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跨国移民与性别研究
本节回顾了国外关于移民与性别关系以及跨国家庭生存策略方面的文献。关于移民对性别关系的影响，已有研究分别得出了乐观和悲观的结论。乐观派认为，移民到外国会推动跨国家庭的性别关系走向平等；悲观派则认为，跨国家庭的性别关系并没有因移民到国外而发生变化，原有的不平等关系依得以维持。
一 移民与性别关系
（一）移民推动性别关系走向平等
性别和移民的早期研究一般认为，就业和迁移到美国通常会提高移民妇女在家庭中的权力（Chavira，1988；Curry Rodriguez，1988；de La Torre，1993；Grasmuck and Pessar，1991；Hondagneu-Sotelo，1992，1994；Lamphere，1987；Rouse，1992）。流动通常对妇女的劳动力参与有正面影响。增加的就业机会以及经济上更大程度的独立，有利于促进妇女们对家庭财政和其他决策领域的控制以及施加更大程度的影响，以便让男人参与做家务（Boserup，1970；Grasmuck and Pessar，1991；Lamphere，1987）。这些研究大部分使用资源理论来解释，资源理论认为妇女从事有薪工作会增强她们对家庭资源的控制，因此会增加妻子的权力和权威。由此，妇女从事有薪工作应该会减少妇女对家庭劳动的贡献，增加男人对家庭劳动的贡献。
与上述学者强调有薪工作不同，其他学者强调迁移和定居过程在增强移民妇女权力中的作用。例如，Curry Rodriguez（1988）和Hondagneu-Sotelo（1992，1994）认为，由迁移和定居引起的夫妻长期分居推动墨西哥移民家庭朝更为平等的性别关系转变。类似的，其他研究者（Hagan，1994；Hirsch，2003；Rouse，1992）认为，通过移民到美国，墨西哥移民妇女获得了更大的权力意识，尤其是她们的空间流动性增加、获取资源和经济的机会增加、实现伙伴式婚姻的机会增加和法律保护她们免受家庭暴力。
Pierrette Hondagneu-Sotelo（1992）在《克服父权限制：墨西哥移民妇女和男人性别关系的重构》一文中运用质性研究方法考察了性别如何影响美国的墨西哥男性与女性移民的迁移、定居经历，以及迁移经历又如何重构性别关系。
该文通过对家庭阶段性迁移的研究发现，迁移经历如夫妻分离使得妇女们获得更大程度的性别独立，男士们则在妻子不在时学习承担传统上由妇女们来做的工作。作者认为这种迁移经历重塑了性别关系。文章比较了不同时期的两类移民家庭：一类是丈夫1965年前离开墨西哥的家庭前往美国，另一类则是丈夫1965年后离开墨西哥的家庭前往美国。作者认为配偶间的长期分离改变了父权模式和传统家庭内部的性别劳动分工，墨西哥家庭定居美国后朝着更为平等的夫妻关系方向变化。对迁移的不断变化的环境的考察，阐释了在墨西哥移民家庭中父权控制流动变化的特征。
该研究的贡献在于：作者在文章中对将墨西哥移民家庭中父权弱化归因为受现代美国文化的影响、接受了女权主义意识形态或者妇女对家庭经济贡献的增加的观点进行了挑战，她认为是迁移过程本身导致了父权的弱化。她挑战了移民文献中的家庭策略，认为家庭策略过于强调家庭中的和谐与统一，忽视了家庭内部不同成员尤其是男性与女性之间利益上的分歧和冲突。她认为家庭策略模型没有考虑到性别的影响，因而只能捕捉到家庭内部的部分现象。
Pierrette Hondagneu-Sotelo（1994）在《性别变迁》（Gendered Transitions）一书中探讨了性别与移民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移民和性别之间的关系相互交织在一起，即性别关系如何塑造了不同的迁移模式；反过来，迁移经历又重塑了性别关系。作者详细地分析了家庭和社会网络中的性别关系塑造了墨西哥男人和妇女不同的迁移模式。家庭外的力量既提供了压力，也提供了资源和机会。正是父权制下家庭和社区中的性别关系以及代际阶层和文化，共同决定了这些来自外部的压力和机会形成不同的迁移模式与定居模式。父权制下的性别关系，宏大的经济和政治因素通过父权制性别关系对实际的迁移模式产生影响。迁移和定居模式弱化了父权制度下的性别关系，表现在家庭劳动的性别分工、家庭内的决策权力和妇女与男人的空间流动。作者发现墨西哥移民家庭中出现了一种趋势，即性别关系走向更为平等。妇女在家庭定居美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甚至超过了男人。