特点的术语”[109]，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涉及历史，所以恩格斯有时将它叫做历史的”[110]。正如弗兰尼茨基所言，“普列汉诺夫是恩格斯在晚期著作中所提出的观点的彻底继承者”[111]。需要指出的是，普列汉诺夫的哲学思想也极大影响了列宁，以至于列宁直截了当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112]。第二，恩格斯晚年文本是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主要依据。为了更好地传播马克思主义，俄国苏维埃政权成立后，不仅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而且开始致力于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教材。其中形成了包括沃里弗松的《辩证唯物主义》、萨拉比扬诺夫的《历史唯物主义》、米丁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亚历山大洛夫的《辩证唯物主义》及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等在内的文本文献群。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教科书无论是章节编排，还是主要内容，抑或是参考引文，都是以恩格斯晚年著作为蓝本。为什么如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晚年恩格斯的哲学文本以通俗的语言文字，展现了唯物主义这一“基本内核”。而这种超越纯粹理念的唯物主义思想易于为经济文化落后的苏维埃政权迅速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提供精神智力上的支撑。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过于强调“物”的原则，很快就被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所限制。因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对青年马克思人道主义的“新发现”入手，以晚年恩格斯的哲学观点作为批判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突破口，来渲染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背离。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观点来看，他们大都认为晚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文中不仅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而且强调了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先在性、客观性，且一味拔高“物”的原则。据此，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才得以形成。譬如，施密特认为，“在马克思那里，自然和历史难分难解地相互交织着；相反，恩格斯把二者看成是唯物辩证法的方法和两个不同的‘适用领域’”[113]。马尔库塞指出，苏联哲学教科书“不过是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某些命题所作的释义，把自然领域的证实看作先于历史的证实”[114]。很明显，这些学者只是将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缺陷人为地附加在恩格斯名下，这样做是不对的。笔者认为理由有三。
其一，恩格斯对于过分强调物的原则是持保留意见的。根据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材料可以判定，其实在恩格斯以前约瑟夫·狄慈根就提出过“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他在《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一文中，把自己的观点叫作“辩证唯物主义”[115]，并且还提出过诸如“物质是一切精神发展的支柱、前提和基础”[116]“思想是脑的产物”[117]“在真理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普遍的、无限的、绝对的、不可能对人类完全开放的自然”[118]等思想，请注意，这些论述是不是与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有某些相似之处呢？然而，对这些思想，恩格斯是持保留态度的，他在1868年给马克思的信中，认为狄慈根所使用的“术语自然还很混乱，因此缺乏精确性，并且常常用不同的术语重复同样的东西。其中也有辩证法，但多半是星星点点，没有什么关联”[119]。
其二，恩格斯不但没有忽视人的主体实践活动，反而特别关注。例如，在梳理唯物主义发展史时，恩格斯深刻地批判过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认为他们虽然使唯物主义得以系统化，却“变得漠视人了”[120]。同时，恩格斯晚年的《论俄国社会问题》及跋、《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文都是以探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问题为中心而展开的。
其三，恩格斯强调的只是“历史的自然”而非“自然的历史”。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晚年恩格斯思想与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粘连起来的一个缘由，就是对恩格斯的思想作了自然与历史二分化的解读，故而恩格斯常被冠以“自然唯物主义者”的名号。然而，在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看到，恩格斯即便在讨论的对象上进行了严格的自然与历史的二分界说，但其自然概念也不是与人及其实践无关的客观自然。在他看来，自然是“历史的自然”与“自然的历史”的有机统一。与此同时，他反复强调了人类实践是人与自然具体历史的统一的基础。对此，恩格斯在批评自然主义的思想时曾指出：“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121]
综上，恩格斯“不能为苏联教科书哲学思维承担全部责任，对恩格斯所作的各种过度批评都是成问题的”[122]。因此，关于晚年恩格斯哲学思想的理解以及马恩哲学思想关系的明辨，绝不是回到某个理论家那里就可以终结的，而应从对晚年恩格斯文本的深刻理解中，在互文性解读中来全面勘定马恩哲学思想的真正关系。
进而言之，我们认为恩格斯晚年仍然坚持了他与马克思共同提出的“见解”。首先，马克思对于恩格斯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是认同的。在反驳杜林的“胡说”时，恩格斯开门见山地指出：他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123]，而且在这本书出版前，恩格斯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另外，马克思也参与这本书的写作，其中“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马克思写的”[124]。
其次，恩格斯晚年的思想是对马克思和他“共同见解”的继承与发挥。第一，恩格斯重视唯物辩证法的原则是了却马克思的一个夙愿。马克思在1868年致狄慈根的信中曾直言希望构建辩证法的体系，指出：“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125]我们知道，马克思将其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资本论》的写作之上，因而阐述辩证法体系的愿望只能由恩格斯来完成。第二，马克思生前将研究重点放在社会史上，而很少关注自然史。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恩曾删去这样的话：“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126]因此，为了进一步完善唯物史观的“自然史的基础”，恩格斯晚年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自然辩证法”上。第三，恩格斯晚年的哲学著作可以说是对马克思著作的进一步拓展及注解。我们可以看到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费尔巴哈论》，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阐发的思想，构成了有机联系的思想整体，此外，恩格斯晚年写作了“不少于17篇关于马克思著作的序言，以及五篇关于他们共同写作的《共产党宣言》的序言”[127]，这些都可以看作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深入而科学的“注解”。
最后，恩格斯仍然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下来探讨唯物辩证法的。其一，恩格斯将其论述有关“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著作看作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阐释。一方面，他在致布洛赫的信中，指出在《反杜林论》与《费尔巴哈论》两部著作中他“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最为详尽的阐述”[128]；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在我看来，在我的《费尔巴哈》中就可以找到足够的东西”[129]。其二，唯物史观的本质特征正是体现在辩证方法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130]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恩又对这一论断进行了申说，认为整个人类史与自然史的紧密粘连的，决不能使这二者对立起来。也就是说，“整个所谓世界”既不是观念世界，也不是单纯的自然界，而是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实践所构成的“现实世界”。对此，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指出辩证法不过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131]。显然，他在论述辩证方法时，始终着眼于历史唯物主义。
综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晚年恩格斯通俗地展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的科学视界，成功地揭示了旧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哲学的缺陷，试图在超越以往哲学家的视域中建构一种新世界观，这无疑与马克思有一定的差异，但他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认识上仍然与马克思一致。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恩格斯思想发生了如此微妙的变化，从而被后人所误读呢？对此，有学者回答道：“恩格斯选择一种与理论史真实不同的逻辑言说来说明唯物辩证原则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或许是出于阐述的简单和清晰。”[132]的确，恩格斯晚年书写的大众化笔触以及马克思哲学阐释的“权威性”角色似乎给其思想蒙上了一层薄纱，使人们感觉他与马克思的思想关系变得“晦涩难解”。但是，退一步讲，如果没有晚年恩格斯对马克思文本语境的回顾及评介，对马克思晚年关注的理论课题的大众化阐释，人们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可能还需要漫长的过程。
