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研究方法与田野工作
（一）研究传统
农地利用研究属于华中村治研究的一部分。华中村治研究开始于村民自治研究，之后转向乡村治理及其社会基础研究，主要关注社会性质和社会结构，这几年又拓展到农业经济学和城乡关系研究，形成了对农村社会的整体性认识，并快速地向城市研究延伸。笔者对农地利用的研究本质上来自华中村治学者的研究积累。除了对华中村治学者的农地利用研究进行总结外，还与华中村治学者在乡村治理、农业经济方面的研究有内在的关联。
一是乡村治理研究。华中村治学者从村民自治研究转向乡村治理研究，基层治理与农民组织问题一直是研究核心。华中村治学者从项目制、农民上访、征地拆迁、农业治理、富人治村等多个角度深化基层组织研究。这些研究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强调农民组织起来对基层秩序或者社会均衡的重要性。本书研究农地利用层面的农民组织问题，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产权制度构建将农民组织起来，这构成基层治理研究的一部分。
二是农业经济研究。2008年以来，华中村治学者将研究拓展到农业经济研究领域，并一直持续关注，分别于2008～2009年和2012年以来兴起两次研究的小高潮。农业经济研究主要集中于土地流转、资本下乡、农业经营体制等问题。这些研究从政治、社会效益的角度批评当前经济学思维缺乏国情意识和村庄视野[62]，不利于村庄发展和城市化目标的实现[63]。“个体本位”的农地制度瓦解了村庄秩序，引起了大量的矛盾纠纷。[64]在政府干预的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农民所共享的农村公共资源包括土地资源通过政府的一系列制度和措施再分配给少数精英群体，农民被排斥出农业生产领域。[65]既有研究主要从分配角度研究农业问题，并强调农民问题优先于农业问题。农业发展，尤其是土地流转和农业现代化与这些研究直接相关。
农地利用研究与华中村治学者的两个理论脉络有关。一是在乡村治理研究中，华中村治学者始终强调基层组织和公共利益的重要性。一以贯之的思路背后反映了以集体行动为核心的问题域在农村社会乃至中国社会的重要地位。相对于西方“个体主义”精神基础上的理论体系，以及不断个体化的现代化过程，中国实践需要建立社会本位或集体主义的理论体系，这既是要在实践中重新发挥集体的作用，也可能是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和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客观要求。
二是关于农地制度和农业的研究，华中村治学者强调农民问题优先于农业问题。由于农民数量众多和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我国历来面临的主要是农民问题，而非纯粹的农业问题。土地作为中国农民最主要甚至唯一的生存资料，只能采取按人均分的公平原则分配。西方农业经济学理论的前提和所追求的效率原则，在中国不能作为第一原则。[66]农民问题的解决不一定以农地利用效率低下为代价，笔者研究的是农民问题前提下的农地利用问题。华中村治学者在农业经济研究中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和优先性，对农地利用效率的关注和研究稍显不足。在农民问题前提下研究农业问题，是对华中村治学者既有研究的补充和拓展。
（二）研究方法
华中村治学者在研究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认识论和研究方法，本研究即是华中村治学者研究方法的实践。华中村治学者对方法论的系统总结主要体现在两组文章上，分别是2014年在《社会学评论》第1期上发表的“笔谈：乡村经验研究方法”和2016年在《云南行政学院学报》第2期上发表的“实践社会学2.0：机制研究（笔谈）”。华中村治学者提出经验本位的研究方法[67]，并从集体学术、理想型、机制分析等多个角度展开。
1.经验研究的内涵
