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香港-内地跨境移民与性别研究

关于香港-内地跨境移民的研究，主要围绕如下两个主题进行：一是从生命历程视角分析香港-内地跨境家庭的生计策略，二是从性别化的家庭策略视角分析跨境家庭内部的性别政治。

一 香港-内地跨境移民家庭的生计策略

Leung和Lee（2005）采用生命历程视角考察了跨越内地-香港边界的家庭如何受到移民政策的影响，以及如何能动地运用各种策略规避移民政策的限制。传统移民研究对移民的分析强调个体为了更好地工作和经济前景而单向移民，而该研究则把移民行为视为家庭的决策。跨越边界的移民家庭在可持续生计框架内做出了旨在裁决和协调个体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依赖的生命历程轨迹的决策。在这个框架中，每个家庭都有一定的混合资产可以动用，以使整个家庭的幸福最大化，迁移是这样一种可以用来适应宏观冲击的家庭生计策略。国家实施的移民限制妨碍了家庭资源的有效部署和家庭福利的最大化。这些障碍直接限制了跨界家庭成员对工作地点的选择，也干预了对老人和儿童的代际照顾安排。

该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法研究了24个跨越香港与内地边界的家庭。跨境家庭分为两类：家庭成员主要居住在香港，包括没有居港权的家庭成员；家庭成员主要居住在内地，包括在香港工作和学习的有香港居民身份的家庭成员。他们研究了这些家庭如何通过各种各样的生活和通勤安排应对这些限制。应对的方式如每天跨越边界去工作和学习，这种应对方式比较昂贵，不是所有家庭尤其是贫穷家庭能采用的。因此，一些家庭设法回避法律，非法进入、通行证到期后延期滞留香港。上述不同阶层不同的应对方式显露一个分层系统，这个分层系统使得劣势家庭的处境变得更糟糕。

该研究的贡献在于引入生命历程视角分析香港-内地跨境家庭的能动性，即灵活地做出安排以满足家庭的生计以及赡养老人和抚养子女。其不足在于看不到跨境家庭内部性别政治与代际政治的内部轮廓。该文分析焦点在于作为整体的家庭如何应对国家的措施，以及因为策略性资源的不同分布所导致的分层（Hon-Chu Leung and Kim-Ming Lee，2005）。他们关注家庭与社会之间的政治关系，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在由迁移和家庭分居引起的家庭变迁过程中家庭内部也成为一个竞争场域（Chan and Seet，2003；Chan，1997）。该研究没有看到跨境家庭内部个别家庭成员的压力，为了家庭的共同利益，个别家庭成员放弃了他们自己的希望和欲望。谁做出了牺牲？又是为了谁做出牺牲？可能与个体在家庭内部的权力份额有关。因此，我们有必要分析家庭迁移和分散过程中妇女和儿童的困境。

二 香港-内地跨境移民家庭的性别政治

Wong Wai Ling（2002）在其硕士论文《性别和跨境家庭组织的政治学》中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详细地探讨了大陆和香港移民法律之间的不协调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完整的家庭团聚和跨境家庭现象，并且分析了这些家庭如何能动地维系家庭以及在此过程中展现出来的性别关系。作者认为跨境家庭的组织形态是社会制度的限制和家庭成员主动互动的结果。作者依据夫妻安排的不同，将跨境家庭分为合法团聚型、双重国籍型和分离型，并探讨了不同类型家庭组织中的性别关系。

该研究比较系统地对香港-内地跨境家庭进行了研究，综合运用性别视角和策略视角，对跨境家庭进行了合理的分类。该研究发现，家庭形态和性别关系是动态的、灵活的且能对情境做出应对。夫妻在家庭中地位的变化是家庭策略安排的结果，夫妻双方都在获得了一些新的权威的同时失去了一些先前的好处。研究指出，跟家庭团聚前相比，家庭团聚后性别角色和夫妻协商的根基有所变化，但父权的家庭意识形态阻止了性别关系朝更为平等的方向发展，父权家庭秩序仍得以持续。

该研究首先质疑了女权主义理论的部分假设，女权主义关于家庭嵌入在更大的社会经济背景中的看法是正确的，但作者指出，制度未必以统一的方式塑造家庭，因为不平等的结构在塑造社会关系时是相互影响的。其次，作者认为一般的性别分层理论中没有考虑到能动性。这些分层理论倾向于把妇女视为受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压迫的次要的和消极的受害者。最后作者指出，对家庭内性别结构的研究不能仅仅注意家庭劳动的分工，因为家务仅仅是家庭生计的一部分。

该研究的局限在于：首先，作者没有对不同阶级的跨境家庭进行比较，其实作者所划分的三种跨境家庭是与家庭的经济状况有关的，尤其是与户主（丈夫/父亲）在香港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关。父亲（丈夫）在香港的经济地位直接影响着跨境家庭的组织形态。其次，作者选择的个案都是成功的，没有包括失败的案例。是不是所有的跨境家庭都能得以维系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