作者认为，出现父权弱化的原因是丈夫北上美国打工客观上增强了妇女独立自主的能力，这种迁移所造成的夫妻长时间的分离虽有负面的功能，但也具有正面的功能。作者认为不是受现代化和女权主义的影响，而是迁移的经历导致父权的弱化和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作者不仅挑战了文化方面的现代化和女权主义的解释，而且认为性别关系是流动的，性别关系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Pierrette Hondagneu-Sotelo（1992，1994）研究的不足。首先，她仅仅对在美国的墨西哥移民妇女进行了研究，而没有与边界另一端未移民的妇女的情况进行对比，就把墨西哥移民家庭性别关系的变化归因为迁移经历。其次，作者遵循的是母国与客国二分的分析范式，把美国假设成性别平等的国家，把墨西哥假设为性别不平等的国家，因此认为与那些未移民的墨西哥妇女相比，移民到美国的墨西哥妇女会更有权并从父权中解放出来。实际上该研究范式的缺陷在于忽视了美国家庭中也存在性别不平等。例如，罗林斯（Rollins，1985：104，183，184）的研究表明，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经常坚持“家庭工作是妇女的工作”这样一种传统的观念。白人妇女通过雇佣有色移民妇女来完成自己的家庭责任（主要是家务，包括照顾子女），这些佣工的雇用者实际上促成了性别以及种族和阶层不平等的持续。
（二）移民与性别不平等的延续
随着研究的推进，研究者们开始重新评价他们关于就业、迁移、定居经历导致移民妇女解放的初始结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有薪工作和迁移在给移民妇女增权的同时也给她们带来了难以承担的责任。例如，很多学者现在挑战经济上简化论和资源理论性别中立的假设，对于妇女就业会带来性别平等的观点也不再那么乐观（Espiritu，2003；Foner，1998；Lim，1997；Pessar，2003；Zentgraf，2002）。实际上，这些研究表明，移民妇女就业与性别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不是单单用经济资源就能解释的。相反，许多中间变量（结构和文化因素）如阶层和种族、族裔背景、父权意识形态、社会歧视等复杂化了移民家庭内部移民妇女就业与性别之间的关联。因此，移民妇女的就业未必导致更大程度的性别平等。
如上所述，关于移民和性别的研究多采取母国/客国两分法。也就是说，母国主要是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性别的不平等，而在发达国家或地区（如欧美）则存在性别平等，因此移民从第三世界迁移到发达国家，性别会经历从不平等到平等的变化。例如培萨就认为，在美国就业和迁移或定居的经历最终会缩小性别不平等的物质和社会根基（Pessar，2003：20）。
对于上述这种看待迁移和性别关系的二元论视角，Manuel Barajas and Elvia Ramirez（2007）是持批判态度的。作者认为，在没有将墨西哥移民妇女与那些未移民的妇女进行比较的情况下，是不能肯定地将墨西哥移民家庭性别关系的改变归因为移民妇女的就业或迁移经历的。性别和移民学者通常仅对边界一端（通常是发达国家如美国）的移民妇女进行研究，而对边界另一端的情况则鲜有研究。为了推进对墨西哥移民家庭性别关系的理解，作者从比较的跨国的视角来考察就业、迁移和性别关系之间的关系。作者基于对一个跨国移民社区中妇女的质性研究，考察了妇女对性别增权的看法、对性别理想模式的坚持及其实践和代际之间、边界两端的家务分工。该文采用跨国界比较的视角考察和评估了墨西哥妇女的就业、迁移和性别关系。具体地说，该文考察了代际和边界两端家庭权威模式和家务的性别分工。
该研究质疑了上述这种盛行的看法，即认为与在墨西哥时相比，在美国移民妇女们会越来越有权，移民妇女们会从父权专制中解放出来从而获得自由。研究发现，边界两端的性别意识形态不仅在代际之间经历变化，而且性别意识形态与实践之间存在差距。研究表明，尽管性别平等的理想模式受到边界两端越来越多人的接受，但是性别理想模式被持续性的性别不平等实践缓和了。因此，尽管跨国背景下性别理想和主体性的特性在不断变化，但是边界两端的墨西哥家庭中性别不平等仍在延续。因此，迁移、有酬工作和定居美国没有把墨西哥妇女从男权中解放出来。墨西哥妇女不仅在母国而且在客居国（美国）都必须与男权抗争。美国妇女表面的增权更多是一种幻想，而不是现实。美国妇女比起墨西哥妇女有更高的家庭权威，但同时承担了更多的家务琐事和有酬工作。研究发现，边界两端的墨西哥年轻一代妇女不像老一代妇女那么坚持传统的男性权威的理想模式。
