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农民工跨地域流动与性别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中国的社会变迁，在这个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了一个被关注的群体——农民工。农民工是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农民大规模地从落后农村地区进入发达城市、从内地来到沿海，这种大规模的乡-城跨区域流动现象引起了广泛关注。关注的主体很多，包括政府机构、科研机构、新闻媒体、社会大众等。不同学科如人口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城市规划等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农民工的流动，以及由此引起的变化进行了研究。可以说，与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一样，已有的农民工外出流动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对于农民工外出流动的文献回顾，本书主要关注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与此同时借鉴相关研究成果。根据本书的研究问题及研究内容，农民工外出流动的文献回顾主要围绕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外出流动的动因、流动的状况、流动的影响等，其中主要介绍农民外出流动的动因以及农民工外出流动对性别关系的影响。

一 农民外出流动的动因

农民为何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老家，甘冒风险而外出流动？农民外出流动的动因是什么？已有研究对农民工外出流动动因的探讨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

（一）宏观层面的探讨

从社会和经济结构层面进行的研究。李若建（1991）探讨了中国农村劳动力外流问题，把影响农村劳动力外流的结构性因素概括为农民与土地之间的联系松弛、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宏观经济的波动。

从制度政策层面进行的研究。有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政策的放开经历了一个从内到外、由紧到松、从无序到规范、由歧视到公平的过程。其中1979～1983年为控制流动阶段、1984～1988年为允许流动阶段、1989～1991年为控制盲目流动阶段、1992～2000年为规范流动阶段、2000年以后为公平流动阶段（宋洪远、黄华波、刘光明，2002）。相应地，有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非农政策经历了如下演变过程：1978～1991年，逐步放开对农民的就业限制，但限制向城镇流动；1992～1996年，建立劳动力市场机制；1997～2002年，强调有序流动和就近转移；2003年至今，保障权益和促进公平流动（白南生，2008）。

（二）微观层面的研究

理性视角的研究。农民外出流动不是盲目的，而是理性的。针对一度流行的所谓“农民盲目外出流动”的说法，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理性的概念，如经济理性、迁移理性，这些研究一致认为外出流动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杜鹰、白南生等，1997：81～82；蔡昉，1996）。黄平基于对斯科特生存伦理的解读，提出了“生存理性”概念，他认为农民外出是为了寻求生存而非在市场上追求利润最大化。文军（2001）则基于对科尔曼社会理性选择理论的解读，提出用社会理性来解释农民的外出，他认为农民外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应关注制度文化对农民个人偏好和目的的影响作用。文军指出，农民选择外出的初期主要表现为生存理性，随着外出次数的增多和时间的拉长，社会理性和经济理性的选择会越来越多。

有研究认为，家庭是利益共同体，农民外出流动的直接目的是获取经济收入，外出流动是为了家庭利益最大化（杜鹰、白南生等，1997：40～43）。该研究还认为，从性别角度看，男性外出比例之所以高于女性，是受传统历史文化形成的家庭分工格局的影响。农村大多数家庭女性，尤其是已婚女性要承担诸如抚育子女、家庭饲养和日常生活操持等家务活动，这些家务活动男性难以替代。对于家庭决策来说，已婚女性外出会使家庭成员外出的机会成本大大高于男性。因此农村家庭普遍形成“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格局，这被认为是一种合理的安排（杜鹰、白南生，1997：53）。

家庭策略视角的研究。家庭策略的研究突出家庭的能动性，特别是在应对问题时的主动性。如孙朝阳（2008：136～138）认为，与未婚农民工外出打工的个人策略不同，已婚农民工的外出打工主要体现为家庭策略。作者发现，婚姻对不同性别农民工的外出具有显著影响，已婚青年农民工在决定外出务工人选时实现性别选择策略，最经常的结果是：男性外出务工而妻子留守。之所以如此选择，在作者看来是由于农村土地政策、二元社会管理体制、性别收入差距以及传统性别分工等因素的影响。虽然该研究运用了家庭策略视角，看到了农民工家庭的能动性，但作者并没有对外出决策的制定过程进行考察。

