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族产业是国家财富之源，保护民族产业是西方国家实现富强的必经之途
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国是世界公认的发达国家。仔细梳理这些国家的成功之道，会发现一个共性特征，就是这些国家深切认识到民族工业才是国家富强的源泉，同时为促进本国工业发展，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先保护，后开放”的政策，由此走上富强之路。
（一）英国将工业视为财富之源，并通过“先保护，后开放”政策率先取得成功
英国是世界上首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经济发展遥遥领先于当时的其他国家。从发展思路看，英国工业能够脱颖而出，最根本原因就是英国率先认识到发展本土制造业的重要性，并采取相应政策，扶植和壮大民族工业。
16～17世纪，重商主义盛行欧洲，很多国家（包括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等）将金银等贵金属等同于国家财富，把货币多寡视为国家强盛标准，因此其政策重点是发展对外贸易，开采和掠夺殖民地金银。英国是重商主义的故乡，但英国率先突破这一观念束缚，最终认识到本土制造业才是国家富强的根基。备受英国各界推崇的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1776年出版）中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理论，认为：“海陆军赖以维持的不是金银，而是国内产业的年产物。”[2]换句话说，自主生产能力是衡量国家战略能力的最有效尺度，是国家长盛不衰的力量之源。
这种观念体现在具体政策层面，就是政府采取各种举措保护和壮大本国工业。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英国议会多次颁布法令，扶植本国工商业，排斥外国商品的竞争。1699年，英国勒令爱尔兰的羊毛只准运往英格兰；1720年，英国禁止印度棉布进入不列颠；再后来，辉格党内阁重新调整关税，鼓励本国工业品出口，限制外国商品进入，甚至在国内实行限制性消费政策。[3]英国在本国纺织工业立足未稳时，对出口未加工羊毛的本国公民判以断其右手之刑，再犯者则处以绞刑；在教区牧师证明裹尸布系国货之前，禁止将死人下葬。[4]斯密虽然主张自由贸易，但为了国家安全，同样支持政府进行关税保护：“为鼓励国内工业而给外国产品加上某种负担一般是有利的。”“这个王国要尽可能少地依赖邻国来取得国防所必需的制造品。如果这些制造业在国内难以为继，那么对所有其他工业部门课税，以支持它们便合情合理。”[5]
在政策扶植的大背景下，英国工商业发展迅猛。到18世纪末期，英国工业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英国跃居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有效率的生产者。保罗·肯尼迪说：“英国是第一个长出腿的青蛙卵，第一个变为青蛙的蝌蚪，第一个跳出池塘的青蛙。”[6]即使到了1900年，英国仍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生产国。[7]
需要指出的是，工业生产是一种社会化大生产，它需要巨大的外部承载空间，为其提供销售市场和原材料。正如斯密所指出的：“分工起源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是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8]而英国本土面积狭小，无论消费能力，还是原材料供应，都难以满足英国大工业发展需要。因此，急剧膨胀起来的英国工业生产力，亟须打破国家边境藩篱，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在此背景下，英国放弃了贸易保护政策，转而大张旗鼓地宣扬“自由贸易”。1846年，英国废除了对进口农产品征收保护性关税的《谷物法》。当时的英国首相皮尔坦白地说：“在发明方面，在工作方面，在才能方面……所有方面，我们都站在世界的前面，我们还会怕竞争吗？”[9]三年后，贸易保护主义的另一象征——《航海条例》也被废除。到1860年时，英国的所有贸易和关税限制已被单边取消。直到1931年大萧条最严重时止，英国一直奉行自由贸易政策。[10]
英国推行“自由贸易”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种以英国为中心，其他国家为附庸的不平等交换关系。早在1650年，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就曾指出：“自由贸易使地球上不少地区自动向我们进贡。”他还描绘了一幅英国人眼中的“全球化”场景：“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区；澳大利亚有我们的牧羊场，阿根廷和北美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送来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则遍布东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我们的棉花长期以来载培在美国南部，现已扩展到地球每个温暖地区。”[11]
与此同时，英国不便明说的目的，就是借开放市场，将可能成为竞争对手的国家的工业消灭在萌芽状态。1815年，主张世界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英国议员亨利·布鲁阿姆公开宣称：“为了将外国工业扼杀在摇篮里，英国工业品出口就是有些损失也是值得的。”10年后，另一个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国国会议员也强调：“大陆工业应趁其蓓蕾之时加以剪除。”[12]后来150年的事实也表明，英国经济战略的目的“就是把自由贸易作为一种武器，反对其他主权国家的经济政策”。[13]
