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体论比较：国家政权“依靠谁，为了谁”直接决定国力强弱

政治的本质是“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3]对国家来说，最关键的不在于采取何种政体，而是生存发展主要依靠哪个（或哪些）阶级——是依靠少数精英，还是多数民众。用马列经典作家的话说，就是“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有什么样的阶级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利益分配和思维方式，反之亦然。在“愚公移山”故事中，愚公之所以敢于移山，其信念来源就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因此“人多力量大”。而智叟看不到这一点，所以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

而国家强大与否，同样与政权阶级基础是否牢固直接相关。我们知道，在综合国力构成中，国家士气是国家能力强大与否的灵魂性因素，“人民同本国政府的行动和目标——当然特别在对外事务中——越一致，国民士气高昂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亦然”。^[4]这实际验证了历史唯物主义中一个基本原理，即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政府只有依靠和服务多数民众，才会换来民众真心支持，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潜能。反之，如果政府主要依靠和服务于少数精英，阶级基础薄弱，这样的国家势必外强中干，缺乏强大的行动能力。

现实世界确实如此。战国时期，秦国地处偏隅，却能成为最强大国家，乃至统一天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商鞅变法后，政府鼓励军功，使“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从而打破世袭，极大调动了平民阶层的主观能动性，结果不到十年，秦国“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成为令人生畏的“虎狼之秦”。^[5]而其他诸侯国多数维持贵族统治，民众积极性难以调动，国力自然不能与秦国相比。

在现当代，法国、俄国等先后发生过社会革命。而革命主要是为多数民众争取权益，因而这些政权反过来也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戴，使这些国家的综合国力在短期内出现了飞跃式增长。以法国为例，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政府实行公民平等、宗教自由、废除封建赋税、出售教会产业、取消行会、增加公务员等政策，由此使法国民众“从革命成就中或多或少得到好处，因此全国大多数人始终忠于革命事业”。“全国抵抗外敌的力量因而大有增长。”^[6]这为拿破仑后来带领法军横扫欧洲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有学者指出，“革命后的法国顷刻间就变成了欧洲大陆的一个政府性强国；俄国革命则产生了一个工业和军事性超级大国”。^[7]

反过来看，如果一个国家奉行“向上看”的精英路线，自然不容易看到人民群众的潜力。而且，政权越是脱离民众，对外政策就越是底气不足，越倾向于畏惧强权、走依附性发展道路。一些中东国家领导人就存在这类问题，“他们不信任自己的人民，而甘愿成为西方的奴仆。他们所关心的好像就是保住在政府中的位子，以及让个人获得好处”。^[8]由此产生一种恶性循环：领导层越是一味与西方大国妥协交好，越会引发国内民众反感和抗议；而政府越是得不到民众支持，就越需要与西方搞好关系，以换取外部势力的政治支持。这使国家朝野之间离心离德，社会危机四伏，陷入半瘫痪状态。

这种状态发展到某个临界点，就是阶级矛盾大于民族矛盾（即政府与民众矛盾超过与外部列强矛盾）。体现在政策上，就是内忧大于外患，“防民甚于防寇”，促使政府走上靠出卖国家利益、勾结列强镇压本国民众的反动道路。这样的国家在面临重大挑战时，很难进行有效社会动员，采取重大战略行动。

更深一层看，这种依附性道路还会反噬执政者自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旦政府与外部势力对本国民众的压榨达到极点，民众便可能起来反抗，发动剧烈社会革命，推翻亲西方统治者。而对西方大国来说，这些第三世界领导人不过是借以实现霸权利益的工具和棋子，其一旦失势，丧失利用价值，西方主人很快便会将这些昔日“盟友”抛弃。

这方面的例证很多。如伊朗的巴列维国王，对外自甘充当外部大国在中东的战略支柱，“德黑兰政府的权力已经丧失殆尽，人民日常生活一切取决于莫斯科或伦敦的旨意”。^[9]其对国内民众则专制独裁，严厉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经济上大搞“裙带资本主义”，任凭西方跨国集团攫取巨额利润；引进负面的西方生活方式（如赌场、妓院、色情电影、毒品等）。这最终导致国家内部腐败盛行，上下离心，政权最终像纸房子一样倒下。而美国为了与新政权建立关系，拒绝巴列维流亡美国的请求。“美国像扔一只老鼠那样地把他给扔掉了。”

实际上，李承晚、吴庭艳、马科斯等亲美的智叟型领导人最终无不面临类似下场。1963年11月吴庭艳政权被推翻，其本人亦被杀，巴基斯坦时任总统阿尤布·汗对尼克松说，吴庭艳被害对许多亚洲领导人有三方面影响：“做美国的朋友是危险的；中立要付出代价；有时做美国的敌人倒会有所收益。”^[10]亲西方却最终被西方抛弃，这是看似聪明的智叟型领导人怎么也想不到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