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跨国产业资本转移牵动新兴国家“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当前新兴国家所处的这种困境并非偶发现象。20世纪以来，尽管欠发达国家纷纷追求经济现代化，但绝大多数国家长期被“锁定”于不发达状态，鲜少能进入“发达国家俱乐部”。据统计，二战后全球超过100万人口的国家和地区中，只有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少数经济体跨入高收入行列。世界银行估计，20世纪60年代确定的101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只有13个国家在2008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5]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发展中国家难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只有置于国际资本体系下才能看清。

（一）“其兴也勃”：跨国产业资本进入为新兴国家带来繁荣

新兴国家短期内实现经济繁荣，与资本跨国流动和逐利本能有着直接关系。资本是诸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成分，其本性就是谋求利润最大化，但平均利润率持续下降又是资本运行的必然规律。“利润水平取决于资本的有机构成，从而取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资本主义发展得越先进，平均利润率就越低。”^[6]据统计，1965年“七国集团”制造业的平均利润率高达45%，到1990年降至27%左右。^[7]美国官方统计，2000～2006年美国制造业的利润率比20世纪50～60年代低1/3左右，比20世纪70年代低18%左右。^[8]

在平均利润率持续下降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要想获得高额利润，重要办法之一就是进行“时间-空间修复”^[9]，即通过去那些尚未充分开发、利润率更高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地理扩张和空间重组，来获得更多利润。列宁曾指出：“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10]希法亭也说过，“资本输出的条件是利润率的差异”，不发达国家的利润率“要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高得多”。^[11]沃勒斯坦指出，为追求更低的生产成本，实现途径通常是将主要生产场地从原来的“核心”地区，转移到世界体系中劳动成本更低的地区。^[12]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近年来新兴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不断增加。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5年世界投资报告》，2005～2014年，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增加10倍，投资增速是发达国家的2.3倍。2014年接受直接投资最多的前20个国家中，有10个国家是新兴市场国家（包括印度、巴西、墨西哥、印尼、俄罗斯等）。^[13]在这一过程中，跨国资本获益巨大。目前，美欧公司的利润主要依靠海外市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例如，标准普尔500指数所统计企业利润的50%以上来自美国之外。^[14]2008年，福特、丰田、本田、日产、现代等企业，在中国汽车市场获取的净利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通用公司在中国产量只占其全球总产量的4%，利润却占通用全球总利润的25%。^[15]由于新兴市场国家需要很多年才能发展到资本过度积累的程度，因此，在相当长时期，发达国家仍可从这种资本转移中获利。^[16]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跨国资本涌入及由此带来的技术扩散，激活了这些国家原来的人口、资源等潜在要素，使其经济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1981～1999年，新兴经济体年均经济增长率为3.6%，同期美国年均经济增长率是3.4%。^[17]此后，随着海外投资持续增加，新兴国家经济增速明显加快。2000～2012年，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年均增长率达6.2%，同期美国经济增长率只有1.9%。^[18]新兴经济体占全球GDP比重从1993年的35%增至2013年的50%，外汇储备在2000～2015年增加2倍。在《财富》杂志评选的世界500强企业中，1980～2000年新兴国家只占5%，2013年已升至26%。另据麦肯锡公司统计，2013年世界最大企业中，有1/4来自发展中国家，并预计2013～2025年新创立的7000家大企业中，将有70%来自新兴经济体。^[19]

（二）“其亡也忽”：跨国资本离场使新兴国家陷入经济萧条

跨国产业资本是把“双刃剑”，它给新兴国家带来短期繁荣的同时，也带来无尽的烦恼乃至毁灭。

一方面，跨国产业资本涌入往往会毁掉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产业，尤其是为数不多的高端产业，使发展中国家被“锁定”在产业链下游。发达国家在生产领域拥有技术、品牌和垄断优势，因此，跨国产业资本涌入发展中国家后往往会控制从种子、肥料到药品、石油制品等各个产业领域。

尤其要指出的是，在毫无缓冲、毫无准备的自由贸易中，不发达国家最先进的生产部门（如电子设备、半导体、计算机、软件制造等），往往最先遭受沉重打击。^[20]发展中国家能够保留下来的，大多是纺织、水泥、造纸、出口加工等中低端产业。这种低水平的“伪工业化”很难为新兴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这是因为，只有在垄断或准垄断的条件下（既包括国家强制形成的专卖、垄断性经营，又包括技术创新领先形成的准垄断地位），企业才可能获得高利润。那些进入门槛低、可替代程度高的中低端产业，不管最初生产率水平如何，其生产迟早都会进入“报酬递减”阶段，企业利润率越来越低，企业本身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空间。^[21]

另一方面，跨国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大多是“松脚型工业”（footloose industry），关键时刻往往“脚底抹油”。这些外资主导、外科手术植入式的中低端产业，总是在不断寻求成本最低、收益更高的投资场所。它们当初涌入新兴国家，就是看中了新兴国家在劳动力、土地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一旦区位条件（包括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优惠政策、市场环境、周边环境）发生变化，雇主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将工厂迁移到工资水平更低的地区。^[22]这就像牧民放牧一样，在一块草地吃光后，便转向下一块草地。

按照沃勒斯坦的估算，从投资大量进入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当地工人被有效组织起来，迫使工资上升和资本抽离，大约需要30年时间。^[23]从20世纪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勃兴算起，新兴经济体蓬勃发展已经超过30年，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资本过度积累现象（如土地和劳动力价格上涨），导致企业生产成本日增，平均利润率下降。

“候鸟型工业”的迁离，使新兴国家出现“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巨大落差。有学者将这种现象描述得极为真切：“资本主义卡特尔和托拉斯一点一点地把一个国家搬到他国。当他们一点一点地卖完了一个国家后，他们就用这种收入来一公里一公里地收购新的国家的地契，然后再把收购来的土地一点一点地卖光，最后只剩下满地的窟窿，有的窄而深，有的宽而浅。”^[24]当年拉美国家凭借原材料优势，以及蜂拥而来的外国资本，在短期内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新兴中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但随着原材料价格的降低以及国际资本流出，拉美正在经历“大衰退”。当前，金砖国家在经历跨国企业迁离潮后，同样面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尴尬处境。

新兴国家要想留住这些跨国资本，只能进行“谁敢比我惨”的“寻底竞赛”（race to the bottom），以更大的自我牺牲（包括税收减免、优惠出让土地、降低工资、污染环境等）换取GDP增长和表面的经济繁荣。“为保住饭碗，工人们被告知必须在无利可图的范围内再做让步，但不管做了什么让步，老板都会说，还有不少工人愿意答应更苛刻的条件，于是工人又被迫再次让步。”^[25]墨西哥前总统福克斯曾自夸说，在墨西哥南部，我们创造了和危地马拉一样的条件，组装厂无须弃墨西哥而去，但这些工厂还是迁走了。“寻底竞赛”迫使各个国家抛弃自己的工人保护和就业保障体系，并被冠以所谓的“竞争力”，即“为了能在国际上有竞争力而降低工资”。^[26]但这种做法只会产生靠压榨劳动者维持繁荣的“血汗工厂”，并极大牺牲自然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