作者认为，许多移民和性别的研究常常缺少比较的、跨国的、代际的视角，在没进行比较的情况下就假定在墨西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性别关系是静态的和传统的，而在美国及其他工业化国家则是现代的和动态的。
有别于以往的研究，作者认为不能采用母国与客国的两分模式来研究跨国家庭中的性别关系模式，建议将来的移民研究要走出这种两分法，要采用比较的、跨域的分析和田野研究，同时注意移民社区内部的多样性。
二 跨国移民家庭的生存策略
跨国家庭指的是分隔于两个国家、保持紧密联系、依靠跨界的劳动分工，即在客居国进行生产活动而再生产活动留在母国的家庭（Leah Schmalzbauer，2004）。
美国学者Susan Rose and Sarah Hiller（2006）运用口述史的方法探讨了跨国移民家庭和社区的形成及循环，移民对妇女、儿童的影响。
首先，作者探讨了美国-墨西哥跨国家庭的形成。美国与墨西哥边界的移民已经成为墨西哥家庭的一种重要经济策略，为寻求生计的循环，移民经常造成家庭成员的分离。
其次，作者分析了美国-墨西哥跨境家庭面临的苦楚。虽然墨西哥移民为了生计循环迁移，对移民工人及其家庭以及对美国雇主和消费者都有好处，然而循环移民也给移民及其家庭带来了损失，如造成家庭成员两国分居。分居生活对墨西哥家庭的影响表现为：在家的成员见不到不在场的其他成员，如父母、丈夫、孩子、兄弟和姐妹；缺少面对面的互动，不利于亲密感情的培养，感情上容易产生隔膜。
再次，作者探讨了美国-墨西哥跨国家庭的维系方式。汇款是墨西哥移民保持与家庭物质联系的方式，其他方式包括电子信箱、手机、不昂贵而又可获得的交通工具。长期的循环移民在美国与墨西哥之间形成了锁链移民模式，亲带亲、故带故，家庭成员跟随其他的家庭成员来到美国。锁链移民模式给后来的移民提供工作及居住的场所。在美墨西哥移民经常与家庭成员保持联系，在美国与墨西哥之间形成了非正式的人际网络，这种非正式网络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方便潜在移民找工作和为后来的移民提供住所。在美国，墨西哥移民社区形成的强大网络不仅有利于后续的移民，而且也有利于分居家庭的团聚。男性通过网络找到工作，妇女则借此实现家庭团聚。尽管迁移致使关系紧密的家庭成员分离，但迁移不仅被当作一种经济策略，而且有助于家庭的维持。
最后，作者探讨了跨国家庭得以维系的原因。在美墨西哥移民与边界另一端的家庭成员忍受着分离之苦，但是爱支撑着他们。一些家庭分裂了，一些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则得以延续并且加强了。墨西哥人移民美国多是受经济驱动，为的是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提高家庭在当地的社会经济地位，提高家庭的生活水平。墨西哥人移民美国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给家庭提供支持，特别是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家庭的责任感使得在美墨西哥移民可以忍受分离之苦。虽然经济因素是墨西哥人移民美国的主要动因，文化因素的影响也不可忽略。在墨西哥的一些地方，向美国移民不仅是一种经济策略和生活方式，而且已经成为当地的一种文化。男性将此视为一种历程仪式，看作男人对家庭应当承担的责任，因为这不仅可以使个人成长，而且可以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
Leah Schmalzbauer（2004）进行了为期两年、涉及两国157个个案的研究，探讨了洪都拉斯跨国家庭的生存策略。该文将跨国文献和家庭文献联结起来。作者指出，跨国文献关注宏观的过程，而家庭文献则强调邻近性，跨国移民文献很少与家庭研究文献进行对话。跨国移民文献主要讨论政治、经济、文化和身份，然而关于家庭研究的文献很少考虑迁移或者长期生活于跨国情境中的家庭。作者利用访谈和田野研究，通过分析贫穷家庭如何跨越边界组织的生产和再生产劳动来填补跨国移民和家庭文献的空白，从而将上述两种文献联结起来进行对话。