按照桂华的划分，社会科学研究可以区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对现象的认识，也可称为现象性认识；二是透过事物的表象，把握事物特性及其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可以称之为经验性认识；三是超越事物本身，抽象出具有普遍性的概念和命题的认识，可以称之为理论性认识。”[68]这三个层面的认识同时存在于社会科学研究中，现象性认识是研究的起点。社会科学研究首先以研究具体事物为起点，获得的是现象性认识，否则就是哲学研究。经验研究的目的是抓住事物的特性和本质，理论研究的目的是建构抽象的一般社会理论。
经验本位的研究指以现象即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事实”为基础，从中提炼出一般性的概念和命题，抓住事物的特性和本质规律。经验研究不仅要接触社会现实，还要对各种现象进行分类、提炼、概括、归纳。经验性认识是关于事物规律的抽象知识，是具体的抽象。经验性认识与偶然的、片段的现象性认识不同，也与脱离事物自身特性的理论性认识不同。[69]对经验研究的理解需要区分现象描述和理论研究。
首先，从经验研究与现象描述和材料收集的角度来理解。材料收集和现象认识是经验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现象是一种客观形式，是事物或关系的主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呈现。经验研究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要求研究者切身接触、感知、摸清现象的基本要素、特征，才能透过复杂的现象把握事物的内在规律和逻辑。材料是现象的细节，是丰满现象、论证经验认识的素材，而材料和现象通过经验研究才能进一步抽象和深化。没有对材料、现象的认识，就不可能获得准确的经验认识，其逻辑可能是似是而非的；材料如果不上升为经验性认识，只不过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任由理论切割。
在总体把握现象的过程中现象的细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象之间的逻辑关系。先在总体现象中建构经验的逻辑关系，然后根据逻辑论证的需要去搜集和处理材料。归结起来，经验研究的基础是现象认识，材料整理是经验研究的一个步骤，经验研究对现象背后的规律做归纳、提炼和概括。因此经验研究不是现象描述，也不是材料整理。[70]
其次，从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区别和联系来理解。在社会科学领域，理论是指人们对社会现象按照已知的知识或认知，经由一般化与演绎推理等方法，进行合乎逻辑的推论性总结。经验研究属于默顿所说的中层理论[71]，介于“抽象的宏大统一性理论”与“对现象的纯粹经验性描述”之间。前者就是理论性认识，后者就属于现象性认识。经验性认识是剔除掉现象的偶然性和特殊性后，获得的关于事物性质的抽象认识，且又没有脱离事物自身特性的知识。中层理论与理论研究者所指的抽象社会理论并不是一回事。
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不同，但经验研究的旨趣是理论研究，这在华中村治学者被称为“专业化”。当然经验研究基础上的理论研究与学界所认为的理论研究不同。学界所称的理论主要指来自西方社会科学的宏观理论和中观理论，中国学者的理论研究即是在西方理论体系中填补空白，或者运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现象，或者用中国的材料论证、修正西方理论。杨华对中国理论研究的类型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一是引介和再研究西方理论，引介即理论移植，再研究指在西方理论体系内部进行演绎推理；二是修补西方理论，基本预设是西方理论总体有解释力，但中国有些现象具有特殊性，西方理论还不能解释，因此需要通过对中国现象的差异性解释，修补西方理论误差、填补理论空白；三是论证西方理论，这种研究用中国现象解释西方理论，为西方理论做注解；四是运用西方理论，这种研究认为理论具有超越时空的普世性，西方理论既可以解释西方现象，也可以解释中国现象。[72]