总之，英国能够在几百年间处于世界经济格局上游，进而占据世界霸权地位，成功之道就是“先保护，后开放”，或更准确地说，是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而且以前者为主。[14]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就曾指出：“英国向来有一个牢不可破的准则，认为一个国家只有用工业品来交换农产品与原料，只有进行这样的国外贸易，才能达到最高度富强。这一准则在当时、而且直到现在仍然是英国国家的一个秘密，以后从未见公开提起，不过实际上却是越来越认真地在坚决执行。”[15]对英国这种隐瞒“成功秘诀”的做法，李斯特尖锐地指出：“一个人当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学说的秘密就在这里。”[16]
事实也是如此，为防止其他国家赶超上来，英国竭力渲染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以及大卫·李嘉图提出的“各国按照资源禀赋”进行国际分工的学说。因为英国已经领悟到，“自由贸易是最强者的武器”。[17]英国首相威廉·皮特是第一个清楚地认识到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理论可以加以适当利用的英国政治家，他常常随身带着一本《国富论》。[18]
（二）法、德、美等后起国家通过走“英国式道路”跻身发达国家行列
英国作为首个工业化国家，给后发国家开出的却是“自由贸易”这一有害药方。但法国、德国和美国等国最终抵住英国的诱惑和压力，清醒地认识到民族工业才是财富之源，并效仿英国“先保护，后开放”发展模式，最终成功实现自主性发展，成为世界产业链的上游国家。
法国开始十分迷信英国开出的自由贸易药方。1786年法国与英国签订《伊甸条约》，用农产品换工业品，结果没几年就造成农民破产，至1789年则爆发大革命。拿破仑后来清醒地认识到：“在世界当前情况下，任何国家要想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19]他还认识到，把工业与农业力量结合在一起，远比单纯的农业国要强许多倍。为此，拿破仑对内扶植和保护本国工业，对英国实行“大陆封锁”政策，防止其工业品流入欧洲大陆。法国工业由此大有起色。波旁王朝复辟后，英国首相坎宁亲自到法国游说，企图让法国重蹈“自由开放”的覆辙，但法国这次不再上当。久经世故的法国大臣维莱耳答复坎宁：“如果英国在工业上处于高度的先进地位，可以容许比以前更进一步的国外竞争，那是符合英国自己已经看得很清楚的国家利益的。但是法国的工业还没有达到充分发展地步，因此它自己也看得很清楚，其利益在于使工业获得保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保护制度目前对它说来是不可少的。等到将来时机成熟，法国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可以容许国外竞争而不必借助于限制措施时，他（维莱耳先生）将毫不迟疑，学习坎宁先生的榜样，使法国可以从中获得利益。”[20]这样，法国坚持产业保护，以对抗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结果与英国一道跻身上游国家行列，实现了自主性发展。
德国也曾经走了一段弯路。19世纪50年代前，德国各界对英国自由主义模式十分推崇，大学里更是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自由贸易理论奉为圭臬。但当时也有明白人，这就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在1841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严厉批判自由贸易理论，并阐发出一套适合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他指出，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程度高低不同，而亚当·斯密理论却无视这种差别。而要求相对落后的德国同发达的英国通过自由贸易进行竞争，无异于让一个小孩同一个成年人去角力。因此李斯特强调，为维护本国经济发展，德国必须实行关税保护政策。这种政策可能会暂时牺牲一些眼前利益，却使将来的利益获得保障，换来更宝贵的财富生产力的成长。针对斯密反对国家干预的观点，李斯特辛辣地讽刺道：如果不受国家干预的经济是最高效率的经济，那么原始野蛮时代的经济就应当是生产力最高、最富足的经济了。[21]可惜李斯特的理论当时无人问津，他本人后来也郁郁而死。
到19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陷入萧条，并影响到德国和奥地利，德国这才意识到遵循英国经济模式的严重弊端，并开始放弃自由贸易模式，采用李斯特理论，进行关税保护，保护国内工业，德国经济由此有了明显改善。19世纪70年代，德国工业与英国工业相比根本微不足道，但随后三四十年里，这一格局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德国在钢铁、煤炭、铁路等领域赶上英国。[22]19世纪中叶，德国很多地区与英、法相比仍很落后，但到1900年，德国却成为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1850～1913年，德国GDP增加5倍，人均收入增加250%。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德国对内实行共同商业政策，对外实行统一关税。[23]二战后，联邦德国经济之所以快速发展，同样是联邦德国政府坚持将李斯特主义作为政策指导理论，而没有采纳美国人试图输入的新古典主义。
美国的发展过程更具典型性。美国开始是英国殖民地。从维护“中心-外围”经济格局出发，英国不允许北美殖民地从事任何工业，只希望北美一直充当英国工业的原料产地。1750年，北美殖民者要在马萨诸塞州建立一个制帽厂，引起英国议会极大猜忌。英国宣称，在北美任何工业都“妨碍公众”。甚至到1770年，威廉·皮特仍声称，在殖民地区连一只马蹄钉也不准制造。[24]在南北战争中，英国之所以支持南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南方愿意依附于英国工业体系，充当英国纺织业的“棉花地”。