首先，作者探讨了跨国家庭形成的宏观原因。跨国迁移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移民通过这个过程形成和保持多种社会联系，以将来源地与居住地联结起来。对于贫穷和失业的工人来说，母国与客居国之间的跨国路径是他们的生存路径。跨国迁移是对结构性不平等做出的应对，结构性的不平等使得家庭难以在母国维持生计，不得已迁移到其他国家进行谋生。跨国移民通过在两地之间保持资源基地来保证生计安全（Levitt，2001）和通过进入两个市场使家庭收入多元化（Massey，1999）。跨国移民理论克服了传统移民框架的不足，它解释了个人和家庭的生活是如何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扎根于两个国家的。作者在研究贫穷的洪都拉斯人的家庭结构及其生存策略时，将家庭理论和照顾置于跨国的架构中。
其次，作者探讨了跨国家庭的照顾结构和维系策略。该研究发现，亲属和“其他妈妈”的照顾工作构成了贫穷的洪都拉斯跨国家庭的照顾结构和策略，跨国移民通过汇款从物质上维系跨国家庭，而“其他妈妈”如在美国打工的洪都拉斯人的亲人尤其是他们的母亲、妹妹、姐姐等所提供的对他们子女的照顾，是他们家庭收入的一个重要的补助。洪都拉斯家庭依靠在美国打工的亲人的汇款满足家人日常的生活、就医、上学等需求。
再次，作者探讨了跨国分离面临的痛苦。在美国打工的洪都拉斯人为了积累钱财、汇款回家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不仅要忍受与亲人分离的情感痛苦，面对子女对他们在美国打工的不理解以及与子女关系的亲密感的丧失，而且在低薪酬、没有保险和恶劣的工作环境下工作的他们同时要遭受经济上和身体上的不安全感。
最后，作者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了跨国家庭得以维系的原因。他们主要通过汇款、电话和偶尔回家探亲与家人及其家乡保持联系。他们之所以会汇款回家，是因为物质和经济上的汇款扎根于抚育工作的价值中。也就是说，他们觉得从经济上支持和照顾家庭是他们的责任，是他们的义务。
Evelyn Nakano Glenn（1983）对华裔美国人的家庭策略进行了研究。作者指出，相对于频繁使用制度主义视角研究黑人及西班牙裔家庭生活，对华裔美国家庭的研究排他性地使用文化视角。文化视角的研究强调华裔家庭的连续性，将华裔家庭描绘为静态的。作者在研究中没有采用文化视角，而是运用制度视角，强调华裔美国人家庭形态不断变化的特点，这个特点源于不断改变的制度限制与华裔家庭在面对这些限制时所做出的不断努力。历史分析揭示，不同时期的特定政治和经济条件下出现了三种家庭类型：分居家庭、小生产者家庭和双职工家庭。这些不同的家庭类型的存在表明，实际上反映了华裔家庭应对美国生活条件的策略。作者将家庭定义为通过婚姻和血缘联系在一起，合作完成生产、消费、生育和社会化等基本活动的一个群体。
在分隔家庭中，家庭的正常功能及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受到影响。在分隔家庭中，暂居美国的华人移民汇款支持家里的妻子、子女、父母、兄弟和其他亲戚。在一些村庄，海外的汇款构成了收入的主要来源。分隔家庭中，生产活动由远在美国的中国移民来完成，与生产活动分离的其他活动如再生产活动、社会化、消费活动则是由留守在家的妻子和亲戚完成的。尽管面对地理上的分隔，家庭仍旧是一个相互依赖和合作的单位。由于再生产和家庭维持的成本是由家庭的妇女和老人来承担的，因此这些华工的工资被压得很低。暂居美国的华工的汇款，虽然按照美国的标准来说很少，却可以给中国的家庭成员提供舒服的生活。分隔家庭的特征是：男性旅居美国、两个家（一个在美国一个在中国）、工作与家庭生活是分离的、跨国劳动分工如丈夫或父亲在美国从事有酬工作而妻子或其他亲戚则在中国从事无酬家务和生计工作、分离的夫妻角色与代际关系。
小生产者家庭具有如下几个特征。首先，家庭生活和工作没有明显的界线。子女的照顾、家庭的维持以及收入与生产活动在同一时空中发生。其次，家庭作为生产和消费单位本质上是自给自足的，所有的家庭成员包括孩子都为家庭收入和家庭维持做贡献。再次，依年龄和性别进行劳动分工，根据能力和经验划分责任等级。丈夫和妻子的经济角色是相似的。最后，强调整体胜于个人，高度重视家庭成员之间的合作，可能引发家庭冲突的自我表达受到约束。