（3）研究晚年恩格斯哲学思想的理论视域
世界上没有两片一样的树叶。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马恩共同创立的，但他们二者之间思想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我们在研究晚年恩格斯哲学思想时，不能如上述国内外学者所炮制的各式各样的“差异论”那样，曲解或贬低晚年恩格斯的哲学思想，而应在正确看待两人思想关系一致的前提下承认他们的差异性，从而正确评价晚年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地位。就马恩哲学思想差异来看，我们认为，这种差异不单单表现在学术分工、知识结构、理论旨趣、个性上，更多的是表现在话语阐释上。
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话语的表达上体现为学术性话语与应用性话语的有机统一。其中，学术性话语是在学术思想的创造中通过学理性的语言表现出来的，而应用性话语是在理论的宣传普及和实际运用中以通俗化、大众化的语言表现出来的。前一种话语在马恩早年的著作中尤为明显，“它所表达的是以新唯物主义为标志的全新的、具有原创性的思想”[133]。正是这一话语才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科学的理论体系，后一种话语则在晚年恩格斯的论著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晚年恩格斯为了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使工人阶级在政治实践中理解并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他不仅在语言上力求通俗化，而且在原理阐释的内容上也尽量做到更加简化[134]。譬如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一文中，恩格斯深刻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建立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及辩证法在现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应用的基础之上。同时，他通过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加工修改，尤其是添加了大量“口头的解释”，使“纯学术性的著作”“直接在群众中进行宣传”[135]。因此，如果可以在马恩那里区分出“从空想到科学”和“从科学到行动”两种目标的话，那么，“在后一点上恩格斯的贡献显著地大于马克思”[136]。
由此可见，晚年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更加注重使用大众化的话语，使众多的研究者易于选择晚年恩格斯的一些著名的通俗读本作为研究对象，开展对其哲学思想的研究。据此，有些人往往就会得出晚年恩格斯的思想毫无创新之处甚至背离马克思思想的结论。可见，我们要驳斥这一结论，就要深入晚年恩格斯的“理论大厦”之中，从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角度，从他关于时代和无产阶级实践新问题的理论思考的角度来展开研究。正是如此，晚年恩格斯根据实践斗争的新形势和科学发展的新问题，对唯物史观进行补充及完善工作，提出的一系列新观点，无疑成为他“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贡献”[137]。具体而言，晚年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相互作用论。在纠正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以恩斯特为代表的“青年派”对唯物史观的误解时，恩格斯承认“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138]，因为他和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刚创立的一段时间里，为了在理论上批判历史唯心主义，在实践中肃清各种资产阶级的和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筑牢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思想基础，故而把理论的重点放在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上，从而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并不是线性发展的，在历史中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一个由多维立体的结构所构成的整体，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每个因素都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它们之间存在普遍的、繁杂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说：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139]
这段话充分表明了历史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有机统一性。历史发展中的主体是进行活动的有意识、有激情、有目的的个人，历史只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这样，社会历史的发展就表现为一切因素的交互作用，历史发展的各种因素不过是人自觉创造历史的活动在不同层面的表现形式而已。这些因素除经济因素外，还有意识形式、政治法律制度、地理基础以及外部环境等，它们在具体的现实社会生活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彼此依赖，最终形成了历史发展的总合力。
第二，坚持“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对历史的决定性原则。晚年恩格斯在充分利用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基础上，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了著名的“两种生产”理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140]“两种生产”理论不但能为我们揭开历史唯物主义的面纱，而且能够凸显两种生产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有效反对将唯物史观解读为经济决定论的思潮。然而，事与愿违，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141]未能出版，许多人对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并不买账，认定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基础和最终动力只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而恩格斯却把“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的生产”相提并论，完全打破了唯物史观的统一性。例如，第二国际的亨利希·库诺在看待这个问题时，认为恩格斯“只是简单地提了一下‘人的生产’，以作为一种新的决定性因素来补充经济方式，而没有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加以权衡”[142]。
第三，坚持阶级分析的原则。恩格斯晚年非常注重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时，坚持阶级分析原则。在19世纪9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中，对文学问题，特别是对优秀作家作品中所提出的社会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在“青年派”的机关刊物《自由舞台》上，对易卜生和斯特林堡的作品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一些“青年派”在他们那些打着文学评论幌子的文章中，贩卖着否定党的领导作用、藐视“做群众尾巴的具有党性的”的主张，力图破坏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作用，从其狭隘的阶级观念的范围中直接引申出艺术家的作品。对此，恩格斯发挥了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思想，即并非所有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在晚年的书信中不断强调一般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他认为某一位艺术家或哲学家创作的阶级性，就其内容来说，并不完全决定于作者的出身或社会地位，而首先决定于他从哪个阶级的立场来认识及解释世界，并在其著述中强化哪个阶级的社会地位。在1888年4月初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的信中，他以巴尔扎克为例，指出，巴尔扎克作为现实主义作家，他的最伟大的功绩就是，虽然其著作是对上流社会不可阻挡的衰落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但是他“不得不违背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143]。此外，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他又揭示了阶级斗争在历史中的重要意义。写道：“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144]也就是说，在阶级社会中，对于上层建筑的理解，必须揭示其背后的阶级动因。
总而言之，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他们都没有僵化、教条地运用、理解和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相反，晚年恩格斯十分担心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轻易达到和轻易理解的公式图解，始终要求人们要“像马克思那样来思考”，不到现存著作中去寻找公式。因为在他看来，公式是停滞的信号。可是，在第二国际理论家那里，情况却发生了偏差，作为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逐渐销蚀了哲学辩证的批判锋芒，不是退化为一种实证主义方法，就是悄然沦为以考茨基为首的正统派所宣扬的“纯粹方法论”教条。
2.反对、建构与修正：第二国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路向