国内研究者对农民工外出行为的微观分析普遍认为，家庭决策和经济目标是中国农民工外出流动的特点。针对这一研究现状，有研究者指出，几乎所有对农民工外出动机的调查结果都主要集中在“挣钱”和“求发展”两项，两者的比例不相上下，仅仅强调经济目的是否过于简单？另外，家庭能否简单化为一个整体，所有的决策都是从家庭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谭深（2004：210～214）的调查结果显示，如果将外出动机的指向分为“为家庭”和“为自己”，相当大比例的外出者主要从自身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家庭的需要出发外出打工，最保守的估计，在总体中这个比例在1/5至1/3，在未婚者中占一半。根据这一调查数据，作者对仅仅从“家庭利益最大化”角度来解释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动因提出了质疑。

必须指出的是，谭深的研究数据来自对川湘两省的调查，而这两个省份的家族主义可能确实比较弱，然而其他省份如江西、福建的家族主义就不同于上述两省。因此，该研究的结论适用边界是有限的。

（三）既从宏观层面又从微观层面进行的研究

针对社会学研究中方法论方面存在的整体论和个体论之争，有研究认为整体论和个体论视角都能解释农民的外出，但都不全面，因而需要整合两种方法论的视角。如黄平（1997）在其主编的《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一书中用结构化理论来解读农民的外出行为。

二 农民工的状况

（一）农民工的就业研究

中国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在关系网中，并受到关系的影响。对于关系、社会网络与农民工经济地位获得之间的关系，学界已经进行了很多研究，并取得了很多成果。笔者通过阅读有关文献发现，国内学者对社会网络与农民工求职的研究更多是沿着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关于“强关系”和“弱关系”在求职中作用的思路进行的。格氏发表的《弱关系的力量》（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一文对美国社会的劳动力流动问题进行了研究，该研究发现在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下弱关系有助于寻找到好职业。该研究认为，强关系存在于内群体内，内群体内存在大量重复的同质信息；弱关系存在于群体之间，具有弱关系的人分属于不同群体，异质性较强，弱关系可以充当信息的桥梁。对于求职者而言，通过强关系获得的信息不如弱关系获得的信息。沿着格氏的思路，边燕杰通过对天津和新加坡的研究发现，在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华人社会，人们在求职过程中动用的不是弱关系，而是强关系。

基于格氏和边燕杰的研究，国内学者开展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对上述两项研究的发现做了进一步的推进，主要表现为细化关系的种类、关系之间的联系。如刘林平（2001）运用个案研究方法对深圳“平江村”这样一个由异地迁移来的群体组成的社区进行了研究，发现一个来自内地的外来人群体在深圳这个陌生的城市求得生存和发展靠的就是关系的运作。该研究从过去和现在两个时点对关系进行了定义，在此基础上将关系划分为四类：强关系、弱关系、弱强关系和强弱关系。在作者看来，关系是会变化的，是可以运作的，弱关系可以向强关系转化，强关系也可以变为弱关系。作者认为，除了先赋关系外，其他关系不是一种既定的社会结构，而是外在于人的活动中，是可以通过后天努力建构的（刘林平，2001：112～123）。

大约从2003年开始，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以及其他地区发生了较为严重的工人短缺现象，舆论称之为“民工荒”。有研究认为，在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外来工（农民工）主要（只能）通过私人网络关系寻找工作。利用网络求职虽然可以节省找工作的成本，但他们不一定能得到工资较高的工作岗位。由于工资低，所以他们不安心在企业工作，这造成了高流动率。高流动率造成了劳工短缺，即“民工荒”。外来工群体之所以工资低，主要源于最低工资标准未能有效发挥作用，即制度短缺。该研究还进一步讨论了农民工高流动率和不能转为真正职业工人的制度背景，即“半工半耕”和城乡二元户籍划分的正式制度、乡土社会的传统社会规范和社会公众对农民工的心理认知等非正式制度（刘林平、万向东、张永宏，2006：45～53）。

