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跨国金融资本流动加剧新兴国家经济动荡
金融资本主义是当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最主要特征。对很多产业资本家来说，“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上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27]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背景下，谋求更高利润的冲动，使越来越多的资本离开生产领域，成为靠借贷获取利息，乃至纯粹玩“钱生钱”游戏的金融资本。
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种“狂想病”日渐从阶段性病状，变成结构性病状。1979年，西方主要工业国首脑汇集东京，决定改变长期实行的公共政策根本方向，将反通胀放在优先地位，放弃了以往在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之间进行选择的凯恩斯主义。尤其是当时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推行的市场化、私有化、放松金融管制政策，使货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占据决定性地位。20世纪70年代，金融工具投资仅占所有投资额的1/4，到2008年这一数字已攀升到75%。[28]20世纪90年代，投资“其他”领域的资本有50多万亿美元，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已增至600万亿美元。而世界实体贸易额只占全球资本交易量的1%～2%。“主导今天整个资本积累运动的，是经过二十年发展变化的、各种以食利性金融资本为基础的机构，它们不论在收入分配还是投资节奏上，或是在工薪就业水平和条件方面，都可以通过操纵金融市场活动而起到决定性作用。”[29]金融资本主义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由盛转衰的征兆，其更反动、更腐朽，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冲击也更大。
在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发展中国家利息率要比发达国家高得多，[30]因此跨国金融资本源源不断地涌向新兴国家，从而将这种反动腐朽的积累体系，尤其是“晴天送伞，雨天收伞”的掠夺财富模式，在更大范围内复制、扩散，进而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更直接、更严重的负面冲击。
（一）极大盘剥和削弱新兴国家的实体经济
金融产业本身并不创造财富，而是凭借对资本的占有，参与瓜分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生息资本或高利贷资本（我们可以把古老形式的生息资本叫作高利贷资本），和它的孪生兄弟商人资本一样，是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很早已经产生，并且出现在极不相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31]众所周知，工业革命前的高利贷资本对经济活动的负面作用明显。“高利贷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像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在它身上，使它虚弱不堪。高利贷吮吸着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32]
事实上，当借贷人过度借贷而只能偿还利息无法偿还本金时，放贷人得到的回报是最高的。但它最终会耗尽所有对生产的实际需求，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对这一系统的运转构成威胁。[33]因此，凯恩斯等都认为，借贷货币资本应处于从属地位，因为最终来讲，劳动力的使用才是价值的源泉。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趋势，与凯恩斯等表达的“让食利者缓慢死亡”的愿望相反，劳动力和生产过程愈来愈被用于满足获利资本的需要。[34]金融积累体系的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的负面冲击最为直接。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投机逻辑压倒生产逻辑，造成实体企业经济停滞。