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内外均衡及其实现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调节国际收支的实践催生了内外均衡理论。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内部均衡是指价格稳定下的充分就业,外部均衡是指贸易收支与资本项目净流入相等,即在资本流动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出口收入足以弥补充分就业条件下的进口需求和对国外的利息支付(Temin and Vines,2014)。[1]
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英国经济学家米德、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斯旺以及美国经济学家蒙代尔等人分别从不同的视角,运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对内外均衡的政策组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的研究成果共同形成了内外均衡理论,该理论全面论述了以下主要问题:为什么在实现内外均衡的政策实践中会存在政策冲突;调节内外均衡矛盾需要多少个独立的政策工具;在不同的汇率制度以及资本市场开放程度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比哪种更有效;怎样开展政策配合以实现内外经济同时均衡的目标;如何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设计有效的政策组合来同时实现内外均衡的目标。[2]
一 凯恩斯与内外均衡
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前,现代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学还不存在。在金本位制下,价格—铸币流动机制为保证外部平衡提供了有力的自动调节机制。直到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中提出各国政府应以调整财政政策的方式对总需求进行管理,内部均衡即国内价格稳定基础上的充分就业才首次成为经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目标。在封闭的经济中,内部均衡指的是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但由于经济增长是长期目标,因此从短期来看,内部均衡主要是指国民经济在无通货膨胀状态下的充分就业,即不发生需求过剩前提下对资源的充分利用。在开放的经济中,由于一国与国际社会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一国的外部均衡问题也开始变得重要起来。凯恩斯学派的观点认为国际收支失衡是商品市场或者货币市场供求矛盾的结果。一国可以使用两类政策工具来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一类是控制总需求或总吸收的政策,即支出调整政策,涵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凯恩斯学派认为应该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另一类是支出转移政策,包括汇率政策与外汇、贸易直接管制政策等。由于经济自由化的不断发展,自由贸易与资本自由流动日益成为各国普遍遵循的准则。因为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一国才会祭出直接管制的利器去改善其国际收支状况,所以真正能够用来实现内外均衡的政策工具只剩下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了。
凯恩斯的思想对布雷顿森林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James,2012),[3]但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充分吸收凯恩斯思想的基础上也超越了凯恩斯,提出了要同时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政策目标。在同意通过合作管理总需求来实现各自国内充分就业目标的同时,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参会方也对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各国在实现内部均衡的同时,采取措施确保外部均衡的达成。
这一分析框架深受凯恩斯《通论》的影响,凯恩斯也确实提到过该框架对于理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重要性,[4]但最早对这个框架进行明确表述的并不是凯恩斯。事实上,凯恩斯最初是倾向于使用保护主义的政策实现外部均衡的,直到布雷顿森林会议前不久才放弃了这一想法,改为支持通过汇率变动进行调整。[5]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体制下,汇率水平的调整实质上是一种服务于确保一国同时实现内部与外部均衡目标的宏观调控工具。正如Harold James(2012)指出的,凯恩斯在其关于成立清算联盟的最初建议中并没有对此进行全面阐述,布雷顿森林会议相关协定当中对此也没有全面的规定。[6]直到米德(James Meade)的《国际收支》[7]一书和Trevor Swan的论文《国际收支的长期问题》分别于1951年和1955年出版和发表,这一框架才正式成型。[8]
二 米德冲突
