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第三世界政治转型的两难处境：在军人干政与弱势民主之间徘徊
（一）不得不转型的军人政权
军人政权毕竟是一种非常态政治现象，正如2010年缅甸军政权“军转民”一样，军人政权转型始终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促使这类政权转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背叛自己的阶级：军人政权的代表性出了问题。前面已经提到，军人政权的领导人多为中小资产阶级。而小资产阶级政权先天具有不确定性和易变性。小资产阶级不是一个稳定的阶级，它不希望保持现状，不寻求再生产出该阶级，而总是谋求跨入其他社会阶层，因此其意识形态也在不断变化。[23]换言之，这类政权的内外政策均具有很大的摇摆性，“他们既讨厌又羡慕有钱人，而自己对穷人往往不是以恩人自居就是表示轻蔑”。[24]长远看，这类政权会向不同方向变化，如退入“不要碰我”的孤立主义，像缅甸；新传统主义的涌起，像阿尔及利亚；转向地区帝国主义，像政变前的印尼；与邻国纠缠不清，像巴基斯坦；陷入内战，像尼日利亚。[25]
大体上说，这类政权主要有两条路径选择：一种是继续“向下看”，拓宽政治参与和执政基础，向真正的人民民主方向发展，政策纲领切实体现多数民众意愿；另一种是转而“向上看”，由最初的小资产阶级专政，转为大资产阶级专政，甚至演变成权贵政治和家族独裁。从实践看，显然后一种情况居多。用亨廷顿的话说，就是在普力夺社会（即军人政权）里，政治家将他在一个团体的身份与对它的忠诚转到另一个团体。如造反者被他原来攻击的势力所收买，或“简单地将他们对群众的忠诚转向对寡头统治者的忠诚”。[26]
而军人政权以“政府替代”取代经济制度，在资源分配中发挥重大作用，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权力介入经济，使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日趋严重。1964年巴西军队上台时，宣称要讲求诚信、刚正不阿，并保证效率，同时在若干年内使经济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然而，随着时间的迁移，军人被证明和他们所推翻的文官政府一样无效率和腐败，最终他们也被迫让出权力。”[27]而且，巴西军政府推行“先增长后分配”原则，但事实上使社会财富大量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低层次劳动者工资却被压缩了。贫富差距拉大，使民众对军政府的不满日增。
中东威权国家多数也是如此。如埃及纳赛尔政权的“国家机器自身是由小资产阶级‘精英’组成的。……在一段时间内，它需要获得工人支持，因而采取再分配政策，高喊社会主义口号，但它迟早要屈从于个人发财致富的诉求，最终打破与劳动阶层的联盟，成为剥削劳动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28]而继任的萨达特的相关政策正是这种阶级属性转变的体现。萨达特的内外政策主要维护中上层阶级利益，由此使埃及对内贫富分化加剧，社会问题成堆，成了“尼罗河病夫”[29]；对外则使埃及在阿拉伯世界影响力下降，成为离不开美国援助的“乞丐国家”。伊拉克在1968年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刚上台时，仍然是“党天下”，领导人励精图治，但到萨达姆时期，伊拉克就成了“家天下”，其内外政策日趋极端化。1980年伊拉克出兵伊朗，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复兴党本身存在的弱点，即“它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本质”。[30]
革别人的命易，革自己的命难。由于长期掌权，军人政权已日渐由矢志清除腐败和无效率的进步力量，变成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员，变成腐败政治的维护者。这就使军人政权日趋背叛最初的阶级立场，而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落后力量。在这种大背景下，不管主动还是被动，进行政治转型已是大势所趋。
其次，政绩合法性困局：军人政权的有效性也出了问题。军政府领导人一般都不喜欢政党，倾向于认为政党就是“拉山头”，因此他们“在夺取权力后的第一个行为，通常就是废除一切现存的政党”。[31]相较而言，他们更喜欢组建包容性更强的类似“全国统一联盟”之类的松散组织。由于军人政权大多未能发展出真正强大的政党，因此其也就难以创造出履行某些职能的政治制度。因此，军人政权缺乏保持权位的长期理由，以及建立稳固支持力量的组织渠道。[32]有学者曾将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大运动进行比较，认为两者虽然都有能力大规模动员民众，“但在有关政治行动的一个根本机制上，民族主义者比起共产主义者来就显得软弱而外行。这个机制就是组织”。[33]缺乏强有力的政党支撑，使军人政权的有效性主要依靠强力高压。然而，“以高压及专制的手段来行使权利会造成社会能量不稳定以及浪费，所以选择它作为长期发展手段实在是不可取的”。[34]因此长远看，军人-威权国家的有效性呈现“边际效益递减”趋势。