在普列汉诺夫所处的历史时代，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诠释、解构、修正、批判的声浪一直没有停息。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认为“把蕴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的大量历史观点系统地整理出来，是一件很有价值的工作”[145]，力图深入解析历史唯物主义内涵，探寻其理论真谛，用以解释和指导现实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活动；另一方面，在恩格斯逝世后，泛起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借口时代的新变化，觊觎重释、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其实质则是根本否定、摒弃历史唯物主义。与此同时，还有以饶勒斯为代表的理论家以隐蔽的方式贩卖其修正主义观点，用其他流派的思想观点来补充唯物史观，曲解、修正它。这三股思潮交相呼应，共同构成了普列汉诺夫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境遇。
（1）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奏鸣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的第二个50年（从19世纪90年代起）一开始就是同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进行斗争。”[146]这个“派别”就是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
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施坦从1896年到1898年，在《新时代》上陆续发表了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的六篇文章，以及在1899年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目的在于说明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经济社会政治条件的不断变化，那些过去曾被认为是理论权威的观点必须得重新审视，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是在和今天完全不同的情况下，根据今天已不再合适的前提制定的，用它来做衡量许多工作的标准，就是不够的或者是错误的了”，进而重释和解构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在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时，只有“扩张解释，才能使它今天保有价值”，在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时，“根本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各种物质势力和各种精神势力的相互作用，不管谁这样做，都应该纠正”[147]。
伯恩施坦指出，所谓唯物主义者首先必须承认把一切现象归于物质的必然性，因此，将唯物论应用于历史的解释，就是主张一切历史和进化的必然性。换言之，对各种现象的解释，必须从其物质总和及相互作用加以考量。基于这些判断，伯恩施坦把历史唯物主义指认为“庸俗经济史观”和“历史宿命论”。也就是说，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是消极无为的，意识和存在也被机械地对峙起来。与此同时，伯恩施坦主张用一种多因素的历史决定论来置换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形态，以区别于马克思恩格斯。因此，他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是多元的，“今日把唯物的历史学说运用于事实，应该在其最发达的形式上来做，换句话，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影响，对各个时代的法律观念、伦理观念、历史传统和宗教传统，以及地理的和其他自然的势力的影响，也要十分斟酌”[148]。在这里，唯物史观已经丧失了它的合理内核，以至于伯恩施坦公开用新康德主义来指导社会主义运动，在他看来“回到康德去”[149]才是唯一拯救历史唯物主义的路径及方法。这一思潮在俄国国内也有许多“应声虫”，诸如“合法马克思主义”、经验批判主义等不同流派，在规律性、自由与必然、人与环境、英雄与群众、宗教、伦理与道德等问题上肆意散布许多唯心主义的观点，共同对唯物史观发起各种指责和攻讦。
（2）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合唱
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战友及“遗嘱执行人”，第二国际理论家在历史领域辛勤耕作，深入研究，不断开掘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宝藏。其中造诣颇深的翘楚除普列汉诺夫之外，当属梅林、拉法格、考茨基、拉布里奥拉、卢森堡等人。在他们理解、阐释、宣传、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形成了卷帙浩繁的历史唯物主义文本文献群。诸如《论历史唯物主义》（梅林，1893）、《伦理学和唯物史观》（考茨基，1906）、《唯物主义历史观》（考茨基，1927）、《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拉法格，1883）、《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拉法格，1895）、《卡尔·马克思的历史方法》（拉法格，1904）、《唯物史观概论》（拉布里奥拉，1895～1898）、《马克思的国家、社会和国家学说》（库诺夫，2006）等。总体来看，这些论著都以“唯物史观”为关键词，以诠释、建构“历史唯物主义”为主动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基本框架、基本原理作了深入的解说及阐释，其中的诸多闪光点成为启迪、激发普列汉诺夫的重要“指引”。但是，他们在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也存在随意“剪辑”理论元典，将“社会达尔文主义、机械论、实证主义、折中主义”等思想肆意附加在历史唯物主义名下，误判时代形势，教条式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等弊病，这些缺憾及不足也为普列汉诺夫历史唯物主义创作提供了巨大的生发、生长及拓展空间。
（3）修正历史唯物主义的声浪
如果说伯恩施坦是明目张胆地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坦言历史唯物主义已过时，对其大加责难的话，那么，作为法国社会党创始人、第二国际领导人之一的让·饶勒斯则是以隐蔽的方式来宣扬其修正主义观点，极力使自己的修正主义思想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华丽外衣，竭力宣扬自己“毫无保留地拥护马克思的学说”。就实质而言，饶勒斯的目的是在玷污历史唯物主义的纯洁性、科学性的过程中，对其诸多原理进行修改。
在饶勒斯看来，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是可以融合的。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是“经济唯物主义”，也就是说，经济关系，人们互相之间的生产关系构成历史发展的基础。人们通过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形式彼此发生关系，决定社会有什么样的性质、有什么样的人生观、有什么样的道德，决定它的活动总方向。另外，唯心主义历史观认为，“人类的进步……是由于人类模糊地或清楚地感觉到的这种理想的影响”，换言之，观念本身是运动和行动的原则；理性的观念绝不依赖于经济的因素。那么，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对此，饶勒斯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这两种看来似乎是互相对立的、彼此不相容的观点事实上在现代社会的意识中已经几乎调和一致和融合为一了。”[150]为了从理论和学理上证明自己的观点，他首先说明“对立面的综合”的方法论原则的普遍性。饶勒斯以笛卡儿、莱布尼茨、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为例，强调他们的理论都是运用了这个“特别巧妙的方法”。例如，在斯宾诺莎的著作中，找到了自然同上帝、事实同观念、力量同权利的同样的调和。在康德的著作中，为了解决宇宙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时间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原因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一切都服从于普遍的和倔强的必然还是行动自由的余地，等二律背反，他都力图找出“矛盾的论点的综合”。
同样，饶勒斯认为，关于矛盾同一的现代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特征。他认为，马克思曾在许多著作中，对这个对立规律进行了光辉的运用。在说明战争与和平对立时，马克思常引用赫拉克利特的公式：“和平只是战争的一种形式、一个方面；战争只是和平的一种形式、一个方面。不应当彼此对立起来；今天的斗争只是明天的和解的开端。”因而，饶勒斯希冀在“不违背马克思学说的精神”的前提下，进一步发展调和矛盾、综合对立面的这个方法，找出“经济唯物主义和历史发展的唯心主义理解的基本的调和”。他认为，经济力量与精神力量是相互渗透的。此外，马克思曾讲道，一切进步的发展都只是经济现象在头脑里的反映。然而，饶勒斯对这句话产生了怀疑，认为马克思没有注意到经济与精神力量的相互渗透性。紧接着，他又指出，人们的任何经济活动都会在意识中得到反映，这些在人的意识中存在的力量不仅不是消极无为的，而且极大地影响了各种经济活动。在饶勒斯看来，“精神力量与经济力量是彼此渗透的”[151]，不能将二者作抽象、孤立的认识。例如各种意识形态都是对人们经济活动的反映，由此看来，既然思想的东西与经济的东西之间经常不断发生作用和反作用，那么，“根本不能把各种思想、各种制度的总和跟经济体系分开”，所以，经济的基础性地位也无从谈起了，也“不能把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对立起来”。
基于这些分析，饶勒斯强调“正义、权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动力作用。他认为，马克思忽视了权利与正义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为依马克思之见，人们进行活动并不服从于某一抽象的正义观念或抽象的权利观念。对此，饶勒斯补充道：“一切历史运动是人同对人的利用之间的基本矛盾的结果。”[152]人们在现实生活过程中，只有追求一种同人的矛盾比现存的制度同人的矛盾少的社会制度才能追求到正义。这种正义恰是由现实经济政治的发展所提供的。这在所有时代都是一样的，无论地点、时间和经济要求如何不同，人类都会发出同样的叹息与希望的气息，这口不灭的气息“正是所谓权利的真髓”。饶勒斯的这一思想，在随后遭到了拉法格的严厉驳斥，拉法格在《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1895年1月12日）一文中指出，饶勒斯对我们说，与社会环境发生矛盾的博爱和正义的概念，导致人类的发展。这种观点是十分荒谬的。如果说事实真的如饶勒斯所指出的那样，那么，我们将永远地停留在原始社会，因为在这里，博爱与自由得到了最全面的表现。因此，只能说“正义的概念并不与社会环境的现象相矛盾，反而与它相适应”[153]。