米德最先提出了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是第一位对“内外均衡”框架进行全面描述的经济学家。米德指出,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政策选择主要包括支出调整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expenditure-changing and expenditure switching policies)。[9]支出调整政策是指为了使经济达到政策制定者理想中的均衡点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整,改变的是经济中总需求的水平。支出转换政策包括汇率政策与外汇、贸易管制政策等,是需求在国内产品和国外产品之间的转换,主要改变的是经济中需求的方向。米德于1951年在其《国际收支》一书中指出,在开放经济和固定汇率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不仅要实现价格稳定、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内部均衡,还必须实现外部均衡,即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政策工具数目少于经济目标数量,那么在某些经济状态下,很有可能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况,即单一的支出调整政策或支出转换政策无法同时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目标,这会导致一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发生冲突,这种内外均衡的政策冲突就是著名的“米德冲突”(Meade Conflict),如表2-1所示。
表2-1 内外均衡的政策冲突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当汇率固定不变时,政府只能主要运用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政策来调节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形。在米德的分析中,在固定汇率下,内外均衡的冲突一般出现在失业增加、经常账户逆差或通货膨胀、经常账户盈余这两种特定的内外经济状况组合之下。
三 丁伯根法则
荷兰的国际经济学家丁伯根对国际收支调节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总结提出了著名的丁伯根法则(Tinbergen’s Rule)。丁伯根指出,一国政府要实现一个经济目标,至少需要使用一种有效的政策工具;如果要实现n个独立的经济目标,至少要使用n种独立且有效的政策工具。丁伯根指出,在开放经济中,政策制定者的目标是同时保持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即“两种目标”需要“两种工具”,应以财政政策实现内部均衡,以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实现外部均衡。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工具无法使用,所以要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同时实现内外部均衡。从各国的实践来看,丁伯根法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成立的。当然,在制度本身成为一种自动的政策工具或在经济目标之间相互依赖的时候,较少的政策工具也能够实现较多数量的经济目标。以国际金本位时期的实践为例,虽然固定汇率制度将汇率政策排除在外,使各国只能考虑通过支出调整实现内外经济均衡目标,但由于价格即现金流动机制的作用,各国既可以实现国际收支的自动平衡,也可以同时保证国内物价水平处于合理区间。然而,在国际金本位宣告结束以后,由于执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不便进行直接贸易管制,支出转换政策就成为一种特殊的固定汇率政策,在这种条件下,如果要取得内外均衡,只能依靠调整支出这一种政策。
四 斯旺曲线
斯旺曲线也经常被用来解释如何同时通过财政政策调整和汇率调整来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斯旺(Swan)用斯旺曲线直观地描述了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他以国内总支出和汇率水平为基础搭建了内外均衡研究的二维分析框架。斯旺研究的是在没有资本流动条件下的内外均衡,他对外部均衡的定义是经常账户平衡。在国内支出上涨的条件下,为维持内部均衡应该尽量采取支出转换政策,通过改变支出方向,即国内外支出向本国商品转移,实现增加出口、减少进口,进而造成汇率下跌(本币升值)。在汇率水平给定的情况下,国内支出高于维持内部均衡所需水平,这时,有效需求超过有效供给,经济处于一种通货膨胀的状态;反之,则存在失业问题。总支出如果带动总收入提高,会相应引起进口的扩大,为了维持经常账户平衡,汇率会上升(意味着本国货币贬值)以达到增加出口、减少进口的目的。在既定支出水平下,本币过度贬值会引起经常账户顺差;反之则存在经常账户赤字的风险。斯旺把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状态划分为四个区域,将米德讨论过的所有可能的内外经济状况组合囊括其中。整个经济体只有在内部均衡曲线与外部均衡曲线相交的时候(内部均衡曲线表示充分就业,外部均衡曲线表示国际收支平衡)才会同时实现内外均衡目标。斯旺曲线从理论上说明了政策搭配的优劣以及相关基本原则,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图2-1 斯旺曲线
图2-1中,横轴代表国内总支出A,纵横代表汇率e(单位外币的本币价格,即直接标价法)。YY′曲线代表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的内部均衡线,EE′曲线代表国际收支平衡的外部均衡线。
斯旺的研究也存在不足。一是没有解决固定汇率制或者可调整固定汇率制下汇率政策失效或低效所导致的“米德冲突”;二是没有考虑资本流动对汇率和国内总支出的影响,从而使政策建议的合理性面临挑战;三是在通常情况下,政策制定者很难准确描述内部均衡线与外部均衡线的相对位置,确定政策搭配原则的可行性欠佳。
五 IS-LM-BP模型
美国经济学家蒙代尔、弗莱明为了克服斯旺曲线的缺陷,在研究内外均衡问题时将资本流动考虑在内,把支出调整政策分为独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建立了IS-LM-BP模型的分析框架,来描述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下分别实现内外均衡的政策搭配规则。
在固定汇率的条件下,假设一国经济原始的均衡点为E点,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均处于均衡,E点的国民收入水平低于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水平。此时,政府的政策目标是提高国民收入到达充分就业的水平,同时保持国际收支的平衡。在固定汇率的条件下,由于汇率政策无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成为唯一的选择,哪种政策对于实现内外均衡目标更加有效?
