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政治衰朽与军人干政现象出现的必然性
（一）代表性和有效性不足导致政治衰朽
政治的本质就是“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4]该命题潜含了衡量政治变革的两大基本标准。“谁得到什么”涉及政权代表性（即阶级性），具体说就是政权在制定政策和利益分配方案时，侧重照顾哪个阶层的利益。阶级基础越广泛，国家越稳固强大。而“如何得到”涉及政府在配置资源、政策实施中的有效性问题。对一个政府来说，能为民众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仅有良好的意图和政策计划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有执行政策的能力。因此，“各国之间最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5]政府执行能力越强，资源配置效率就越高，国家就越强大。代表性与有效性构成了衡量政治优劣的基本尺度：越是代表性强、有效性高的政权，政体优越性越明显；而代表性不足、有效性差，很容易导致国家孱弱、政治衰朽。
当年西方列强在崛起过程中，几乎都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占据统治地位，并将建立“强政府”作为实现强国的政治保障。从实践看，这些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采取了打击封建贵族、变革传统生产关系、增强政府汲取和统合能力等措施。如俄国采取的是与贵族“公开斗争”的做法。1470年，伊凡三世屠杀诺夫哥罗德的主要特权贵族，充公82%的可耕种土地。伊凡四世继续沿用这种策略，将数以千计的世袭贵族杀害，世袭贵族被为国家服务以换取收入的封地贵族所取代。法国则通过与贵族竞争的方式，压制封建贵族，增强国家能力。“如果国家不能在同贵族的关系中取得主动，就要在国际社会中处于劣势。”[6]
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建构并未沿着这一方向前进。在争取民族解放时期，西方殖民者为了“非殖民化”后继续保留殖民体系，有意识地将不合理的政治经济关系留给新独立国家。“殖民国家为了支持它的统治，通常会对维持甚至加强殖民地的不平等的社会与经济结构颇感兴趣……甚至殖民国家往往会造成新的特权和新的特权集团，以稳定其对殖民地的统治。”[7]殖民宗主国对那些肯于保留现状、与西方继续保持依附性关系的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缅甸等），欣然允许其独立；而对那些试图进行社会革命的殖民地（越南、古巴等），则进行武装干涉。
而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领导人，也醉心于“非暴力”的和平独立，以及继续与西方保持密切关系。因此他们没有强力打压代表落后生产关系的既得利益集团。这样，他们在从西方宗主国手中接过政权的同时，也把落后的社会生产关系一并接收过来。19世纪独立的诸多拉美国家，20世纪20～30年代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二战后独立的印度、巴基斯坦及东南亚的缅甸等国，差不多都是这种情况。
在这些国家里，位居高位的大多是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等少数权贵。从国家治理角度看，这一阶层作为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利益既得者，自然要悉心维护这种不合理状态。从政治角度看，这类统治更多时候将家族和阶级利益置于民众和国家利益之上，其共同特点就是“他们不信任自己的人民，而甘愿成为西方的奴仆。他们所关心的好像就是保住在政府中的位子，以及让个人获得好处”。[8]从经济角度看，这类特殊利益集团的主要目的，就在于重新分配国民收入，而不是去创造更多的总收入，因此它们的存在会导致全社会效率与总产出的下降。[9]有学者将其称作“新世袭国家”（Neopatrimonial States），认为在这类国家中，“国家引导的发展往往带来灾难性结果，因为在既有条件下，追求具体任务的公共目标与能力，被个人和特殊组织利益反复破坏”。[10]
这种不合理的阶级统治和生产关系体现到政治运行问题上，就是政治制度成为少数寡头借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政治工具，从而导致政府有效性不足。不管这些国家实行何种政治制度（君主立宪制、总统制还是议会民主制），选举程序如何规范、热闹，政治家上台更多是通过少数精英间的交易，而不取决于人民意愿。