在金融资本体系下，金融投资者可以通过操纵交易市场，成为工业集团的所有者，由此使金融资本日趋决定着生产性投资的节奏、形式和地点。“它们变成了产业的创立者以及最后变成产业的统治者。”[35]但对金融类型的企业股东来说，其收益战略与工业投资的需求毫不相干。“金融投资既不会带来长期产业投资资本，也不会带来高科技和知识。金融资本优先考虑的是企业的‘市值’。而利息和红利只有在市场持续走高时才可能实现，迫使这些企业不得不回购股票以维持市值，借贷投资最终导致企业高负债。在企业管理中，金融投资者也是根据纯金融的准则，必须在短期内实现投资回报，因此往往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提高剩余价值和获取剩余价值。在金融统治下，工业管理的核心词是‘减员增效’和‘结构重组’。”[36]近年来，对冲基金还发明了一种新做法——私募股权，也就是举债买断上市公司，将其踢出证券市场，并使之落入私人手中，以此来降低公众对这些公司的监督程度。上市公司频频被买断和肢解，每一个业务板块被分别卖给出价最高者。而雇员大多被解雇，资产也被剥夺一空。[37]在拉美地区，当地企业刚刚私有化和上市，跨国公司的并购就开始了，随之而来的是作为收购者的跨国公司为了它们的纯商业利润而瓦解企业的生产活动。
二是导致实体经济日趋被“挤出”，经济日趋虚拟化。在金融资本主导的经济体系中，政府倾向于采取严厉的货币政策，将抑制通货膨胀视为优先任务，由此导致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增长。但高利率又会引起投资和储蓄率下降，使各种金融投机活动增多。“企业实际上不再被激励去进行生产投资和拓展，而愿意在利益驱动下以各种形式购买有价证券进行金融投资。”[38]金融全球化还颠覆了许多传统的经济法则。一般来说，商品价格上涨会削弱进出口竞争力，但资本价格上涨则将全球的资金吸引到股票、债券和房地产市场中。不断上涨的租金、财产和债券支出，往往会抵消工资优势，[39]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随着金融化程度提高，“生产消费型经济体变为越发负债的金融财产型的贝壳式的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在金融上将变得‘头重脚轻’，并使得储户和债券人之间两极分化”。[40]
三是银行体系风险增大。在金融市场日趋发达的背景下，大企业更乐于通过发行股票在市场上借贷，而不是去银行借款。银行业为抑制市场份额急剧下降，不得不寻求业务多样化。为迅速恢复利润，它们采取事先从一些企业抽资的政策，这直接给实体经济发展带来灾难性后果。同时，银行的投资/投机活动，特别是转向期货和期权等金融衍生品，将银行业本身置于十分危险的处境。[41]
此外，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泰国、菲律宾等国的实践表明，“金融全球化必然会孕育和加强一切金融买办阶层。相反，各国自身及其广大就业者则很少或根本不能得到任何好处”。[42]
（二）导致新兴国家社会财富加剧外流
金融资本只是参与财富分配的特殊积累制度，金融资本占主导，意味着由1%～2%的实体经济创造的剩余价值，要由100%的资本来分赃，平均利润率因金融泡沫而急剧摊薄，并趋近于零。在此背景下，金融资本为获取高额利润，日趋退化到依靠经济投机牟利的“赌场资本主义”阶段，[43]乃至变成靠“制造灾难”掠夺财富的“灾难资本主义”。[44]尤其对美国来说，在经济高度金融化背景下，其若想实现经济繁荣（即金融扩大再生产），就需要增加货币资本投入。在国内储蓄不足的情况下，国际资本便成为美国的争夺对象。国际资本为保值增值，往往会流向更加安全、环境较好的国家，因此美国要想保持本国经济繁荣，前提就是破坏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和金融秩序。因此，有学者正确地指出，当前美国/北约的战略，已不再是赢得战争或冲突，而是创造无休止的混乱，借以控制当地人民、国家及当地资源。当一国陷入混乱无序、经济破产并急需资金时，IMF、世界银行及其他“发展机构”和金主就会以十分苛刻的条件进行贷款，借以奴役这些国家。[45]
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破坏性极强的金融资本对发展中国家财富的掠夺令人发指。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相对落后封闭，其对金融游戏规则和风险缺乏深刻了解，跨国金融资本的涌入使这些国家经济活动的风险系数倍增，并由此打开财富外流的“绿色通道”。跨国金融资本可以通过操纵发展中国家金融中心的方式，获取工业利润、金融企业收益以及利息和红利，并把这些收益转移到纽约、伦敦或东京金融中心。[46]金融全球化实际使发展中国家日益成为“被切开的血管”，财富不断流向发达国家。