华中村治学者的理论研究与之不同。经验是人类具体生活现象之间的逻辑关系，理论则是在此基础上抽象的知识、概念或认知之间的逻辑联系。从抽象程度上来说，理论的逻辑性要完整得多，它完全可以在抽象层面进行逻辑推演而无需生活具象的支撑。与学界所谓的理论研究相同，经验研究的最终目标也是建立高度抽象的宏大理论。不同在于，华中村治学者认为中国既有理论研究缺乏，相比于西方社会的特殊性，社会空间固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这种变迁可能带来的影响的不确定性而言，作为科学的“中国研究”才刚刚起步[73]。经验研究的目的是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理论，要求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理论体系，即经验研究是建立中国本体社会科学的必由之路。要达到这个目标，除了引介、学习和消化西方理论之外，更需要有一个大量的经验研究的阶段。在这个意义上，华中村治学者的经验研究是扎扎实实的理论研究。
实际上经验与理论是一体两面的，都是对客观世界的呈现。经验是表象，具有偶然性和特殊性，理论是更高层次的抽象，具有一般性和规律性。对世界的认识就是将经验提炼成理论，即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就是现象之间的关联，是更高层次的理论总结。由于中国社会科学建立的开始就是向西方引鉴，就存在独立于中国经验的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的关系问题。黄宗智认识到经验和理论是两个紧密相关的主体，建立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研究是将经验与理论连接起来。他认识到了经验之于理论的重要性，但经验与理论是两个已经存在的独立领域，而不是内在一体。在他的研究方法中，社会科学研究包括经验积累和理论训练两个方面。既有理论的中心论点是研究问题的来源，然后运用新鲜的经验证据提炼新鲜的概念，从而将经验与理论二者结合起来。[74]当经验与理论无法结合时就出现了悖论现象，规范性认识危机由此产生。[75]实际上，理论是对经验内在逻辑的把握，经验逻辑具有内在一致性，悖论现象的产生不是因为经验出现了问题，而是已有理论难以解释实践，这就需要完善已有的理论或建立新的理论。也就是说，理论植根于经验，是从纷繁复杂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要从经验通向理论，而不是连接经验和理论。
由于对现象认识、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的不加区分，学界对经验研究有两种认识误区。有人将经验研究等同于材料收集和现象描述，批评华中村治学者的研究是琐碎的、细枝末节的现象研究，是“走马观花又一村，一村一个新理论”。对经验研究的以上批评走向了反面，一些研究者则带着理论框架搜集材料，通过材料裁剪论证既有理论。这种研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研究与事实的脱节。这两种认识都认为理论占据决定性位置，理论来源于已有的理论体系和逻辑中，经验是理论的装饰或证据。所谓的争论都是理论争论，与现实生活没有关系。这就造成理论与经验的割裂，难以建立新理论。这两种类型的批评者不清楚理论研究的基本理路，也不知道中国该走一条什么样的理论研究路径。
华中村治学者的研究是经验取向，而非理论对话取向的研究。由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大都来自西方理论，并且，事实上存在西方理论的霸权，中国的现象很容易被西方理论误读。因而，经验研究的要义显然就不在于在西方理论的假设与对话下进行研究，而在于按照经验自身的逻辑生成理论。因此，在理论的形成过程中经验是主体而非客体。[76]至今为止，真正构成认识中国“理论”的是毛泽东、梁漱溟和费孝通等前辈学人学术实践，而这些真正符合中国经验的学术实践，显然就不是以理论对话为目的，从根本上而言，这些学术理论仅仅是认识和改造中国的革命与社会实践的副产品。[77]这即是说，中国的经验是中国研究的理论生长的源泉，能真正确立中国学术的自主性。
综上而言，经验研究不等于简单的社会调查，不是收集材料，也不是利用材料补充或者修正理论研究的不足，而是从经验中提炼理论，以及将既有理论融入其中，建构符合中国经验和实践的新理论。理论研究的路径是在大量经验调查的基础上，建立一系列中观层次的经验解释体系，才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出宏大理论。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农地制度研究是一个相对成熟的研究领域，但基本上属于对西方产权理论的运用，真正的经验研究不多。农地制度研究首先要进行中观层次的经验研究，只能在此基础上才能通过专业化研究，进而形成理论性认识。通过大量经验调查和充分而深入的经验研究，才能为农地制度的理论性研究奠定基础。