同时，在缺乏制度化政党和系统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军人-威权政权的正当性主要来自批判原政府的“负面合法性”。1967年，希腊的政变上校们通过诉诸“反共国家的意识形态”来使自己合法化；巴西军政权执政最初，同样试图把合法性建立在“三反”（反共产、反颠覆、反动乱）诉求基础上。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负面合法性不可避免地趋于衰落。在最好情况下，也不过是把经济绩效作为主要合法性来源。但威权主义与经济发展并非一直是正相关关系。威权政府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确实能创造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秩序和稳定，但这种统治也使各种矛盾不断积累。韩国在20多年威权政府统治下，劳工运动和民主运动并没有停止，有时甚至使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光州民众抗争”就是例证。据戒严司令部统计，冲突中共有163人死亡，其中包括军人15人。[35]
把合法性建立在政绩基础上，必然要产生“政绩困局”。其一旦政绩平平，统治者的合法性和这一制度的合法性也将瓦解。例如，1973～1974年和1979年发生的两次油价暴涨，触发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它大大削弱了威权政府力图用经济表现来支撑其合法性的努力。像菲律宾、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巴西、乌拉圭这种高度依赖进口原油的国家，受到的打击特别严重。例如，巴西经济遭遇石油危机和债务危机后，1981年由经济增长演变为经济衰退，二战后首次出现GDP负增长，工业生产几乎下降10%。同时，通货膨胀率依然居高不下，政府又取消了对低工资的高指数化政策，工人实际工资急剧下降，由此引发社会对军政府的不满，要求民主化的呼声日益高涨。20世纪70～8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威权政府纷纷下台，与两次石油危机给其造成的政绩合法性危机直接相关。据统计，1970～1990年发生民主转型的27个国家中，有21个国家在转型前经历了经济增长下降的过程。[36]
最后，难以摆脱的继承危机。通常来说，军人干政往往出现在社会面临物质和精神的种种危机时期，人们渴望救世主般的领袖人物出来，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而铁腕人物的出现正好顺应了这一特定历史时代的要求。因此，在多数情况下，军人政权更多是作为个人而不是组织，是借助强力意志而不是多数认同去管理一切事务。它主要是靠政治上的不断宣传、鼓动和领导者的个人魅力，而缺乏系统有效的政治制度保障。这种统治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所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模样板之上”。[37]
简言之，缺乏制度化使军人政权注定是一种过渡性政体。这种政体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种建立在领袖者个人魅力和超凡品质上的合法性，后来者无法继承，从而使这种统治模式始终摆脱不了“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规律。“从克里斯马领导人向继任者的过渡往往伴随着一场灾难。因此，克里斯马统治不可能依靠用另一个人来代替克里斯马领导人的办法完成。”[38]智利的皮诺切特、西班牙的佛朗哥、利比亚的卡扎菲，都因垂垂老矣而在执政后期面临如何分权的问题。而军人干政与社会进步总是呈反比例关系发展：“社会越落后，军队扮演的角色就越进步；社会变得越进步，其军队的角色就变得越加保守和反动。”[39]因此，军人政权在若干年统治之后，除非打算不顾历史潮流，进行世袭独裁，否则必然面临重新还政于民的问题。如巴基斯坦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先后经历4次军人执政，军人干政每次都是以中止民主进程始，以还政于民终。
（二）转向民主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它的有效运行是有前提条件的。但近些年来，在西方媒体鼓噪下，“民主”日趋被意识形态化，被很多人想当然地视为第三世界政治转型的不二选择。但从实际情况看，这种线性思维使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在转向民主化后，政治状况非但没有改观，反而更趋恶化。
首先，民主化很大程度牺牲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有效性。民主本身存在三种紧张或矛盾：第一种是冲突与认同之间的紧张；第二种是代表性与治国能力之间的矛盾；第三种是同意和效能之间的矛盾。[40]西方学者阿罗也曾总结出一条“不可能定理”：假定社会中每个成员能够做出理性选择，社会选择要么是由民主程序（多数票决定规则）达到，但不满足理性条件；要么是满足理性条件，但由独裁者做出。也就是说，民主化本身就是以部分牺牲政府效能和有效性为代价的，但这种牺牲是否值得则存在很大疑问。