总而言之，第二国际主流理论家，无论其理解、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水平多么高深，价值多么巨大，都不能把他们的思想、观点及解读完全看成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他们对于唯物史观的理解及建构，只是他们自己的阐释，故而深深留下了这些解释者自身的印迹。所以，虽然在“原生态”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这些“再生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之间的界限是泾渭分明的，但是，我们也从中窥探到第二国际理论家诸多思想的闪光点，而这些思想观点也为普列汉诺夫研究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经验，生发的视角及空间。概括起来，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指南的重要意义。恩格斯晚年针对法国、德国的一些青年学者热衷于把马克思学说作为时髦，而不刻苦钻研，只着眼于马克思学说的个别字句，仅用主观的剪刀随意裁剪历史的事实，指出：“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154]当然，在这里，恩格斯主要是为了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蕴，澄清人们对唯物史观的误解。第二国际理论家纷纷响应了这一号召，在他们的著述中，不约而同地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方法”的重要意义。梅林在《保卫马克思主义》一书中，针对运用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思潮的泛滥，以及资产阶级学者攻击唯物史观是“任意的历史结构”“死板的公式”时，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最后真理为其终点的体系；它只是研究人类发展过程的科学方法”[155]。考茨基完全同意梅林的意见，并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历史研究的原则和方法，他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唯物主义是嵌在他们的方法之中的。特别是恩格斯曾经明白地表明了这一点。”[156]拉法格在《思想起源论》中认为，马克思不是采取罗列许多公理、定理、理论形式提出他的历史方法的；这些东西在他看来只是研究的工具，他只限于用最简短普通的话阐述这种工具，对它加以检验。拉布里奥拉始终把唯物史观看成理论与方法统一的科学。他强调在我们运用唯物史观去研究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时，只能把它作为研究的指南，而不能用它取代具体的历史研究[157]。
卢森堡在《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提出：“历史的研究方法”是马克思学说不朽的部分。她不仅认为在考察各类历史事件时，“只能用以过去为起点再现一个事件的办法来检验对于这一事件的解释是否符合唯物主义”[158]，而且在看待资本主义的发展轨迹时，她认为，马克思之所以能超越斯密、李嘉图这样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正是由于他把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当作一个历史现象来理解，并且不仅是往后看，……而且还往前看，不仅看到自然经济的过去，尤其看到社会主义的未来”[159]。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向后思索法”的扼要阐述，也就是说，为了科学认识当前的生产方式，既要充分说明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又要观照未来的发展趋势，以“未来”来引导现实的发展。另外，她特别重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蕴。卢森堡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可能是僵化的教条、死板的公式，“历史唯物主义特有的辩证思维要求人们不要以静止的眼光，而要以运动的眼光去观察事物现象”[160]。例如，修正主义者将《共产党宣言》中马恩关于早期资本主义论断不加分说地应用到58年后的现实中，因而这完全是“形而上学思维的一个突出的范例，是把宣言作者活生生的历史观变成一种僵死的教条”[161]。在卢森堡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始终随着无产阶级斗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及完善。
同时，这些理论家不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人文社会科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诸如语言文学、伦理学、宗教学、历史学、经济学、民族学、人口学等，从而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在新学科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
第二，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东鳞西爪”剽窃了一些历史知识后，而“杜撰的历史理论”“是资产阶级伪科学的鬼话”。对此，梅林强调：“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服从于它自己所制定的那个历史运动规律。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162]拉布里奥拉在《纪念〈共产党宣言〉》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明了该文写作的目的就是说明“唯物主义历史观正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163]，竭力证明理论是它所说明事物的再现。为了弄清历史唯物主义产生的必然性，就不仅必须研究那些被称为社会主义先驱的人（包括圣西门和更早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研究哲学家（特别是黑格尔）和解剖生产商品的社会经济学家，还必须了解现代社会的形成本身。
第三，积极探询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不难发现，第二国际理论家在阐释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时有一个共同点，即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奉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元典”。譬如，梅林强调，《〈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既简短而又令人信服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要义”[164]；拉布里奥拉指出，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以前的一本著作的序言里准确而清楚地概括了唯物史观的指导思想。《共产党宣言》的中枢、实质和决定性特点完全贯穿着新的历史观。考茨基也持同样看法，认为“马克思是在那篇序言里以经典的方式概述了他的历史观的”[165]。伯恩施坦认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以……特殊形式的关系的句子表述了他的历史哲学或社会哲学的一般特征”[166]。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马克思的论著虽然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但只是作了粗线条、原则性的论述，其具体原理并没有得到充分展陈，这样无疑会带有不完全、不全面的缺憾。譬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向我们展示了社会形态演进的整个过程，即“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67]，但此文中他既没有说明“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也没有说明这几种形态之间的区别及联系。科尔施对此评价道：“《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两本书主要从一个方面阐明了唯物主义原则，要么强调它的实践的和革命的方面，要么强调它的理论的、经济的和历史的方面，但是不能说是综合的。”[168]尽管如此，这也未能阻挡第二国际理论家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的拓展，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②知识分子的社会属性；③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交互作用；④人民群众与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⑤阶级的概念与阶级斗争。
第四，对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总体性原则的强调。在第二国际时期，唯心史观的大行其道，致使肢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潮诸如经济决定论、物质决定论等涌现。因此，为了捍卫唯物史观，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不断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原则。考茨基认为唯物史观的意义主要在于，它迫使人们把一切时代的一切历史现象看作一个统一的总关系[169]。拉布里奥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要叙述历史事件的过程，而不要抽象化，要记叙和解释整个的历史，而不是仅仅把分解为一些单个因素并分析这些因素”[170]。
与他们所不同的是，卢森堡对辩证法作了深刻的透析。一方面，她认识到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革命性因素，指出“辩证的思想方法……在正确理解了的时候是多么革命”；另一方面，她认为辩证法就是总体性方法。譬如在《我们的导师的遗著》一文中，卢森堡对辩证法曾作两点说明：①马克思之所以能摆脱黑格尔唯心史观的束缚，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他运用了“辩证法即思想的方法”，从“一个总的观点出发”即“对实际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一切局部问题提出协调一致的解释和统一的解决方法”[171]；②马克思的学说之所以具有不寻常的作用，正是由于“他始终按他所论述的一切问题之间的最重要的辩证关系，从最全面的历史观点去阐明它们”[172]。综合这两点论述，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的辩证法具有总体性即整体性、历史性的特征。换言之，马克思学说的魅力，正是由于它能从总体上把握历史进程。