2.经验研究的局限性及其超越
中国真正的社会科学才刚刚开始，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在中国社会科学的理论还没有形成的阶段，我们需要的是认识经验世界的关系和结构的能力，而不是检验关于经验世界的知识是否正确。一方面，定量研究强调的是对已有理论和假设的验证，无法提炼出关于这个世界的理论知识，因此定量研究无法“创造”理论。另一方面，中国地域广阔复杂，且发展不均衡，定量研究方法难以从整体上把握这种复杂性。此外，中国处于快速转型期，数据处于快速变化过程中，数据的准确度不高且收集成本巨大。基于这三方面的原因，华中村治学者的经验研究主要采取质性研究方法，当然也不排斥定量研究。
质性研究方法的基础是对个案的全面、深度调查和解析，个案研究被广为诟病的是代表性问题。质性研究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研究者对经验的掌握能力及其思维能力，代表性问题即是个体研究的局限性问题。华中村治学者从以下三个方面克服个案研究的代表性困境。一是个体研究的提升，即进行村治模式调查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区域差异类型法；二是对个体研究的拓展，横向上开阔和深化个体经验，纵向上进行学术积累和继承；三是以村庄为研究单位，获得完整的经验。
村治模式调查。华中村治学者的调查方式是村治模式调查，对一个完整的研究单位进行政治、社会、文化、经济等全面的调查和剖析，比如政策执行研究即指特定的村庄结构及其对政策反应的特殊过程与后果。[78]村治模式调查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研究者不带特定的问题意识，而是对个案进行完整性把握，能够保证材料的客观性。因为材料的完整性来源于其在现象体系中的明确定位（并非来源于细节），材料的客观性来自材料间的相互印证（不是来自被访谈者是否真诚）。[79]二是通过饱和经验法及反复验证提炼出相对稳定、普遍存在的规律性关系，去除特殊性和偶然性因素。村治模式调查中的个案研究并非人类学意义上的个案研究，而是试图从个案中发掘逻辑、机制，摒弃个案的特殊性和偶然性，从而超越个案。这种超越是基于中观和宏观层面结构性把握，而不拘泥于个案本身的复杂和偶然。村治模式调查方法能够培养研究者对完整的具有“全息”特征的经验的感知能力，以及完整把握经验、从经验本身的复杂性提问题的能力和研究问题的视野。[80]
区域差异。中国社会的非均衡性决定了一个村治模式不能完全描述中国经验，这要求对村治模式进行类型化，这就产生了区域差异分析方法。[81]在区域类型中理解以个案调查为基础的村治模式，可以清晰地看到其特殊性与一般性。[82]华中村治学者早期从社会文化和结构的角度提出南中北的区域差异，将中国农村区分为中部农村、北方农村和南方农村。其后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提出了东、中、西的区域差异。笔者运用东、中、西区域差异，区分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农地制度建构的差异，这尤其体现在农地流转制度的分析中。
集体学术。集体学术作为经验研究策略，能开阔和深化个人经验，推进学术积累。华中村治学者的内核是集体学术，特定的研究群体共享相同的材料、问题意识和认识框架，以合力的方式、低成本地实现学术积累和创新。集体学术有一定的边界，形成有效的内部知识流通。[83]集体学术有一定的共识，在此基础上展开合作和对话。
以“村庄”为研究单位。村庄是最小的、相对完整的生活世界，“村庄”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认知对象和相对完整的经验而存在。村庄的整体性构成了逻辑的完整性。而且在村庄中，农民的生产地点与生活地点是同一的，大家彼此之间较为熟悉，使得我们能够较为方便迅速地掌握经验。[84]
3.机制分析
经验研究既是一种理论认识，也是一种调查操作技术和研究方法。经验研究的过程是对现象和材料进行逻辑化分析，提炼出一般化的概念和命题，最终通过专业化研究理论化。经验研究方式的核心是机制研究，即“现象之间找关联”，在现象之间建立逻辑关系。根据研究过程，可以把机制研究分解为现象、概念与推理三个步骤。[85]现象即现象性认识，概念是现象知识的界定，推理是连接概念与概念的过程。推理的结果是命题，进而形成可以自洽解释经验命题的理论体系。