有研究利用珠三角农民工调查数据，对网络的差异性和求职效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该研究发现，使用内网络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显著，而使用外网络和一般性网络的效果不显著；在内网络求职的个案中，获得企业负责人帮助的农民工比获得工友或主管帮助的农民工拿到的工资更高，接触的联系人种类越多的农民工能够拿到的工资越高。该研究认为，探讨“嵌入性”对劳动力市场的作用时有必要分清行动者嵌入具体网络的层次性，嵌入性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会因网络的差异性而不同（张春泥、刘林平，2008：138～162）。该研究提出了网络差异性命题，推进了有关网络与求职关系的研究。

翟学伟（2003：1～11）也就关系强度和农民工的求职策略进行了探讨。作者从中国社会文化的角度重新分析社会网络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格氏关于强关系与弱关系的划分是建立在社会上任何两个独立性的个体之上的，这样的两个人只有通过增加交往的时间、感情的紧密度、相互信任和交互服务才能获得关系上紧密性。而对中国社会的关系构成的前提不能做这样的假设，因为传统中国人的关系建立靠的是天然的血缘和地缘关系，然后进行复制或延伸出其他关系。基于这样的理解，作者认为农民工求职的关键是确认信息的真假，以防止上当受骗。尽管通过内群体获得的大量信息会被重复，然而这些重复的信息可以相互证实。作者的结论是农民工外出打工的信息主要是建立在关系信任的基础上。作者认为，处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交汇点的农民工群体之所以在求职过程中是通过内群体的方式获取职位信息和谋得职位，源于他们对内群体的信任。

（二）农民工的就业特点研究

万向东（2008：63～74）对农民工非正式就业的进入条件和渠道进行了研究，认为总体而言农民工处于一个分割并被隔离的、低水平的劳动力市场中，该市场是按照自由放任原则实现供求平衡的。农民工就业分为企业内与企业外两种，企业外的就业还可细分为自雇和受雇两种。由于企业内就业的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恶劣，农民工在正式和非正式就业的分流中，倾向于选择非正式就业。与受雇的农民工相比，自雇农民工更有可能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李培林（1996：50）关于农民工的调查研究证实，农民在“离土又离乡”的社会流动中，其信息来源、找到工作的方式、进城工作的行为方式都更多地依赖于以亲缘、地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且这种依赖相对于他们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而言，是一种非常理性的行为选择，与他们期望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更舒适的生活的功利性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李强（2004：76）认为中国城市农民工的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典型的次属劳动力市场，这个市场上的职业结构都是体力劳动型的，其收入水平明显低于总体工资水平，其待遇和环境是比较差的。李强认为，非正规就业是中国城市农民工的就业主渠道。

（三）农民工阶层地位及权益维护的研究

李培林（1996）认为，流动民工还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流动民工与乡镇企业职工一样，都是从农村到市民、农民到工人的过渡性阶层。流动民工的经济社会地位，在其生活的当地农村属于中等偏上阶层，而在其打工的城市属于中等偏下阶层。该研究发现，流动民工内部出现了分化，剔除流动民工所拥有的分配非常平均的“责任田”，民工按收入的高低可分为三个阶层：一是占有一定资本并雇佣他人的业主；二是除了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打工者；三是占有少量资本并自我雇佣的个体劳动者。李强（2004：29）认为，我国户籍制度导致了农民工低下的社会地位。户籍制度本质而言是一种身份制度。城市农民工是农村中的精英群体，然而即便如此，农民工在城市中依旧处于底层地位（李强，2004：129）。

有研究对城市外来女民工所受性骚扰问题进行了研究。该研究发现，城市外来女民工因身份和就业身份而受到双重歧视（唐灿，1996：117～126）。与西方女权主义普遍将性骚扰归因于不平等性别制度不同，该研究认为，外来女民工性骚扰问题的更深刻原因在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制度缺失，以及因就业身份差别而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不平等（唐灿，1996：117）。