总之，这些研究历史唯物主义总体性的原则，在当时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历史情境上，第二国际理论家与原生态马克思主义有着很大的不同。理论与现实的落差、主客观条件的改变，致使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在建构、宣传唯物史观时，悄然背离、钝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方法论及范式，不是落入实证主义、经济主义的窠臼，就是深陷达尔文主义、折中主义的樊篱。然而，在我们以往的研究中，对他们这些理论进行了有失误的分析，总是着眼于其个性及政治立场的差别，而往往忽略了他们的共性。这样做，无疑会带来极大的片面性。因此，阐发他们的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失误，对于公允评价第二国际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问题之一：在理解与建构唯物史观时，忽略辩证法。19世纪下半叶，在欧洲大陆盛行着批判黑格尔哲学的时尚，从而否定了其辩证法思想，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重返了18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老路。正如科尔施所指出的那样，19世纪后半期的资产阶级学者对黑格尔哲学极度漠视。由于这一思潮的影响，在第二国际内部，一些理论家在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曲解、误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变革的意义。譬如，考茨基将辩证法纯粹地理解为否定之否定的精神过程。在对待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关系上，他认为，无论马克思恩格斯都是把同样的过程放到黑格尔辩证法的同样公式里。黑格尔的辩证法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启发性的原理”，而不是绝对的真理。因而，“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公式，即使把它简单地‘颠倒’过来，在自然界里和在社会里都不能普遍地应用，倒常常只能以很勉强的方式才能应用，在很多情况下根本不能应用”[173]。伯恩施坦指出，“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是妨碍对事物进行任何推理正确的考察的陷阱”[174]。恩格斯不能或者说不愿超越它。对此，科尔施评价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本质上是辩证的唯物史观，最后在他们的追随者那里变成了某种非辩证的东西。”[175]
问题之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实证化的理解。19世纪后半期，实证主义广为盛行，这种思潮只强调“世界呈现给我们什么”，而不去深究“世界本身是什么”；只注重表面现象，而轻视背后本质。在这一社会文化背景下，第二国际内部较普遍地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实证主义化、“科学化”的理解。正如哈贝马斯所言，“老实证主义不仅直到20世纪，在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哲学中心起着巨大作用，而且也给第二国际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打上了印记”[176]。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科学化”理解。如梅林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一样，都遵从同样的“科学研究的原则”。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科学假说”，只需要在历史材料上作实践的验证，通过经验的原则进行研究。考茨基也强调，“马克思把经济法则当作自然法则，在这一点上，他和古典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是完全一致的”[177]。其二，历史唯物主义的“工具性”理解。拉法格指出：“经济决定论，这是马克思交给社会主义者的新的工具。”[178]梅林肯定了拉法格的这一说法，在为《卡尔·马克思经济决定论》一书序言中指出，“拉法格十分正确地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研究的工具，他只限于用最简短普通的话阐述这种工具，而对它加以检验”[179]。由此看来，第二国际主流理论家是以实证主义为蓝本，在“客观的和精密的科学”的名义下“科学地”分析孤立的事物，从而剥离了事物与环境之间的联系，断定现实就是事实。为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明了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缺陷，认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方法论正是从孤立的事实出发的科学实证主义”[180]。所以为了改变这种错误方法，必须坚持总体性原则，“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的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181]。
问题之三：坚持折中主义倾向，割裂历史唯物主义与哲学间的联系。当时，第二国际内部曾流行着一种“时髦”的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自己独立的哲学形态，因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就有了所谓“消灭哲学”的论述。例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182]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183]对此，第二国际理论家认为马克思主义只包括经济理论和唯物主义历史观，而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其说是哲学，不如说是科学。例如考茨基认为“哲学精神本身既提不出问题，也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手段”[184]，所以“马克思主义不是哲学，而是一种经验科学”[185]。梅林就新康德主义者朗格的观点发表意见时，指出：“我们在这里不讨论‘哲学本身’，而只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186]因此，在他们看来，历史唯物主义不依赖于任何哲学观念。此外，在对待各种不同哲学思潮和流派时，他们又陷入了无原则的折中主义。不是“附加各种各样的‘保留’、‘退却’和‘补充说明’”就是“在‘唯物主义’这个词前面，附加各种定语”[187]，以至于考茨基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可以“与任何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的世界观合得拢”[188]，梅林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马赫与马克思完全相一致，完全撇开哲学，而只在历史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实践工作中考察人类的精神进步”[189]。可见，他们的这种折中主义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有害的，而且在政治实践上为改良主义的迅速蔓延提供了土壤。
问题之四：历史唯物主义术语的滥用。在第二国际理论家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使用存在许多版本。其一，历史唯物主义等于经济决定论、经济唯物主义、经济史观。拉法格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方法》（1904年）一文中指出，“经济决定论或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唯物主义都是意义相同的说法”，后来，他更是将此文与论述意识形态起源的其他一些论文汇编成册，直接命名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1908年）。库诺则认为将历史唯物主义“称为经济史观更好”[190]。其二，历史唯物主义等于“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梅林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与“机械唯物主义和自然唯物主义”是完全一致的，差别仅仅在于研究领域的不同。其三，历史唯物主义等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考茨基在讲演[191]、论著中都使用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个名称，在被问到为什么使用这个术语时，他指出，“我们之所以必须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个名称，理由并不仅仅在于忠于历史事实”[192]。伯恩施坦则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中的最重要环节”，因此才“被命名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193]那么造成这种滥用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对此，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拉布里奥拉作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解答，他认为：①人们没有弄明白这个术语同其他概念和现象的联系；②不从起源上研究这个学说产生的原因；③不从它的追随者们反驳自己的对手的异议的论战中弄清这个术语的意义，而简单地分析构成这个术语的几个词。[194]
此外，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术语的表述始终没有固定下来，因而为后继者的理解提供了极大的伸缩空间。例如，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70年《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以及《反杜林论》中都使用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术语，然而，到了晚年，他在《致康·施米特》（1890年）中突然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并在随后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及英文版序言、《致弗·雅·施穆伊洛夫》（1893年）等著述中多次使用，且有时将“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交替互换。诚然，这种状况也深刻反映了概念与术语之间的关系。概念是对事物关系、过程和属性的逻辑把握，是客观本质的主观反映；术语是表达概念的语词。可以说，概念是内容，术语是形式。客观事物是由错综复杂的要素、层次、关系构成的综合体。概念与术语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一致的。概念由于与实践联系紧密，所以它经常处于不断选择术语的过程中，它们之间的一致性只是相对的。不仅概念在不成熟时很难用一个术语表示，而且当概念发展到特别成熟的时候，将其定格为一个术语也是有条件的。因此，如果我们拘泥于术语、个别语词，热衷于咬文嚼字，那么就必然遮蔽概念的本真内涵，所以在看待“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术语时，我们应当联系它的概念语境来把握和理解。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97页。