在阿拉伯世界，一些国家（如埃及、约旦）早在殖民统治时期就已不同程度地建立起议会民主制（这一时期被称为“自由阿拉伯时期”）。但由于阿拉伯世界社会发育不充分，二战前的政权（包括殖民政权和半殖民的封建政权）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精英和大众间的对立和隔膜。在这些国家当中，基本是国王和大商人、大地主等权贵阶层独享权力资源。民主不过是其借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方便工具。在埃及，纳赛尔在1957年曾评价本国的议会民主制：“我们在1923到1953年间已经有过一个民主体系。但是这种民主给我们人民带来了什么好处？我告诉你，地主和帕夏统治我们的人民。他们利用这种民主来更方便地服务于封建体系。你已经看到了，封建主把农民召集到一起，并驱赶他们去投票。农民们只是根据他们主人的指令进行投票。”[11]
南亚国家也是如此。文职官员只是在竞选期间与底层老百姓有点关系，一旦成立了新政府，实际权力基本上掌握在精英阶层手中。整个统治阶层与平民实际上是相互隔绝的，很难有真正的互动。南亚国家的家族政治色彩就十分明显，如斯里兰卡的班达拉奈克，巴基斯坦的布托和谢里夫，印度的甘地，孟加拉国的拉赫曼。民主选举几十年，但选来选去始终是几大显要家族成员。子承父业，女承母业，“孤儿寡母”等现象屡见不鲜。
东南亚的泰国、印尼、菲律宾等国也面临类似问题。如泰国人民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文化是等级制（萨迪那制度），较低层次的人依附于较高层次的人。在选举中农民一般都会按照较高层次人的意志去投票。
这样，由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生产关系落后，财富分配不均，理论上表达民意、保障个人权益的民主政治制度，一旦移植过来便“淮橘成枳”，非但未实现有效统治，反而借“民主”之名，为不合理统治模式披上现代外衣，使国家陷入持久的政治衰朽状态。因此，某些人津津乐道的、从殖民者手中和平接收政权的低成本过渡，实则是个巨大的“豆腐渣工程”。“那些选择了或被迫顺从了新殖民主义道路的前殖民地，并非真会迎来非暴力的太平世界，而仅仅推迟了风雨来临的时间而已。”[12]在后来发展过程中，这些国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种带有封建统治性质的不合理政治经济结构，一旦开始运转，便如同打开的潘多拉魔盒，不停地再生产出这种不合理结构，使国家始终难以摆脱政治软弱、经济滞后状态。
（二）军人干政成为自我救赎的替代办法
许多第三世界政权代表性和有效性不足，使国家政治运行像感染了病毒的电脑一样，随着时间推移运行速度越来越慢，直到完全“死机”。在这种情况下，“重启电脑”成为最直接的应对手段。而第三世界频繁出现的军人干政现象，很大程度上就是政治衰朽引发国家瘫痪后的“重启电脑”。
首先，军人执政增强了这些国家政权的政治代表性，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政治参与不足的问题。军队及军人政权领导人一般来自社会中下层，如中东许多国家的领导人是通过军事政变推翻王权政府上台，其中埃及在1952年推翻法鲁克王朝、伊拉克在1958年推翻费萨尔王朝、利比亚在1969年推翻伊德里斯王朝，而取而代之的军事领导人，如纳赛尔、卡塞姆、卡扎菲等，大多出身中下阶层：纳赛尔是乡村小公务员出身，卡塞姆是木匠的儿子。[13]
相关的军队和政党也是如此。如埃及军队是“地道的埃及农民子弟兵，当官的出身于农村的小康人家。军官团则大部分是由公务员和兵士的儿子，以及农民的孙子所组成”。[14]二战后的南美军队，其官员也大多出身中小资产阶级。在许多国家中，出身小商人、技术工人和军人家庭的士兵，占军人总数的一半以上。而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先后掌权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也属于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其根基既不在城市资本家阶级，也不在产业工人阶级，而是在由知识分子、政府雇员、工匠以及小商人组成的广大中产阶级。”[15]
军人政权的这种偏向中下层的阶级属性（当然，也有右翼军人干政，如智利的皮诺切特、印尼的苏哈托、菲律宾的马科斯等），决定了这类政权比较体恤社会疾苦，注重保护中下层利益，推动社会变革，发展本国工业，进行土地改革，实行农业合作化、公费医疗和义务教育等。在某种程度上，军人干政意味着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政权代表性的增强，从而一定程度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国力。
其次，军人政权有能力建立“强政府”，最大程度提高政权的有效性和执行力，缓解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存在的政治衰朽和软政权化问题。在实现经济增长过程中，制度的供给固然重要，但制度的有效实现更为重要。尤其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由于百废待兴，同时面临许多难题，其最需要的就是建立强大政府，通过强调纪律、效率，必要时使用高压手段，压制不同利益集团诉求，强行降低交易成本，以顺利制订和实施社会长期发展计划。刘易斯早在1955年就指出，“国家越落后，一个开拓性政府的作用范围就越大”，“软弱的政府不能维持自己境内的秩序”。[16]因此，“相对强大的国家无论过去还是将来，都是一个决定该国在国际经济里的比较性工业地位的主要机制”。[17]
