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方法论比较：以斗争求和平还是以妥协求和平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说：“理想主义者渴望一个没有冲突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所有的分歧都得到解决，所有野心都得泯灭，所有咄咄逼人和自私自利的冲突都化作对个人和国家有利的行动。但这样的世界过去未曾有过，将来也决不会出现。”[22]
这些分歧就像横在愚公门前的“太行、王屋二山”一样，其出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指望其自动消失更是不可能的。
“安全两难”[23]问题就是如此。国家的安全感本来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一国发展军备必然引发对手的疑惧和不安全感，并使对手提高军备水平；反过来说，别人提高军备水平，使本国不安全感加剧，从而进一步提高军备水平。这种矛盾始终无法回避——除非你愿意“自废武功”，彻底投降。总体看，矛盾不外乎三种解决结果：一是对立面一方压倒另一方，要么是东风压倒西风，要么是西风压倒东风（如美苏冷战以苏联解体，美国大获全胜告终）；二是对立面双方势均力敌，形成胶着状态（如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美苏冷战）；三是对立面双方同归于尽（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德国挑起二战，称霸欧洲，结果导致德英两败俱伤，美苏则渔翁得利，一跃成为全球性大国）。当前，选择“同归于尽”战略的国家越来越少，但前两种情况仍十分常见。
不管哪种情况，既然矛盾是客观普遍的，也无法回避，就要敢于正视并设法解决。而如何处理现实世界中的矛盾，这就涉及方法论的问题。大体来说，有两种处理问题的思路。一种是坚持辩证法思想，承认矛盾的艰巨性、复杂性，但更强调主观能动性，相信依靠坚韧不拔的意志，尤其是依靠人民力量，可以克服矛盾，改变现状（就像愚公那样“挖山不止”）。另一种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用静止、片面的眼光看问题，“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就像智叟那样）。其不会从困难中看到希望，从黑暗中看到光明，而只会不断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体现在国际政治中，就是只看重数量对比（如GDP大小、军费开支高低），无视其性质和结构，尤其看不到人民内部和被压迫者蕴藏的力量，因此其很容易被事物表面的强弱对比迷惑，强大时冒险，弱小时投降；暂时安稳便说形势大好，出现争端后便认定前景暗淡。尤其是面对强者，其总是强调“弱国无外交”，将妥协退让作为与强者相处之道。
事实表明，无原则的妥协非但不会被当作大度宽容，反而会被视为软弱无能。以妥协求和平，非但不会赢得和平，反而会引火烧身，使国家面临更大危险。二战前，英国的张伯伦对德国实行绥靖政策，在慕尼黑会议上出卖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给德国，张伯伦满以为此举会为英国赢得几十年的和平，结果英国不久便遭到德国打击。丘吉尔后来指出：“希特勒之所以一直敢于推行侵略政策和破坏条约，并不是因为德国有实力，而是因为法英两国的不团结和怯懦。他的对手都太优柔寡断，不敢接受他的挑战，让他亮出底牌。”[24]
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既对立又统一，并不断向对立面转化，由此决定了要想使矛盾朝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必须学会从反面着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此，各国政治家几乎“英雄所见略同”。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说，“只有同坚定的道德原则相结合，弹性才是一种美德。而只有当两个伙伴都表现出弹性的时候，它才能带来政治上的好处”。[25]尼克松曾指出，“对侵略行径的一次默认将会引发另一场侵略。及时地在某种水平上做出反应，可以避免在较高的水平上做出更大的反应”。[26]简而言之，就是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国家要想实现繁荣强大，必须有藐视一切艰难险阻的勇气和铁一般的意志力。不经艰苦斗争乃至必要牺牲，不可能赢得最终胜利。
结论：中华民族崛起离不开愚公精神
自近代被纳入国际体系、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以来，中国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不断探寻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先后尝试了技术引进（洋务运动）、君主改革（戊戌变法）、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等不同道路，但无一成功。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积四十年之经验”得出结论：“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27]后来国民党及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政治遗嘱，反而是中国共产党认真践行这两大原则。现代史上，共产党与国民党长达22年的斗争，实际就是愚公道路与智叟模式的较量。蒋介石对内依靠江浙财团，对外依靠英美势力，遇到重大挑战喜欢借助外力：日本占领东北后，坐等国联调停；1937年就与日本全面开战，但直到1941年美国对日宣战，才敢正式对日宣战。蒋介石过于注重天时，十足的现代智叟。而毛泽东走的是典型的愚公路线：不信邪不怕鬼，对内依靠劳苦大众，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对外借助苏联但不失独立自主，并最终争取回了美苏牺牲中国的部分利益（美苏曾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牺牲中国利益的秘密协议）。新中国建立不久，就在朝鲜战场与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美国战成平手，一扫近百年来面对列强屡战屡败的屈辱经历。按照西方的说法，只有在战争中打败大国军队的国家，才具备公认大国的条件。就此而言，中华民族真正实现崛起始于新中国建立。换句话说，愚公道路是中国实现崛起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后，部分人“倒洗脚水连婴儿一同倒掉”，愚公精神日趋淡化，思维/行为“智叟化”倾向明显。这种将主观原理置于客观事实之上的做法，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思维，它就像从镜子中观察世界：表面看一切都与现实世界无限接近，实则却完全颠倒。
