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认识论比较：自主掌握国家命运还是相信异己力量

从认识论角度看，“愚公移山”涉及一个重要哲学问题：面对外部异己，人是否具有主观能动性？面对大山挡路的难题，愚公相信“人定胜天”，带领全家埋头苦干，“挖山不止”；而智叟看不到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面对重大挑战只会被动承受。这种思维差异推演到国际政治中，就是愚公型国家一般都目光远大，自强不息，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强调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实现战略抱负；而智叟型国家则得过且过，低估自身，高估对手，将国家生存发展寄托于大国善意。战略思维境界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实践效果差之天壤。

（一）从政治角度看，是否将国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直接决定国家生存安危

国际格局直接关乎国家生存环境优劣。国家奉行何种战略才会使国家外部环境更安全——矢志反对霸权主义，推动世界格局多极化，还是默认霸权，乃至纵容、助推业已存在的单极化倾向？愚公思维强调自主和制衡；而智叟模式喜欢“搭车”，主动追随或被动屈从外部大国，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外部大国的善意。

到底哪种战略更有效呢？战国时期堪称战略博弈的历史大舞台，为我们检验不同战略的最终效果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素材。当时秦强众弱，颇有点“一超多强”的意思。秦国的外交战略非常清晰，就是通过“连横”战略分化对手，进而各个击破；而其他六国为阻遏秦国扩张势头，一度采取各国联手的“合纵”政策。后来的实践证明，六国团结抗秦之时，就是六国安全自保之日；而六国内部分化，竞相讨好秦国之时，就是六国相继败亡之日。

其中，尤以齐、楚这两个实力最强国家的战略教训最为深刻。楚国地处南隅，方圆千里，甲士百万，是当时为数不多具备抗秦实力的地区性大国。屈原担任楚国大夫时，对外联齐抗秦，楚怀王被推为六国盟主，楚国出现难得的富国强兵局面，秦国扩张势头也得到有力遏制。后来楚怀王疏远屈原，秦使张仪乘机以六百里土地的空头承诺，诱使楚国断绝了强国之基——齐楚联盟，结果楚国自食其果，从此走上下坡路。齐国也是亡于战略短视。齐国在战国后期实力最强，秦国采取范雎意见，“远交近攻”，有意拉拢齐国。公元前228年，秦国自封“西帝”，同时给齐国君主冠以“东帝”虚名。结果齐国被这种表面光环所惑。齐王建奉行“事秦谨，与诸侯信”^[11]的“准”连横策略，任由秦国征伐他国，最终齐国不战而降，齐王建也“饿而死”。^[12]正所谓“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因此有识之士将“事秦谨”视为目光短浅的“亡国战略”。^[13]