据统计，人均年收入在500美元以下的国家几乎不可能成为民主国家，而人均年收入在500～2000美元的国家，虽然有这个可能，但或许仍是不稳定的。只有一个国家的人均年收入达到3000～4000美元，它才最有可能实现稳定、民主的发展。[18]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没有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就匆忙建立起民主政体。
对第三世界民众来说，过早来临的民主化，更像无福消受的奢侈品，使这些国家从一开始就沦为弱势民主，乃至陷入纷争状态，从而导致软政权化和政治衰朽。多米尼加独裁领导人特鲁希略曾说过：“在一个没有道路、没有高速、没有桥梁、没有公共建筑、没有秩序、没有纪律、没有文化的国家里，民主无从谈起。”巴拉圭独裁者史托斯纳尔也说过：“我们的国家中有75%的人没有文化。我们没有道路也没有各种制度。人民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民主对美国是有益的，但在巴拉圭却并不起作用。”[19]
军人阶层的利益认同具有一定模糊性，其在处理内外问题时，不像既得利益集团那样患得患失，掣肘众多。军人领导下的政府一般是威权政府，远比软弱民主政府的有效性高。
一方面，军人政权更能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有能力提供起码的公共产品。“威权主义政权往往能够提供秩序、纪律和稳定，而这正是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实现发展所需要的。……此外，威权主义还能更好地实施建设项目：高速公路、桥梁、大坝、码头和工厂——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所必需的那些大型基础设施建设。”[20]缅甸的例子就很典型。在争取民族解放独立时期，后来成为缅甸“国父”的昂山“以夷制夷”，先是联日抗英，赶走英国殖民统治者，后又联英抗日，借英国势力将日本人赶出国门。这种基本靠帝国主义力量完成的“建国大业”，从开始就是一幢根基不稳的“危房”：缅甸在1948年独立后建立的吴努政府，一上台就面临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及执政集团内讧，独立仅两个月就爆发内战。1958年吴努不得不将权力移交给国防军总参谋长奈温，使政局暂时稳定。但1960年吴努重新执政后，缅甸局势再次恶化。1962年3月，奈温以防止国家分裂为由，发动军事政变，开始了漫长的军人统治。可以说，正是文官政府无力维护国家安定，才使后来的军人统治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军人-威权政权一定程度上是制度不足情况下的一种替代性方案。其在经济治理方面的业绩，也不输于文官政府。阿尤布·汗执政时期，是巴基斯坦建国后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齐亚·哈克执政时期，经济稳定，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人均收入居南亚之首；穆沙拉夫执政时期，经济增长迅速，治理成绩得到各方公认。[21]巴西军政权执政长达21年（1964～1985年），军政权用高压手段压制民主，但同时把稳定经济、控制通货膨胀和改善国际收支视为首要任务，并启用技术专家担任经济部门要职，使巴西出现了被誉为“巴西经济奇迹”的高增长：1968～1973年，GDP和GNP增长率超过10%。韩国在朴正熙执政时期，限制工会活动，禁止政党活动，禁止罢工、罢市、罢课和游行，加强新闻控制，并把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20世纪60～70年代，政府储蓄和外部储蓄每年为国内投资提供60%的资金。除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外，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政府能支配如此多的资金用于支持经济高速增长。这样，韩国政府用在民主制度下难以行得通的方式，实现稳定和推行政策。琼斯等人认为，韩国之所以能获得经济“起飞”，主要是因为韩国实现了从李承晚的“软政府”，向朴正熙“强政府”的过渡。因此，亨廷顿认为，“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这些早期阶段，军官在促进现代化和进步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向寡头挑战，推动社会和经济改革，推动民族融合，在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政治参与的扩大”。[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