[2] 〔法〕拉法格：《拉法格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85，第213页。
[3]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贾士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第30页。
[4] 〔法〕拉法格：《拉法格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85，第212页。
[5] “普列汉诺夫纪念馆档案室”档案材料，《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4年第19期，第46页。
[6] 〔德〕罗莎·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275页。
[7] 顾焕章：《技术经济学概论》，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5，第21页。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48页。
[9] 〔德〕罗莎·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359页。
[10] 普列汉诺夫从1890年起，花了10年时间，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的新现象，即工业与商业中垄断的增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20页。
[12] 参见安启念《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与文化滞后——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义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第11页。
[13] 〔俄〕别尔嘉也夫：《俄罗斯思想：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雷永生、邱守娟译，三联书店，1995，第32页。
[14] 〔苏〕米·约夫楚克、伊·库尔巴托娃：《普列汉诺夫传》，宋洪训、纪涛等译，三联书店，1980，第13页。
[15] 列宁在《我们拒绝什么遗产》一文中，指出“60年代遗产”的本质表现在三个方面：①对于农奴制度及其在经济、社会和法律方面的一切产物充满着强烈的仇恨；②热烈拥护教育、自治、自由、西欧生活方式和整个俄国全盘欧化；③坚持人民群众的利益，主要是农民的利益。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09页。
[16] 刘祖熙：《改革和革命：俄国现代化研究（1861-191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380页。
[17] 〔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雷永生、邱守娟译，三联书店，1995，第34页。
[18] 〔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雷永生、邱守娟译，三联书店，1995，第34页。
[19] 从18世纪开始，沙皇政府陆续派出学生到西欧国家留学，着重学取公民守则方面的完善训练，以便学成之后，成为俄国独裁体制更忠实的仆人。
[20]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三联书店，1974，第814页。
[21]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232页。
[22] 〔英〕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译林出版社，2001，第148页。
[23]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18页。
[24] 〔苏〕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历史概要》上册，贝璋衡等译，三联书店，1978，第237页。
[25] 《普列汉诺夫哲学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59，第143页。
[26] 《普列汉诺夫哲学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59，第144页。
[27] 《普列汉诺夫哲学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59，第143页。
[28] 〔英〕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01，第272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96页。
[30]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59，第177页。
[31] 《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第659页。
[32] 《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第653页。
[33] 《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第655页。
[34] 《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第660页。
[35] 《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第659页。
[36] 《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第658页。
[37] 《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第641页。
[38] 《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第716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第473页。
[40] 《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第811页。
[41] 《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第716页。
[42] 《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第811页。
[43] 〔俄〕尼古拉-逊：《我国改革后社会经济概论》，圣彼得堡，1893年俄文版，第322～323页，转引自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王荫庭译，商务印书馆，2012，第61页。
[44] 孙来斌：《跨越论与落后国家经济发展道路》，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第80页。
[45]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36页。
[46]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59，第186页。
[47]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三联书店，1974，第106页。
[48]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三联书店，1974，第106页。
[49]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88页。
[50]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86页。
[51] 〔苏〕福米娜：《普列汉诺夫的哲学遗产》，郭从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3页。
[52]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三联书店，1974，第433页。
[53] 高放、高敬增：《普列汉诺夫评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第15页。
[54] 高放、高敬增：《普列汉诺夫评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第16～17页。
[55] 《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第493页。
[56] 《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第489页。
[57] 参见〔苏〕纳尔斯基、波格丹洛夫、约夫楚克《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下册，金顺福、贾泽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333～334页。
[58] 〔苏〕米·约夫楚克、伊·库尔巴托娃：《普列汉诺夫传》，宋洪训、纪涛等译，三联书店，1980，第35页。
[59]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卷，第107页，转引自〔苏〕米·约夫楚克、伊·库尔巴托娃《普列汉诺夫传》，宋洪训、纪涛等译，三联书店，1980，第35页。
[60] 〔苏〕纳尔斯基、波格丹洛夫、约夫楚克：《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下册，金顺福、贾泽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354页。
[61] 《普列汉诺夫遗著》俄文版第8卷，第210页，转引自〔苏〕米·约夫楚克、伊·库尔巴托娃《普列汉诺夫传》，宋洪训、纪涛等译，三联书店，1980，第79页。
[6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8页。
[63] 〔苏〕纳尔斯基、波格丹洛夫、约夫楚克：《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下册，金顺福、贾泽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355页。
[64] 〔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1903年-1908年）》上册，虚容译，三联书店，1964，第174页。
[65] 〔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1903年-1908年）》上册，虚容译，三联书店，1964，第174页。
[66] 《普列汉诺夫哲学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59，第271页。
[6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40页。
[68] 〔俄〕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王荫庭译，商务印书馆，2012，第269页。
[69] 《普列汉诺夫哲学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59，第314页。
[70] 参见〔苏〕米·约夫楚克、伊·库尔巴托娃《普列汉诺夫传》，宋洪训、纪涛译，三联书店，1980，第78页。
[71]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三联书店，1974，第93页。
