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均衡的破坏

由于缺乏自动调节的内生机制，在以可调整的固定汇率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采取以邻为壑政策的做法并不罕见。从实现均衡的路径来看，增加内需的办法相较货币竞争性贬值的办法，难度显然要大得多，各国当然都更愿意采取简单易行的办法来实现内部均衡。当一些国家采取这种政策的时候，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其他国家只有在外部失衡（赤字）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内部均衡，而这些国家要实现外部均衡，只能通过财政紧缩政策。由于汇率自动调整的机制缺位，加上《关贸总协定》又限制了各国通过贸易政策进行调整的潜在可能，在此背景下，各国开展政策协调的必要性便极大凸显，政策协调也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最重要的特征。综上所述，国际合作对维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缺乏政策协调，各国都竞相获取供给有限的国际储备资源，每个国家必然都去追求国际收支顺差，在这种情况下，达成合作几乎毫无可能。

一 主要经济体拒绝合作

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缺乏必要的调节机制，各国都不愿意主动让本国的货币贬值或升值。在出现大幅乃至不可持续的贸易失衡的时候，主要经济体拒绝调整汇率，给布雷顿森林体系带来很大压力。

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和日本都出现了长期大规模的贸易顺差，由于担心货币升值会影响出口，两国都拒绝以本国货币升值来缓解该情况，同时也没有采取增加财政支出提振本国需求这种必要而更为困难的方式来维持需求水平，最终导致该问题愈演愈烈。

不仅顺差国家拒绝调整，贸易逆差国也常常推迟汇率调整进程，甚至直到最终出现汇率危机，也不愿意采用紧缩政策来控制贸易逆差。为了防止汇率变动，盈余国家甚至会把本国的国际储备借给赤字国的银行，帮助其维持货币不贬值。但这只能短期拖延汇率调整的时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二 资本管制逐渐失效

“二战”后经济增长快速恢复，贸易也随之飞速扩张。国际私人资本市场高速发展，出现暂时国际收支失衡的国家可以很便捷地从国际资本市场获取资金支持，IMF的临时性稳定贷款变得无足轻重。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使资本管制以及维持可调整的固定汇率体系变得更加困难。私人资本流动增加使经常项目的赤字和盈余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当盈余国家如联邦德国和日本，拒绝对其汇率进行必要调整的时候，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开始承压。由于联邦德国与日本迟迟不愿让马克和日元升值，美国又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国际经济格局开始出现严重失衡。

资本管制的逐渐失效凸显了“不可能三角”的存在，人们意识到，美国不可能在美元不贬值的情况下，继续只依靠货币政策来实现内部均衡。美国对外深陷“越战”泥潭，对内推行“向贫穷宣战”计划，财政政策无法调整，而由于美元和黄金挂钩，其汇率也无法调整。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资本流动日益扩张，攻击美元的国际投机资本规模越来越大，这些因素的叠加引发了1971年投机者对美元的攻击，美国在当年正式宣布关闭美元兑换黄金的窗口。美元停止兑换黄金和取消固定汇率制标志着以可调整的固定汇率为主要特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寿终正寝。自此以后，固定汇率体系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一个以浮动汇率为标志的“非体系”取而代之。

三 美国的特殊外部均衡问题

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面临的一个特殊外部均衡问题是对美元的信心问题。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承诺将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则承诺将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这一制度完全依赖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于维护体系均衡点的把握。如果美元适度贬值，各国用美元向美联储兑换黄金，同时美国和其他国家采取措施促进国际收支再平衡，这一体系是可以维系的；但如果美元过度贬值，各国纷纷用美元兑换黄金，就可能造成美国单方面割断美元与黄金的联系。这种固定汇率制度的维系建立在美国作为主要储备发行国与其他国家就宏观经济政策开展战略合作的基础之上。^[12]

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采取的单方面宏观经济政策破坏了这种合作，导致通货膨胀，对于作为全球主要货币名义之锚的美元来说，这非常不合时宜。可以说1965年以后美国所采取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3年的最终崩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消亡暴露了金汇兑体系的一些根本性缺陷，如缺乏能够调整贸易失衡的国际合作以及美元黄金兑换危机等。

四 教训和启示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根本性错误是没有意识到对于瞬息万变的世界经济而言，一套非常详细具体的规则体系是徒劳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师自认为可以设计出一套逻辑上完备的规则，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对于《关贸总协定》这样范围较窄的微观层面协定而言，设计一套详细的规则和体系用于规范与反倾销和关税有关的经济行为是可行的。但宏观经济的概念过于模糊并且也过于重要，不太适合套用类似的体系去加以规制。监督他国扩张或收缩总需求的努力多半是徒劳且含混不清的，更没有办法强制一国政府对该国中央银行的行为负责，因为很多国家的央行就像美联储那样，是独立于政府的。