在大国争霸史中，英国的称霸历史最久，外交手腕最圆熟、老练。在英国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朋友”与“敌人”身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换。“如果需要的话，盟友或同盟是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的。”^[14]因此，国家安全不可能依靠强者恩赐，而是建立在实力平衡基础上的。为保证自身安全，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就是防止欧陆被最强国的霸权统治，因此英国从来不加入强大一方，而是坚定地奉行抑强扶弱的均势政策。对此，丘吉尔曾总结说：“英国四百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英国总是“参加不那么强大的一方，同它们联合起来，打败和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所统治的是哪一个国家”。^[15]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先后坚决反对过意欲称霸欧洲的法国、俄国和德国，最大限度保证了自身安全。二战后，英国日趋衰落，不得不依靠美国提供保护伞，仍不遗余力地制造出核武，最大限度地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事实表明，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有实力才有资格谈善意，有力量才可能有和平。基辛格曾说过：“如果说历史有任何教育意义的话，那么其教育意义就在于：没有平衡，就没有和平；没有节制，就没有公正。”^[16]冷战时期，正是由于美苏力量相对平衡，双方才相互节制，没有使“冷战”变成“热战”。而冷战结束，美国在失去苏联制衡后，在国际事务中日趋肆无忌惮，短短20年直接发动或间接参与策划多起局部战争（科索沃、海湾、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由此不难看出，越是双方军事实力不对称，越容易引发战争和冲突。因此邓小平指出：“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17]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生于安乐，死于忧患。国家安全战略必须立足于防止和应付“最坏情况发生”。国家要想在国际社会更好地生存发展，就要尽可能联弱抗强，促使国际格局多极化。事实上，这种扶弱抑强的均势政策，不仅是西方对付强势对手的主要法宝，而且在西方世界内部也是制定政策的基本出发点。20世纪90年初，面对德国即将统一的前景，法国极度恐慌，总统密特朗称“一个统一的德国会标志着对欧洲的双重危险”。他直言不讳地告诫德国外长根舍，如果德国统一不拖到欧洲联盟建成后，波恩将会不由自主地面对一个三国同盟（法国、英国、俄国），“而且会以战争了结”，但“如果德国合并在欧洲联合之后生效，我们将会帮助你们”。^[18]有学者对此评价说：“快捷的新一轮欧洲一体化的加速发展是均势思路的一种延伸，而不是抛弃均势追随一个没有领土世界的欧洲这一普世主义理想。”^[19]这种立足自身，尽可能将国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做法，与愚公思维/行为模式在内在机理上相互契合。

（二）从经济层面看，是否坚持自主性发展，直接决定国家行动能力强弱

近些年，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的增加，以及国家间合作的增多，使有关全球化的著述日渐增多，这使相当一部分人对当前国际政治产生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是认为全球化会自动实现国家间的互利双赢；二是认为全球化会使国家利益淡化，并使世界更加和平。《世界是平的》一书认为，世界正日益平面化，全球化已成为一种取代冷战体系的国际体系。^[20]

事实上，全球化早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期就已开始，但五百多年的历史表明，全球化既不可能平息国家间纷争，更不会自动实现“共同发展”。据统计，第三世界在世界总收入中的份额，1850年为65%，1960年降到22%，20世纪70年代又降到2.7%。^[21]自1994年乌拉圭回合达成协议以来，世界贸易是大发展了，但穷国与富国之间的收入差距却由20多年前的30∶1拉大到现在的70∶1。

大量事实告诉我们，对那些垄断世界贸易和掌握贸易规则主导权的发达国家与跨国公司来说，世界或许真的是平的，因为西方新技术和资本日益将世界碾成一块没有边界的平地，使其畅通无阻地掠夺第三世界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而对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则意味着民族工业的解体和国家财富的不断流失。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没有意识到自由贸易暗含的不平等性和残酷性，不加辨别地为全球化现象鼓掌叫好，自甘接受西方给第三世界分配的附庸角色，结果使本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相对落后的状态日益固定化。

事实上，这种“主宰-附庸/剥削-被剥削”的不合理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已经成为西方大国保持繁荣强大的重要霸权手段。从长远看，西方国家继续保持强大的重要前提，就是第三世界国家继续保持落后状态，并不断再产生出这种“轴心-辐条/中心-边缘”的结构。因此，西方最喜欢那些认同西方国际体系、愿意依附性发展的智叟型国家；最害怕的就是拒绝认同所谓“国际体系”，谋求自主发展，并有可能打破这一辐条轮结构的愚公型国家。

表面上看，依附性道路减少了这些国家的安全成本，扩大了国际活动空间（即所谓融入国际社会），但实际付出的代价却十分惨痛：政治上自我矮化，成为西方大国的跟班和附庸；经济上依附，使其日益被固定在链式分工体系的下游，并由此导致国民财富不断外流，长期处于欠发达状态。南美的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等国秉承亲西方的依附性道路，现代化进程历时两百年，但仍是“有增长，无发展”，至今徘徊在发展中国家行列，形成发人深省的“拉美陷阱”现象。因此，依附性发展的智叟型道路，实则就是一条通往衰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