[72] 《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第559页。
[73] 《我们所期待的革命是什么？》，《民意导报》第2期，第236页，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61，第310页。
[74] 《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第239页。
[75] 《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第554页。
[76] 《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第9页。
[77]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59，第273页。
[78]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59，第51页。
[79] 张光明：《从跳跃到不可“跳跃”——重评普列汉诺夫的俄国社会发展规划》，《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2期。
[80]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59，第314页。
[81]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59，第142页。
[82]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59，第242～243页。
[83]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59，第332页。
[84] 〔英〕拉贝兹：《修正主义 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论丛》，柴金如译，商务印书馆，1963，第49页。
[85]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59，第185页。
[86] 〔苏〕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历史概要》上册，贝璋衡等译，三联书店，1978，第237页。
[87]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59，第146页。
[88]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59，第145页。
[8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6页。
[90] 〔美〕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姜海波、王贵贤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140页。
[91] 国内学术界，关于“晚年恩格斯”的时间界定，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较为流行，认为1883年马克思逝世至1895年恩格斯逝世，如黄楠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第二种观点则将这个时间起点定格于1871年巴黎公社，诸如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人民出版社，2009），陈先达《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总览》（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然而，第三种观点更是将这个时间段限定在恩格斯人生的最后五年，如李述森《列宁与恩格斯晚年思想》（《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6期）。然而，我们更同意第二种观点。因为恩格斯在《致布洛赫的信》（1890年）当中曾指出，他在《反杜林论》（1878年）及《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两部著作中，“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
[92]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602页。
[9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25页。
[94]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1，第432页。
[95] 〔德〕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第94页。
[96] 〔德〕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吉洪译，人民出版社，1982，第295页。
[9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第28页。
[98] 〔德〕考茨基：《一封关于马克思和马赫的信》，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3辑，人民出版社，1981，第251页。
[99] 〔德〕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吉洪译，人民出版社，1982，第161页。
[100] 〔德〕柯尔施：《我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3辑，1983，第248页。
[101] 〔意〕葛兰西：《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第221页。
[102] 需要说明的是，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70年《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以及《反杜林论》中都是使用“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术语，然而，他在《致康·施米特》（1890年）中却第一次使用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并在随后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及英文版序言、《致弗·雅·施穆伊洛夫》（1893年）等著述中多次使用，且有时将“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交替互换。
[103] 〔美〕诺曼·莱文：《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臧峰宇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19页。
[104] 〔美〕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姜海波、王贵贤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138页。
[105] 俞吾金：《被遮蔽的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12，第29页。
[106] 俞吾金：《被遮蔽的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12，第2页。
[10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8页。
[10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97页。
[109]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62，第222页。
[110]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1，第311页。
[111] 〔南斯拉夫〕普雷德腊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李嘉恩、韩宗等译，人民出版社，1986，第452页。
[112]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47页。
[113] 〔德〕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吴仲昉等译，商务印书馆，1988，第52页。
[114] 〔美〕马尔库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万俊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第7页。
[115] 〔英〕约瑟夫·狄慈根：《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杨东莼译，上海三联书店，1978，第241页。
[116] 〔英〕约瑟夫·狄慈根：《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杨东莼译，上海三联书店，1978，第247～248页。
[117] 〔英〕约瑟夫·狄慈根：《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杨东莼译，上海三联书店，1978，第243页。
[118] 〔英〕约瑟夫·狄慈根：《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杨东莼译，上海三联书店，1978，第233页。
[1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96页。
[1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17页。
[1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84页。
[122] 臧峰宇：《重思晚年恩格斯视域中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4期。
[1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1页。
[1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1页。
[1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88页。
[1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16～519页。
[127] 〔美〕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姜海波、王贵贤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133页。
[1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93页。
[1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21页。
[13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96页。
[13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98页。
[132] 周宏：《晚年恩格斯的马克思哲学观疏论》，《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133] 参见何萍《当代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思想史语境及其建构》，《学术月刊》2016年第5期。