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国际金融资本，主要是凭借美元霸权地位，通过金融杠杆对外转嫁危机，掠夺发展中国家多年创造的财富（俗称“剪羊毛”）。通常来说，美国会让美元指数持续走低，纵容跨国金融资本大量涌入新兴国家，使发展中国家成为西方剩余资本的“接收器”。一般来说，跨国金融资本最愿意投资的，是那些可以短期获利、“快进快出”的行业，如房地产、股市、债券市场等。因此，跨国金融资本也被称为“飞燕式”投资。大量资本涌入，导致这些发展中国家出现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经济过热、本币升值等“虚拟繁荣”。当这些国家出现资本过度积累后，跨国资本便获利撤离，完成“剪羊毛”过程。而发展中国家则因资本贬值陷入经济萧条，并可能在债务偿还的严格规定下遭到劫掠。[47]
尤其对那些没有实施资本账户管制、外汇储备不多的新兴国家来说，由于缺乏适当的资本流动管理（部分国家已全面开放资本账户），同时也没有实施足够的宏观审慎监管，跨国金融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俗称“热钱”）大量流出，使这些国家成为最大受害者。“今日的国际金融取得了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军事征服曾起到的作用，把债务国锁定为剥夺了所有权，甚至失去对自己资源的征税权的原材料出口国的境地。”[48]那些易受攻击的发展中国家，其付出的代价包括丧失财产、工作和经济安全，更包括丧失尊严和希望。[49]
当前新兴经济体正遭遇这一困境。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连续推出货币量化宽松政策，稀释“有毒”资产，导致大量热钱涌入新兴经济体。据国际金融协会（IIF）统计，2010年以来，新兴经济体私人资本净流入连续三年超过1万亿美元，是2000年的10倍。这些资本大量涌入时，新兴经济体资产价格、投资额和收入水平均明显上升。[50]新兴经济体短期内“财富效应”明显，如新加坡房地产价格上涨70%。但随着2013年5月美联储停止量化宽松政策，并进入加息周期，美元重新成为强势美元，滞留在新兴经济体的资本开始获利回流。从2013年开始，流入新兴经济体的金融资本由1.06万亿美元降至1530亿美元，2014年降至300亿美元。据IMF统计，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从2014年第二季度的8.06万亿美元下降到2015年第一季度的7.5万亿美元。截至2015年8月21日，全球共有25亿美元资金流出新兴市场债市。这意味着，自2009年开始的从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的资本流动出现逆转趋势。[51]
资本外流导致新兴经济体出现资产价格下降、本币贬值、经常项目平衡恶化等一系列严重后果。2007～2014年，新兴经济体债券发行额成倍增加。据国际清算银行估计，目前新兴经济体共持有价值达2.6万亿美元的国际债券，以及3.1万亿美元的国际借款，其中主要计价货币是美元。[52]当前强势美元造成新兴国家货币贬值（2015年平均贬值20%）、投资减少或贸易额下降，由此使以美元计价的政府债务和公司债务大幅增加，尤其是高度依赖外资的土耳其、南非、巴西等国，其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土耳其一年期短期外债超过1200亿美元，外汇账户赤字1700亿美元，超过央行外汇储备6倍。[53]南非的主权债务占GDP的44%，巴西和印度公共债务达到GDP的2/3。如果新兴经济体动用外汇储备保卫汇率，外汇将很快缩水；如果不去维护现行汇率，资金可能加速外流，并耗尽外汇储备。[54]有分析认为，“不论对劳动力的剥削多么残忍，也无法抵消汇率与一种无比强大的货币挂钩带来的后果”。[55]
此外，美元升值还引发大宗商品价格下降。2014年下半年，国际油价下跌50%，金属类产品价格下跌20%，粮食价格下跌17%，那些主要依赖资源出口的新兴国家深受其害。俄罗斯出口商品中约70%是油气，油气收入占俄财政收入的一半，全球油价下跌1美元，俄预算收入就损失约20亿美元。俄财政部部长西卢阿诺夫表示，油价下跌每年给俄造成的损失高达1000亿美元。委内瑞拉石油出口收入占该国出口总收入的95%、政府预算的96%，该国若要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国际油价需维持在约110美元/桶。油价暴跌导致该国2014年经济增长率下降2.4%，通胀率同比上升63.6%。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祸根在美国，根源是美国经济结构性失衡，但借助金融资本积累体系的传导，边缘和半边缘国家成为最大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