历史上，工业化、政治现代化、国族整合等各种问题，在西方国家差不多是依次到来，而现在第三世界国家则几乎同时面临大量难题。在尚未真正解决民生问题的情况下，国家致力于经济发展，并强调集体纪律和辛勤工作、限制个人权利，一定程度可以得到民众理解和支持。由于民主往往与个人自由连在一起，因而在第三世界国家领导者看来，推崇民主及由此带来的个人自由的增加，实际也就意味着对政治稳定的威胁和对经济发展大计的偏离。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政治发展往往被排在经济发展之后。按照伊莫逊（Emerson）的说法，民主还排在国家统一和政权安全的后面。[41]
换句话说，在诸事纷纭的情况下，推行民主化并非这些国家最为紧迫的任务。因此，当虚弱的政府无法一下子承担这么多任务时，其取消的第一个项目通常就是政治参与。“强经济需要强国家。”[42]由此不难理解为何威权政府大多集中在第三世界国家。对此，我们大可不必过于苛责。西方国家当初为确立宪制，也花费了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的时间，因此，那种只知照搬西方宪制，却没有耐心经历历史积淀的民主派，实际就是列宁批评的“又想洗毛皮，又不让毛皮下水”。[43]
从现实来看，那些急于向民主化过渡的第三世界国家，多数情况非但未能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反而丧失了政府有效性，使国家陷入双重的政治衰朽状态。如印度等南亚民主国家，就被缪尔达尔称为“软政府”，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虽然制订了经济计划，但都没有可操作的实际程序来支持其计划，使之往往停留在纲领阶段，而得不到实际执行。[44]
在民主化导致国家衰败方面，苏联和伊拉克的教训最为深刻。苏联建国伊始，按照列宁确立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确立起中央集权统治，这种模式尽管屡遭诟病，但不争的事实是，它使俄国（苏联）由最初“资本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一跃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尤其是斯大林的铁腕统治“把一个辽阔落后的农业国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强国”。[45]丘吉尔曾公允地评价斯大林说：“他接手的是一个使用木犁的国度，撒手人寰时却是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相反，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鼓吹“民主化”和“新思维”，并从1989年开始举行自由选举，结果是“对党-国体制核心的、累积的、无可挽回的侵蚀”，[46]并为波罗的海和高加索地区加盟共和国开展民族独立运动提供了契机，最终导致国家解体。
伊拉克的“民主改造”同样是个政治悲剧。伊战前，萨达姆政权的主要问题是统治基础日益变窄，代表性不足，但该国政治制度的有效性仍基本保留，政府仍有能力为民众提供各种公共产品。“这个政权和伊朗国王及沙特王朝，甚至与埃及人的政权不同，并不是在社会懦弱无能的一种低级独裁。……它对于居统治地位的掌权者都具有令人生畏的纪律约束：它设法把它能够在政治上动员其国内民众支持改革性目标的能力作为权力基础，这和新月形沃地一带的其他政权不同。因此，它并不是依靠西方强国来维护其国内的安全的。”[47]因此，伊拉克政府凭借这种有效性优势，一旦重新走与人民相结合的道路，其仍具备东山再起的可能性。但美国占领伊拉克后，上来就解散了伊拉克军队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建立起所谓“西式民主”，这表面上使伊拉克各派利益均得到照顾，但极大摧毁了该国政府的有效性。目前，该国沧海横流，百废待兴，本来急需铁腕统治和中央集权，但美国为其设计的联邦政体和议会民主制，却使该国教派矛盾抬头，重大问题议而不决。未来，伊拉克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维持弱势政府，其很难恢复原先的地区强国地位。这种民主就是“坏民主”。
从更大范围看，第三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通过实现民主化，进而实现国家富强的。恰恰相反，很多国家在推行民主化后，反而丧失了有效性，不得不依附于外部强国。尤其在那些阶级分化严重、缺乏全民共识的国家，民主化的来临只会加剧“政治极化”，要么是民粹政治，多数中下层民众毫不留情地剥夺少数富人，最终引发富人反抗（如20世纪70年代的智利阿连德民选政府，因坚持左翼立场被皮诺切特右翼军事政变推翻；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因亲中下层立场，而遭遇两次未遂政变）；要么是金钱主宰选举，使民主变成为富人服务的寡头民主，从而使政权面临被左翼军人推翻的危险（如埃及的法鲁克王朝，被纳赛尔领导的左翼“自由军官组织”推翻）。由于无法解决阶级问题，这种“翻烙饼式”的政治转型总是间歇性发作，从而引发政治动荡和第三世界的政治衰朽。
从实践看，第三世界国家在实行民主化20多年后，由于“大部分第三世界的民主体制运行得都不是很好，民主失去了它往日的声望”。[48]军人政府“还政于民”等来的不是民主巩固和欣欣向荣，而是政治衰朽和军人重新干政的阴影。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始终游走在“军人干政”与“弱势民主”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