但美国的开国领袖卓有见识，一开始就强调要发展本国工业体系。华盛顿在就职当天，特地穿了一套国产衣料制成的服装，由此明确告诉后人，美国应该谋求自主性发展以实现国家富强。他提出，政府有责任和义务促进购买国内商品，美国人的利益应置于首位，每个公民都应该不失时机地购买美国商品。他还提出，“给美国的产品以及织物以明确的优先权，无论这些产品出自谁手，只要不是过度的昂贵或极不方便”。他甚至提倡用国家的款项来经营制造业。[25]
曾担任美国独立后首任财政部部长的汉密尔顿，更是一位坚定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他在1791年完成的《关于制造业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两个重要观点：一是实行产业保护，二是进行贸易保护。[26]他相信，像美国这样的年轻国家不能与英国这样的老牌制造业国家竞争。因此，新兴国家的工业应该享受“政府的特别资助和保护”。[27]他公开指出，促进本国制造业的目的，就是“使美国不依赖外国来获得军事和其他方面必不可少的供给”。[28]
杰斐逊本来是个自由贸易论者，但吸取了1812年的美英战争，以及英国禁运和封锁物资的教训后，杰斐逊得出了与汉密尔顿同样的结论。他开始关注“国家的首要利益是获得利润还是维持生存”，并主张“我们对所有外国的制造业产品征收禁止性关税，同时为审慎起见，在国内建立制造业”。他还号召所有美国人“在凡能得到同等的国产纺织品的地方决不买外国货，不管价格有何高低。因为经验已经教导我，制造业现在对于我们的独立，就像对于我们的舒适一样必不可少”。[29]
而1861～1865年任美国总统的林肯说得更加直白：“我对关税知之甚少，但是我知道这样一个常识，即如果我们购买进口产品，我们得到商品，外国人拿到钱；如果我们买国产商品，那么我们不仅得到了商品，而且拿到了钱。”[30]这种关税保护思想在学术圈内也得到积极回应。19世纪80年代，宾夕法尼亚大学规定他们的经济学教授必须持反对自由贸易态度。可以说，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即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国会中主张保护美国新兴产业、成长期工业以及弱小工业的政治势力一直占据上风。
在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引导下，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护羽翼未丰的美国工业。自1789年第一届美国国会起，美国制定了一系列的关税法令。如1828年通过《关税法》，既保护了民族工业，又增加了政府财政税收。美国众议院议长亨利·克莱提出了一系列国内经济改革、关税保护以及促进工业发展的计划，他将其称为“美国制度”。
美国经济就是在高达30%的进口关税的铜墙铁壁的保护中，从幼年期步入青年期，再步入能健康成长的成年期。[31]1897～1901年任美国总统的威廉·麦金利曾指出：“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大农业国；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大矿产国；我们也成了世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这一切都缘于我们坚持了几十年的关税保护政策。”[32]由此，美国通过反抗英国统治、赢得南北战争胜利，以及民族产业保护，最终摆脱了成为英国“打工仔”的命运，在20世纪初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的成功者》一书的作者不无感慨地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生的美国人已经很自然地将美国看成是自由开放市场的大本营，他们觉得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应该是不言而喻的；此时，他们不会知道，历史上的美国政策曾与自由贸易大相径庭，完全属于贸易保护主义。”[33]
即使到今天，这些国家仍处处坚持本国利益至上，设置种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限制其他国家产品进入，最大限度地保护本国产业和市场，尤其是在高附加值产业领域（如高科技和金融行业），保护措施更是严格。法国在2004～2006年规定对11个重要产业和20家大公司给予特别保护，以限制外资并购；加拿大也在其《外国投资审查法》和《加拿大投资法》中，限制外资进入若干重点敏感产业，以保护国家安全。此外，德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在与工业、外汇及外资等有关的法律中，对外国投资影响国家安全事宜进行了规定。
以美国为例，美国一向自诩自由开放，实则不然。仅2006年，美国就对113个外国投资案件进行了审查，审查数量比2005年增加74%。2007年7月26日，美国颁布《2007年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要求对外资收购“重要基础设施”及外国“国有企业”的收购进行国家安全审查，并将与美国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关键领域数量由8个增加到11个。美国至今不允许外国控股美国银行，中国银行在美国连银行执照都很难拿到，但这并不影响美国要求中国开放金融市场。沃勒斯坦曾指出：“事实上，美国才是全球最不开放的市场，有各种标准、行政限制，但是美国却要求全球其他市场要开放。这些就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日常政治主题。”[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