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无人驾驶”的“非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73年正式解体以后，固定汇率制度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一个以浮动汇率为特征，被称为全球“非体系”（Non-System）的体系取而代之。在凯恩斯的政策框架中，财政政策主要用来实现内部均衡。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和“二战”后凯恩斯主义政策框架的终结基本同时发生，但积极实现内部均衡仍然作为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保留了下来。直至20世纪90年代，宏观经济的主动调控基本上完全依靠货币政策来实现。货币政策在通胀目标制的大框架下运行，而财政政策的目标仅仅局限于保证一国财政状况不出问题。全球经济就此进入一段无须国际合作的“无人驾驶”模式，世界经济经历了相当长一段以高增长、低通胀和低失业率为主要特征的发展黄金期，一直持续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这段时期被国际经济学界命名为“大缓和”（Bernanke，2004）。^[1]

“大缓和”时期的宏观经济理论建立在“单一目标、单一工具”的框架上。各国用利率政策工具来实现设定的通货膨胀目标，出现高通胀的时候，会提高利率以降低国内的通货膨胀水平。这种做法虽然也会给其他国家造成外溢影响，汇率会升值，通胀会向国外输出，但是正如本章下面将会分析的那样，面对包括汇率变动等在内的外溢效应，接受国也会提高各自的利率水平来予以应对，各国都以实现本国的充分就业为目标。在总需求足以支撑的条件下，外部均衡似乎无足轻重，国际协调也似乎变得没有必要。

总之，“大缓和”时期，在全球“非体系”下，对国际协调的要求并不强烈，这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这一体系似乎运转得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