现象尤其是材料往往是复杂和琐碎的，并且被生活于其中的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现象是机制分析的对象，需要充分掌握。在华中村治学者的经验训练中，每个研究者每年至少有100天、全国8～10个省份、每个村至少20天的驻村调研，以此掌握丰富而全面的现象。现象纷繁复杂乃至无穷，并不能被完全掌握，关键是要在其中发现真正的、经得起逻辑推敲的机制。
经过语言表述的事物已经概念化，概念是对现象的提升和逻辑化。概念的功能是准确地界定事物的边界。交流涉及逻辑性语词与事物的关系问题。没有明晰的概念，学术界无法交流。农地制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名实分离，需要运用逻辑对这些概念进行仔细辨析。比如股份合作制所代指的是个体产权基础上的合作，但实践中“股份合作制”实质上是强化集体产权的功能。由于这个概念并不能准确地界定现象，导致了逻辑思维的混乱。
推理是连接概念与概念的过程，是形成命题的办法，命题的连接就形成理论。仅仅依靠常识和观察并不能理解现象，需要运用推理。需要注意的是，推理是认识将复杂经验简化的一种手段，需要在经验与理论之间多次反复。推理是从现象中提炼出的抽象概念，着眼于解释内在逻辑的过程。任何推理形成的命题要放入实践经验。
孙立平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过程-事件分析方式。如果仅从社会学强调结构与行动的两种不同理论传统而言，这种分析方式的贡献在于更多强调行动者的能动性。但这种分析并不追求事件的代表性和普遍性，而强调事件本身的复杂性、特殊性、偶然性，试图发现个体在结构中的具体生存法则，从而规避结构分析对社会内部运动复杂性的过度简化。但在通过“事件性过程”切入社会现象到获得关于事物“逻辑”的理论认识之间是一个“黑箱”，他们并没有寻找到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其困境是将“过程”本体化，无限放大“偶发性”和“随机性”因素对事物发展的重要性。当下中国社会科学对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分析尚未完成，事件-过程分析所面临的中国社会环境与西方社会有着巨大的阶段性差异，没有整体结构性把握的特殊性分析必然陷入碎片化的泥潭。
机制分析基于对结构的基础性把握来分析问题，这种结构性把握并非来自（西方）理论，而是基于对现实经验的不断总结提升所形成的宏观或中层的理论框架。[86]机制分析更能深入事物复杂性的一面，深入经验本身的逻辑中去。机制分析是活的实践性的结构分析，可反复修正丰富完善，同样强调复杂性，但这种复杂性并非个案故事本身的复杂性，而是机制的复杂性。
机制分析中区域差异分析方法将经验的复杂性充分展现出来，也扩展了理想模型与经验的契合度，在区域差异分析的基础上完成了理想模型的建构，这即是中层理论。进一步建立命题之间的机制，形成适用于全国的一般性理论，这就是宏大理论。机制分析具有层次性，在不同的层次上，不同类型的机制，将不同层次的机制解释出来，就贯通了微观经验—中层理论—宏大理论，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通过农村的经验研究对中国进行宏观研究。如此，经过经验调查—机制分析—专业化过程，就在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科学理论。从理论层次角度，机制研究是中观研究，向下可以连接到丰富的经验，形成与经验之间的对话，向上则可抽象为一般化理论，从而形成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87]
因此，作为认识论的机制分析就不仅仅是一套具体的知识或者理论，还是一套发现和建立理论的能力。在具体的研究领域中通过机制训练从经验中提炼理论的能力，就不仅仅对这个领域有深入的研究，关键是掌握了一套“创造”理论的方法，将其运用于任何领域都毫无障碍，能够形成关于中国社会的认识。只有培养出了这样一大批具有“创造”理论能力的人才，我们才能够形成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理论。