经济学家的看法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相关协定签订以后的一段时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前，凯恩斯主义者对于战后充分就业的前景比较悲观，但是战后经济的快速复苏使他们放弃了悲观主义的预测，此前反对资本自由流动以及反对通过调整名义汇率来改变实际汇率的立场也开始松动。“二战”后，很多经济学家一度认为保持汇率稳定对于促进全球贸易增长至关重要，在当时的国际经济大背景下，资本管制从技术层面看也是现实可行的。凯恩斯的相机抉择国内政策理论影响了整整一代经济学家，但他们日后逐渐发现，只要能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汇率是否固定并不那么重要。经济学家的观念不断发生着变化，总体上看，目前人们对于浮动汇率的认可度与布雷顿森林会议相关协定签订之初时相比有了较大改变。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一个以黄金为基础，且黄金和美元保持固定比价的国际储备货币供应体系是不可持续的。全球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条件的变化以及经济学家态度的改变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变化以及最终的崩溃。

与此同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也和各国政府没有遵守布雷顿森林会议相关协定所规定的约束和责任有关。各国政府永远都以各自的国家利益为先，政治家也都把对各自政治利益的追求放在首位。即使美国这种强调国际责任的国家，最多也只会将对外国的责任以及外国福利的考虑排到第二位，这是不可否认的国际政治现实。一旦布雷顿森林会议相关协定的规定和本国利益之间出现冲突，主要经济体毫无例外地选择了违背协定的规定。在没有IMF授权的情况下，英国对其汇率进行大幅贬值，法国采取了多样化的汇率体系，加拿大元也开始自由浮动。

Martin Feldstine也曾专门归纳总结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几个教训。^[13]

第一，任何为规范国际宏观经济关系而制定的具体规则体系都是短命的，因为经济条件不断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第二，一个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应该基于这样的理念，即各国政府会主动把国际合作的需要放在各自的国家利益之上予以考量。

第三，如果名义汇率固定，调整实际汇率就要求国内工资和价格进行调整，而这种调整进程往往是缓慢、痛苦且成本高昂的。因此应该允许名义汇率自由浮动。虽然一些国家有可能组成最优货币联盟，联盟之内的汇率是固定的，但是全球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是最优货币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协定过于强调汇率的稳定而忽视了调整的必要性。一个严格管控下的世界汇率体系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

第四，没有任何一份国际协定能够保证本国的价格稳定。当美国忽略了黄金与美元挂钩的国际责任，允许美国国内通胀率飙升的时候，美元黄金体系便无法为世界经济提供一个低通胀的环境，欧洲货币联盟也只有在欧洲货币区内部的锚货币保持足够低的通货膨胀率时才是现实可行的，各国只有依靠自身的宏观经济政策才能够确保价格稳定。

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之初凯恩斯就曾指出，国际货币体系最大的问题是赤字国在危机中进行调整的紧迫感和盈余国毫无调整压力两者之间的矛盾，而且这一矛盾会导致通缩乃至衰退。自此，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收支平衡之间，乃至国际货币体系与全球宏观经济稳定之间的关系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标志着“二战”后经济政策中曾占据核心地位的以充分就业为目标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的淡出，也标志着各国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中止。

值得一提的是，IMF并没有随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而瓦解，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最重要的遗产，直至今天，IMF仍然在救助危机、管理和协调国际货币事务等方面发挥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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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emin，P.，Vines，D. （2014），Keynes：Useful Economics for the World Economy，Cambridge，Mass and London：MIT Press.

[2] 参见陈雨露等的“内外均衡理论”，引自李扬主编《金融学大辞典》，中国金融出版社，2014。

[3] James，H. （2012），“The Multiple Contexts of Bretton Woods”，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28（3）.

[4] Adam，C.，Subacchi，P.，and Vines，D. （2012），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 Policy Coordination：An Overview，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28（3），pp.395-410.

[5] Temin，P.，and Vines，D. （2013），The Leaderless Economy：Why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 Fell Apart and How to Fix It，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6] James，H.（2012），“The Multiple Contexts of Bretton Woods”，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29（3）. 411-30.

[7] Meade，J. E. （1951），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Vol.1：The Balance of Payments，London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 Swan，T. （1955），“Longer Run Problems of the Balance of Payments”，paper presented to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published in H. W. Arndt and W. M. Corden （eds.）（1936），The Australian Economy，Melbourne：Cheshire Press，reprinted in R. Caves and H. Johnson （eds.）（1968），Reading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Homewood，IL，Irwin.

[9] Meade，J. E. （1951），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Vol.1：The Balance of Payments，London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0] 李扬、余维彬：《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回归有管理的浮动》，《经济研究》2005年第8期。

[11] House，B.，W. M. Corden and D. Vines（2013），“The IMF”，in S. Durlauf and L. Blume（eds.）（2008），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Second Edition，London：Palgrave Macmillan，http：//www.dictionaryofeconomics.com/ariticle？id=pde2008I1000183.

[12] 王华庆：《国际货币、国际货币体系和人民币国际化》，《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13] M.D.Bordo，and B.Eichengree （1991），A Retrospective on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Lessons fo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for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