李强（2004：244～245）的研究发现，在农民工的身上，绝对剥夺现象经常发生，如收容、过长的劳动时间和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万向东、刘林平和张永宏（2006，37～45）对珠三角和长三角外来工的工资福利、权益保障与外部环境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珠三角外来工人的状况不如长三角，可能的原因除了人力资本差异外，还有企业结构等因素造成的制度性差异。近年来，农民工为争取合法利益的抗争行为不断增多，他们或采取体制内投诉的方式，或采取体制外集体行动的方式，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保持沉默。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农民工抗争方式的选择？有研究对此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整体而言，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对劳动法的认知水平、社会网络规模和企业集体宿舍制度对其利益抗争行为有影响。但是在投诉和集体行动方式的选择上，影响因素表现出差别，教育和网络对投诉有更显著影响，企业集体宿舍制度对集体行动有更显著影响，但企业所有制对减少农民工在企业外部展开利益抗争，或者在引导农民工用体制内方式解决利益纠纷问题上没有显著影响（蔡禾等，2009：139）。

（四）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研究和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状况研究

如农民工聚居区的研究，浙江村的研究（王春光，2000；项飚，2000；李汉林，2002）。珠江三角洲是吸引外来工最多、最集中的地区。有研究讨论了外来人口流入珠江三角洲的过程、外来人口的分布以及外来人口对输入地的影响，并提出“二元社区”概念。所谓“二元社区”，指在现有户籍制度下，同一社区外来人与本地人在分配、就业、地位、居住上形成不同体系，以致心理上互不认同，构成所谓的“二元”（周大鸣，2000：107～112）。

中国的大多产业劳动者并非来自工厂所在地，而是来自地区之间的流动。这些外来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在工厂的停留是暂时性的，他们通常居住在工厂提供的宿舍之中。有研究据此提出“宿舍劳动体制”概念。通过宿舍劳动体制，产品的生产空间与劳动力的日常再生产空间合二为一，工人与工厂紧密地黏合在一起。该研究从跨国劳动过程的视角，对当代中国宿舍劳动体制作为一种生产空间的政治经济学意义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该研究认为，宿舍劳动体制是全球资本的经济逻辑与国家制度的政治逻辑共同作用之下所产生一种独特而具体的生产空间形态（任焰、潘毅，2006）。

李培林（1996：45）发现，民工进城后尽管生活在城市，但没有融入城市生活，没有建立起以业缘为纽带的生活圈子。他们的生活圈子依旧建立在亲缘和地缘关系上，尽管他们已经在城市生活工作多年，但依然是城市生活的“陌生人”。城市生活对民工自身而言，依旧是“外在的”和“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

（五）农民工迁移意愿研究

有研究对影响农民工迁移意愿的因素进行了探讨。该研究发现，从是否愿意放弃农村土地来看，影响农民工迁移意愿的主要是个体层面的迁移动力，相对集中在个体的人力资本和城市生活方式认同上，是基于经济理性的选择；从是否愿意将户口迁入城市来看，影响因素则主要集中在地域性因素和制度合法性压力上，是基于社会理性的选择（蔡禾、王进，2007）。该研究主要从行为和制度层面探讨了个体农民工的迁移意愿，没有考察家庭因素的影响。

三 农民工外出流动的影响

（一）宏观影响

中国改革和发展中产生的大量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农民工，通过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为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和现代化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针对西方学者和国内一些学者对中国大规模的民工流动可能造成的社会后果所表现出的担忧，有研究通过调查发现，农民工对社会的态度是积极的（李培林、李炜，2007：1）。该研究发现农民工的收入和地位更多是由教育、工作技能等获得性因素决定的，而不是由身份歧视因素决定的；尽管农民工在收入和经济社会地位方面相对较低，但他们却意外地具有比较积极的社会态度。影响农民工态度和行为的因素，在作者看来，更重要的可能不是社会横向方面的利益比较，而是自身的纵向利益比较，由此更显著地遵循历史决定逻辑，而不是经济决定逻辑。该研究的贡献在于：针对过往研究更多关注改革开放对社会结构变迁的推动，该研究探讨了社会结构本身带来的社会效益，即农民工出现带来的社会效益，农民工外出流动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影响。李强（2004：388）认为，由于农民工生活方式的出现，中国由原有的二元社会结构变为三元社会结构。