[134] 例如，恩格斯在《反林林论》、《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起源》以及部分晚年书信中，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存在多种不同的表述，而且力图做到简单明了。
[13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94页。
[136] 胡大平：《回到恩格斯：文本、理论和解读政治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第99页。
[137] 朱传棨、曹玉文：《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比较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第235页。
[13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93页。
[13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92页。
[14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页。
[141]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系统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时，就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明确把物质生活的生产分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新的需要的生产和人本身的生产三个方面，并将前两者表述为“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以及“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19～520页。
[142] 〔德〕亨利希·库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袁志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第470页。
[14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71页。
[14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06页。
[145] 〔德〕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吉洪译，人民出版社，1982，第4页。
[146]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页。
[147] 〔德〕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任务》，宋家修等译，三联书店，1958，第15～16页。
[148] 〔德〕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任务》，宋家修等译，三联书店，1958，第13～14页。
[149] 〔德〕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马元德译，东方出版社，1989，第225页。
[150] 〔法〕让·饶勒斯：《饶勒斯文选》，李兴耕译，人民出版社，2009，第48页。
[151] 〔法〕让·饶勒斯：《饶勒斯文选》，李兴耕译，人民出版社，2009，第56页。
[152] 〔法〕让·饶勒斯：《饶勒斯文选》，李兴耕译，人民出版社，2009，第58页。
[153] 〔法〕让·饶勒斯：《饶勒斯文选》，李兴耕译，人民出版社，2009，第69页。
[15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87页。
[155] 〔德〕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吉洪译，人民出版社，1982，第25页。
[156] 〔德〕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一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第23页。
[157] 王文英编《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评传》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第565页。
[158] 〔德〕罗莎·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368～369页。
[159] 〔德〕罗莎·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人民出版社，2012，第45页。
[160] 〔德〕罗莎·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129页。
[161] 〔德〕罗莎·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129页。
[162] 〔德〕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吉洪译，人民出版社，1982，第3页。
[163] 〔意〕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84，第92页。
[164] 〔德〕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吉洪译，人民出版社，1982，第5页。
[165] 〔德〕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一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第18页。
[166] 〔德〕伯恩施坦：《伯恩施坦读本》，殷叙彝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第218页。
[16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92页。
[168] 〔德〕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1989，第37页。
[169] 〔德〕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三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393页。
[170] 〔意〕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84，137页。
[171] 〔德〕罗莎·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372页。
[172] 〔德〕罗莎·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403页。
[173] 〔德〕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一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第152页。
[174] 〔德〕伯恩施坦：《伯恩施坦读本》，殷叙彝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第247页。
[175] 〔德〕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1989，第27页。
[176]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49页。
[177] 〔德〕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三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436页。
[178] 〔法〕拉法格：《拉法格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85，第294页。
[179] 〔德〕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吉洪译，人民出版社，1982，第77页。
[180] 梁树发、李慧：《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研究方法辨析》，《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181]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第56页。
[18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0页。
[18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8页。
[184] 〔德〕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三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435页。
[185] 〔德〕考茨基：《一封关于马克思和马赫的信》，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三辑），人民出版社，1981，第251页。
[186] 〔德〕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一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第69页。
[187] 吴晓明：《哲学之思与社会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第259页。
[188] 〔德〕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一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第29～30页。
[189] 〔德〕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吉洪译，人民出版社，1982，第161页。
[190] 〔德〕亨利希·库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袁志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第509页。
[191] 1921年10月份，考茨基应邀到哥本哈根大学做了三次讲演，当时就选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个题目。
[192] 〔德〕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一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第69页。
[193] 〔德〕伯恩施坦：《伯恩施坦读本》，殷叙彝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第220、221页。
[194] 参见〔意〕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杨启熆等译，人民出版社，1984，第5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