哲学的贫困必然引发行动的贫困。用这种思维指导对外战略，只会导致逃避现实的鸵鸟政策，引发国家战略错乱和灾难性后果。有学者指出，强化外交中的理想主义[28]倾向，会产生一系列困扰：一是使国人对国际政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乃至滋生和平麻痹思想，造成国家安全隐患；二是对和平、合作的过分强调，导致中国外交人员在一些问题上不能理直气壮地维护国家利益；三是使自己经常处于言行不一、自相矛盾的窘境，常会左右摇摆，甚至从一个极端（即理想主义）摆到另一极端（即实用主义）。[29]
毛泽东曾经讲过：“中国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只有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才能变得成熟起来，只有正面教材而没有反面教材，是不可能获得真正正确的认识的。”[30]正反两方面的事实告诉我们，智叟似智实愚，愚公似愚实智。追随和依附外部异己的智叟思维，看似减小了中国崛起阻力，实则使国家陷入政治矮化、经济依附的怪圈不能自拔，发展道路越走越窄；而愚公道路看似荆棘坎坷，实则使国家赢得长远和最终利益。
在某种程度上，国家战略是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中国无论是领土还是人口规模，都具备成为世界大国的基本条件，因此理应有建成世界一流强国的志气，将中国定位为二流国家，只会沦落为三流国家。而强国事业，尤其是将中国建成先进工业化国家的事业，如同愚公家前的太行山、王屋山一样，没有捷径可循，唯有弘扬愚公精神，几代人矢志不渝，“挖山不止”，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富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在“愚公移山”故事的最后，愚公的不懈努力最终感动天帝，帮其把大山搬走。从哲学上说，这就是量变引起质变。用最朴素的话说，就是“天道酬勤”，“唯有自助，才有天助”。
[1]本文合作者为林海虹。
[2]这有点像国际关系理论中常说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但准确地说，二者实际是“以正为本，以奇为用”与“以奇为本，以正为用”的战略原则差异。另外，笔者主要探讨那些幅员较大的国家，而如新加坡、卡塔尔、科威特这样的小国则不在讨论之列，这些国家国小力薄，不得不借助外力或在大国间寻求平衡。
[3]详见〔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杨昌裕译，商务印书馆，2009。
[4]〔美〕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卢明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第188页。
[5]《史记·商君列传第八》。
[6]〔法〕乔治·勒费弗尔：《拿破仑时代》上卷，河北师大外语系《拿破仑时代》翻译组译，商务印书馆，1978，第23、49页。
[7]〔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3页。
[8]Hilal Khashan，Arabs at the Crossroad：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2000），p.64.
[9]〔美〕威廉·赫·沙利文：《出使伊朗》，邱应觉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第31页。
[10] 〔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战争》，萧啸、昌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第128～129页。
[11] 《战国策·齐六·齐闵王之遇杀》。
[12]《战国策·齐六·齐王建入朝于秦》。
[13]潘维：《适时调整中国的国际战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5597.html，2007年8月15日。
[14]〔美〕威廉·恩道尔：《石油战争》，赵刚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第9页。
[15]〔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1卷，吴万沈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308页。
[16]〔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册，陈瑶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第71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56页。
[18]〔英〕乔纳森·哈斯拉姆：《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张振江、卢明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第338、346页。
[19]〔英〕乔纳森·哈斯拉姆：《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张振江、卢明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第339页。
[20]详见〔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赵绍棣、黄其祥译，东方出版社，2006。
[21]卫建林：《全球化与第三世界》，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第447页。
[22]〔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和平》，钟伟云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第4页。
[23]根据概念提出者约翰·赫兹的定义，凡在国家间“共处但未结成较高的结盟”的场合，总是存在“安全两难”问题：一个国家始终担心被对方侵害，因而为求得自己的安全，便更多地追求实力和权势；而这又会使对方感到不安全，从而也更多地追求实力和权势以防不测，结果就进一步加剧了原本的安全担忧。这样一种作用和反作用恶性循环，来自于国家间的互相猜疑和互相惧怕。
[24]〔英〕丘吉尔：《二战回忆录》（上），康文凯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3页。
[25]〔德〕赫尔穆特·施密特：《伟人与大国》，梅兆荣等译，海南出版社，2008，第7页。
[26]〔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战争》，萧啸、昌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第57页。
[27]《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72页。
[28]它与唯心主义是同一个词：idealism。
[29]张睿壮：《中国外交哲学的理想主义倾向》，《二十一世纪》2007年第2期。
[30]1972年9月6日，毛泽东与法国社会党代表团的谈话，转引自韩毓海《别了，美国式发展道路：“反面教材”的价值”》，《绿叶》200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