（二）微观影响

1.农民工外出流动对农民工个人的影响

有研究指出，农民跨区域自由流动既促进了村落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农民个人现代性的获得（郭正林、周大鸣，1996：52）。李强（2004：182）对外出农民工及其汇款进行了研究，发现农民工外出打工以来，汇款成为改变农民家庭生活，甚至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资金来源。有研究通过对江西省的调查发现，农村劳务输出导致中部农村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即打工经济的形成。打工经济的形成促进了村庄以及家庭经济实力的增强，有利于农民现代性的获得，与此同时也导致农业劳动力不足、留守老人以及留守妇女的劳动强度增大等（周大鸣，2006：5～11）。

2.农民工外出流动对其家庭形态的影响

李强（1996）的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家庭模式与社会学以往的关于家庭模式的各种分类不相吻合。农民工家庭的最主要特征是家庭成员的长期分居。不同于以往的分居问题，农民工家庭分居的规模比较大，而且是农民工社会流动的结果，因此可以看作一种主动的模式。一方面由于城乡差距的存在，另一方面由于城市生存空间的限制、人口的压力、户籍制度的限制等，农民工分居的家庭在数量上不断增加。就我国农民总体而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分居家庭模式都会是农民家庭的主要形式。

周伟文（2002）分析了“半流动家庭”中夫妻关系的变化。该研究发现，分离式的家庭生活并不是影响夫妻感情的主要因素，但婚姻危机已经出现在少数家庭，且与丈夫的经济收入和职业地位变化高度相关。迟书君（2005）分析了流动人口家庭的特点：家庭成员的分离，夫妻的分离，父母与未成年子女的分离。

潘鸿雁（2005a，2005b）以中国的社会变迁、家庭变革为背景，通过对河北翟城村的实际考察，揭示了一种特殊的家庭结构类型——分离的核心家庭。分离的核心家庭又叫“缺损的核心家庭”或“不完整的核心家庭”。分离的核心家庭的特征是夫妻两地分居。她认为分离的核心家庭是中国社会变迁的产物，是社会变迁过程中由农民外出流动引起的。作者还对分离的核心家庭的走势进行了分析，认为“只要农村剩余人口不断向城市、城镇迁移，而城市或城镇又不能接纳他们，则这种分离的核心家庭就将继续存在”。潘鸿雁（2006d，2008）用“非常规核心家庭”概念替代“分离的核心家庭”概念，两个概念并无实质不同。非常规核心家庭是指人口流动过程中，由于部分家庭成员流出、部分家庭成员留守在原地而形成的事实上分居的特殊家庭类型。作者将其特征概括为具有血缘关系，并且在社会和经济上具有共同利益的家庭成员没有居住在一起。其家庭生命周期的特点是：在家庭发展的各个阶段，妻子是家庭的主要和固定成员；丈夫在大多数阶段都处于缺位状态，家庭的空巢期延长。因此得出结论：在非常规核心家庭中，经济支持取代了传统的共同居住和生活，成为现代家庭存在和发展的一个物质条件，家庭的自我认同意识延续至今，成为家庭存在和维系的精神条件。

3.关于农民工外出流动与性别的研究

农民的外出流动推动了非农化进程，农民的非农化根据就业地点的不同，可以分为“就地非农化”和“异地非农化”两种类型。不同的非农化模式下，农民的外出流动与性别之间是什么关系？学术界对此进行了研究。目前，学术界在研究农民工外出流动与性别平等方面一般有两种看法。