由于华中村治学者对经验本身的强调，有人批评其是朴素经验主义。这种批评先验地认为理论指导实践的逻辑，而不知道从经验生长出理论的机制和方法。更何况，我们对理论并不排斥。我们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建构理论，而不是借鉴甚至照搬理论。并且在理论的形成过程中，我们充分重视理论的重要作用。在进行经验研究之前需要有经典训练，即在本科和硕士阶段大量阅读社会科学经典著作，主要是阅读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和法学的经典著作。经典训练的重点不是掌握理论知识，而是学习西方社会科学分析方法，训练逻辑推理能力和理论思维能力。即是说，经验训练和经典训练的“两经”训练不是掌握具体的理论和经验知识，更不是进行理论创新，而是“授人以渔”，掌握理论概括和创新能力。
这是一项经验研究，一个突出表现是“村庄内部提问题”，农地利用细碎化问题意识来源于经验。相反，关于地权不稳定和产权残缺的问题意识来源于产权理论，以产权的排他性和转让性作为研究起点，难以跳出西方创设的话题范围，丧失了提出真问题的能力。机制分析方法从纷繁复杂的农地制度实践建立现象之间的关系和规律性认识，而不是从“词”上来理解事物，因此可以获得更为准确的认识。如对合作和集体的区分，如对反租倒包和股份合作制的认识。农地制度研究中有很多概念和制度创新，但往往名不副实或者相互混淆，使得理论和实践中存在内在的张力和混乱。
西方缺乏相应的社会科学理论对其进行解释，对集体所有制的理解只能来自中国实践，而不可能来自既有的西方理论。农地制度研究缺乏的是对中国实践的理论化理解，而不是既有理论的借鉴，更不是运用既有理论来改造实践。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应当在大量深入个案研究、经验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机制研究，形成真正切入中国实践的概念、理论，从而构建既能够解释中国经验又能够指导中国实践的社会科学。
（三）田野工作
本书的田野调查地点主要是湖北沙洋县、山东德州市、江苏射阳县、上海市四个县区，累积调查时间4个月。调研点的选择考虑了自然条件、经济发达程度、制度实践特点三个因素，如表1-1所示。南方丘陵地区的水稻种植和北方平原地区的小麦种植有差异，但土地利用的基本逻辑和面临的困境相同。南方丘陵地区的水稻种植更为复杂，土地细碎化问题更为严峻，因而本书的经验基础主要是南方丘陵地区的水稻种植模式。
表1-1 调研地点分布情况
田野调查的重点是农民所探索的制度实践。湖北沙洋县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一直有土地细碎化治理的制度创新和实践。目前在土地确权实践中探索推动按户连片耕种，以破除土地细碎化的经验。江苏射阳县2013年开始进行联耕联种的制度创新，整合分散产权实现统一耕种。上海市2005年左右几乎全部农村都采取反租倒包土地流转模式。安徽繁昌县从2007年开始探索土地流转，最终形成“虚拟确权”土地流转制度。山东省部分村庄自分田到户以来一直都在进行土地调整，现在莱芜市有40%的村庄坚持土地调整，德州市有70%的村庄坚持土地调整。
之后，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从2016年7月至10月组织数十人的调查组，选择黑龙江、宁夏、安徽、江苏、湖北和广东6个垦区开展实地调研，在每个垦区选取3个有代表性的农场进行调研。笔者参加了10月份在安徽的调查，主要调查敬亭山农场总场、皖河农场总场和淮南农场总场。
本书运用的材料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访谈资料，这是资料的主体。笔者在调查时对县乡村各级干部、各类农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等进行访谈。二是他人调查报告和研究成果。湖北沙洋县和安徽繁昌县是笔者所在研究单位的调研基地，几乎每年都有调研组在这两个地区调查，写有大量调查报告、学术论文和多本博士论文。其中关于安徽繁昌县农业发展的博士论文有3本[88]，提供了丰富的二手材料和理论指导。江苏射阳县、上海市、山东德州、国有农场调查都为集体调查，调查组成员提供了丰富而全面的资料，弥补了个体调查代表性不足的问题。三是文献资料，日本和英国农业发展的资料主要来源于现有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