IS曲线、LM曲线、BP曲线的位置由于不同国家市场结构、政府管制程度等方面的不同也存在不同形态。假设跨国资本流动具有利率弹性,但资本流动程度有限,BP曲线会比LM曲线更加陡峭(见图2-2)。
图2-2 IS-LM-BP模型(一)
注:固定汇率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从E到O,货币扩张;从O到E,由于贬值压力抛售外汇储备,货币供给减少,再次回到原有均衡E。
这种情况下,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达到实现充分就业的内部均衡点O,这时出现国际收支逆差,为了维护固定汇率制度,中央银行会被迫在外汇市场抛售外汇,外汇储备下降。货币供给随着外汇储备外流而减少,迫使LM′曲线回移到LM,恢复到原来的一般均衡点E。可见,在固定汇率和资本非完全流动的条件下,通过非冲销的货币扩张来提高国内产出水平属于无效的政策。
从财政政策看,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达到实现充分就业的内部均衡点O,这时会出现国际收支逆差。为了维护固定汇率制度,中央银行将被迫在外汇市场抛售外汇,从而减少外汇储备,货币供给量因外汇储备流失而减少,由于BP曲线具有一定的利率弹性,本国利率上升会吸引部分外汇流入,部分冲销货币供给量的减少,LM曲线移至LM′,最后一般均衡点为H(见图2-3)。这种政策会使国民收入有所提高,但仍然达不到实现充分就业的水平。
总体来看,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在实现内外均衡时比货币政策更加有效。这解释了为什么在1973年固定汇率制度崩溃以前各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财政政策的刺激。
图2-3 IS-LM-BP模型(二)
注:固定汇率下,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产出的影响,从E到O,政府支出增加,总产出增加;从O到H,由于贬值压力抛售外汇储备,货币供给减少,达到新的一般均衡点H。
六 布雷顿森林体系实现内外均衡的条件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内外均衡的维系需要满足以下条件:有效控制国际资本流动,让各国可以在不违背“不可能三角”的前提下,通过国内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调节汇率和实现内部均衡。
(一)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有效管制
“不可能三角”理论建立在非抛补利率平价的理论基础之上,主要观点是:在不存在风险溢价的情况下,除非存在汇率变化的预期,套利行为会使一国的利率水平和国外保持一致。而在盯住汇率体系下,即使出现类似预期,一国的利率水平也必须和国外保持一致,这意味着该国缺乏货币政策的自主权。在固定汇率下,一国只能通过对资本账户的管制防止外汇市场的套利行为,以此实现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布雷顿森林体系对资本流动有严格的限制,经常项目逆差如果持续时间过长,很难通过汇率调整或国际资本流动得到补偿。为了维持固定汇率体系,外部均衡就被定义为经常项目收支的平衡,但人为维持经常项目平衡的做法极有可能损及国内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讲,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外部均衡的维持是以国内经济增长经常低于潜在产出或产生通货膨胀为代价的。[10]
(二)以国际合作为基础的汇率调整
上一节关于内外均衡的分析告诉我们,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实现内部均衡主要通过财政政策,这些政策工具在短期内影响总需求和总产出。外部均衡则要求政府通过汇率调整来实现。各国需要把汇率设在一个特定的水平上,在这一汇率水平上,一国的货币将有足够的竞争力来保证其出口收入能够弥补进口支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虽然汇率是固定的,但在必要的时候可由IMF牵头进行调整。
在实际操作中,只有在得到IMF执行董事会批准的条件下,各国才可能调整盯住汇率的安排,而只有在大家公认出现“根本性失衡”的情况下,IMF的执行董事会才会批准调整汇率。“根本性失衡”是指一国的汇率水平不能保证实现充分就业水平下的贸易平衡,但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特别精确的定义,而且在实际操作中也很难把握。设计这种机制的初衷是防止各国采取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政策。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如果出现长期问题,一国在和IMF沟通并获得批准之后,可对其货币进行适当幅度的贬值;相反,如果出现长期大幅国际收支盈余,一国则应对其货币进行升值。布雷顿森林会议相关协定中“稀缺货币条款”(Scarce Currency Clause)的目的就是对盈余国也施加调整的压力,同对赤字国一样。
同时,IMF也负责提供这一体系下所需要的短期国际流动性(House,Corden and Vines,2008)。[11]根据布雷顿森林会议相关协定,除了在必要时可以进行汇率调整外,为防止各国采取贸易限制和其他扭曲性政策去实现外部均衡的目标,IMF可以向成员国提供短期融资支持。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外部调整的两个主要手段:IMF临时性的资金支持允许各国在保持固定汇率的基础上实现短期的外部均衡,而汇率的调整则可以使各国有秩序、有步骤地实现长期的外部均衡。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汇率调整本质上是一个在IMF授权下开展的国际合作进程,就像上面讨论的那样,某国如果希望改变其汇率,必须取得IMF同意。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规定,一个有巨额长期经常项目赤字的国家可能会出现“根本性失衡”,而经常项目存在大量盈余的国家,市场一般会认为其货币有升值倾向。
可见,国际合作对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内外均衡的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创了当代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先河,IMF章程第一条也明确指出,设立IMF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国际货币问题的磋商协调搭建一个永久性机构,以促进国际货币合作,对改革后的国际货币体系加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