双职工家庭的特征是夫妻都在次属劳动力市场找工作，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低资本服务业和小型的制造部门从事有薪工作。尽管夫妻双方挣的工资都低，但通过集中夫妻所挣收入仍能维持家庭。工作与家庭生活完全分离。夫妻的角色是对称的，即夫妻共同养家，夫妻都要从事有酬和无酬工作，但在分离的场景中。
周敏（1995）对唐人街的华裔移民妇女进行了研究。作者采用文化视角考察了移民妇女担当的多种角色和在劳务市场的经历，并考察了她们的经历对适应社会所起的重要作用。研究指出，虽然移民妇女在经济方面所做的贡献已大大提高了她们在家庭和社区中的地位，但是要想在唐人街实现男女平等，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受男权主义的影响，移民妇女从事的职业是低档的，经济上的作用和表现往往被忽视，她们的工作得不到赏识，她们的贡献被贬低，不受重视。为了提高家庭的社会地位，为了达到家庭的目标，她们参加工作，与丈夫共同挣钱养家，与此同时承担传统规定的家庭角色。为了家庭的整体利益，她们心甘情愿牺牲自己。尽管在工作中和家庭中受到男权制的影响，但她们并没有把自己看成男女不平等和歧视女性的受害者。按照中国文化传统，个人是不首先考虑个人成就的，要首先考虑家庭和社区的利益。对于移民妇女而言，家庭的利益总是高于一切的。她们参加工作，是全家人为提高社会地位而采取的策略的一部分。周敏指出，唐人街虽然被包围在世界最先进的文明之中，却长期保持着最传统的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移居美国后，中国移民妇女仍然保持传统的价值观和期望，并受家庭义务的约束。唐人街的移民妇女参加工作是经济上的需要，她们的收入和丈夫的收入加在一起作为家庭的收入。可是，妇女就业和挣到的收入并没有改变家庭对她们的观念和态度。即使成了挣工资的就业者，人们仍期望妇女履行作为贤妻良母的义务。虽然有些妇女意识到移居外国是摆脱家乡社会长期压迫她们的那套家长制传统的一条途径，但是不少妇女仍然带着传统的价值观并扮演传统的角色。因此，妇女想得到与男子同等权利的愿望，仍然像移居美国以前一样，可望而不可即。总体而言，妇女所起的作用对提高家庭的社会地位是必不可少的，移民妇女们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
通过对国外跨国家庭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已有研究围绕如下几个主题进行。一是探讨跨国家庭的形成。跨国家庭主要是由迁移引起的，迁移原因有宏观层面也有微观层面。二是跨国家庭面临的困境及其生存策略。困境主要是时空上家庭成员不能在一起，由此引发了分隔于两国之间的家庭成员之间的相思、情感上分离的痛苦、角色扮演的困难等。维系策略主要是物质维系和情感维系。三是跨国家庭内部的性别政治。跨国家庭成员围绕着迁移而出现的权力博弈。
综合国内外流动与性别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已有研究在推动我们对性别关系理解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局限，表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已有研究多从资源理论和父权制理论对流动引起的性别关系变化进行解释，已有研究对资源的理解还比较狭隘，仅限于经济资源，非经济资源对性别关系的影响没有被考察。其二，已有研究更多的是从结构维度用家务分工、家庭权力分配的结果来考察性别之间的平等，缺少过程维度的考察，即没有对家庭分工和家庭权力分配的形成过程进行考察，因为同样的家务分工、家庭权力分配结果可以由不同的过程来形成，不同的过程可能隐含着不同的性别关系。其三，已有研究很少结合社会和文化背景来对性别关系进行理解，而人的行动是嵌入社会结构（Mark Granovetter，1985）、嵌入社会文化背景中的。正如Thomas Burns（1973）所言，必须结合社会文化背景，行动的意义才能得到理解。本研究尝试克服已有研究的不足。
[1] 魏翠妮认为，深层次的维系农民工家庭的纽带是以家庭整体利益为本位的家庭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