乐观派认为，农民工外出流动会推动性别关系走向平等。孟宪范（1995）从人的发展的层面分析了“男工女耕”分工格局对中国农村女性发展的推动作用。作者认为，“男工女耕”的分工格局使中国农村妇女成为农业劳动的主力军，她们承担了60%以上的农业劳动，为我国农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作者看来，“男工女耕”的分工从如下几个方面推动了女性的发展：一是使农村女性由自在的劳动者变为自由的劳动者，从而推动了农村女性社会劳动的参与进程；二是农村女性有了对农业生产和家庭事务的“缺席领导权”，这极大地增长了她们的才干和自我意识、自主意识；三是使农村男女劳动力的劳动内容异质化，从而使农村女性对家庭的经济贡献显现化，这使他们的自我意识增强；四是农业生产在农民家庭经济中的特殊地位，使“男工女耕”下的农村女性社会声望提高，从而强化了她们的自我意识。

该研究的贡献在于看到了“男工女耕”分工格局对于女性成长的正面作用。该研究的不足在于作者只看到了事情积极的一面，没有看到事情的另一面。正如有关研究所指出的，“男工女耕”加大了男女两性在发展上的差距，丈夫外出使留守妻子的负担加重，这其实加剧了夫妻之间的不平等。

另有研究探讨了市场驱动的经济发展对妇女就业机会和家庭内的性别不平等的影响。该研究分别分析了女性非农就业和农业女性化对女性家庭地位和家庭权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从事非农活动增加了其对家庭的经济贡献，相应地增强了其在家庭中的权力和地位。丈夫外出后，留守在家从事农业生产的女性以及其他女性拥有了更多的家庭决策权。男性农民工寄回的钱以及对家庭最有价值的财产——土地的控制，提高了妇女在农村社会的相对地位（Rebecca Matthews and Victor Nee，2000：606～632）。

马春华（2003）在其博士论文中就市场化对农民家庭性别关系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作者采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来解析父权制度。作者的分析思路是这样的：农村妇女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或省份（如川西竹村）流动到市场化程度高的省份（如珠江三角洲地区）就业，市场化给普通农村妇女提供了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在特定的非农就业模式（异地就业模式）下，她们获得的就业机会甚至超过男性劳动力。就业机会的增加使得妇女对于家庭的经济贡献增加，进而在经济分配上的权力也上升。这使得夫妻之间的性别分工、性别关系发生变化。

对于市场化对农村家庭的性别关系的影响，作者得出了比较乐观的结论：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改变了父权制的生产方式（从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为工业生产方式），塑造了新的更为灵活的性别分工模式（根据情境进行分工），突破了父权制婚姻模式对女性的束缚，增强了女性对家庭收入和财产的支配权（经济上贡献的增加导致支配权的增长）；也改变了作为父权制保障模式基本单位的父系家庭的范围，削弱了“孝”的运作，塑造了新的自我肯定的自我意象和社会定位，减轻了性别偏好意识。也就是说，农村女性外出务工改变了或影响了父权制体系的规则和资源，促进了家庭性别关系趋向平等。

该研究的贡献在于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对父权制理论进行了重新解读，比较早地关注农村妇女异地就业对其夫妻关系的影响。其不足有以下几点。其一，该研究仅考察了外出妇女的观点，丈夫（包括留守丈夫以及同样外出的丈夫）的观点没有考察到。而研究性别关系仅仅考察夫妻一方的观点是不够的。其二，该研究在未考察流动前农村家庭的性别关系的情况下，把流动前农村家庭的性别关系同质化为父权制下的不平等关系。其三，作者过分强调经济资源在促进性别关系走向平等方面的作用，忽视了对其他影响因素的考察。其四，作者没有对外出流动的决策进行分析，其实外出决策的制定过程隐含着性别之间的某种权力关系。

马洁（2006）在其硕士论文中分析了外出务工对夫妻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出使夫妻权力关系趋于平等，在重大事务的决策权方面，夫妻共同商量的居多；外出务工没有严重影响已婚夫妇的情感交流和夫妻关系的稳定。

潘鸿雁（2006d）运用社会互构论的视角，对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村非常规核心家庭内部夫妻权力关系的变化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农村非常规核心家庭的形成既是社会变迁的产物，也是农民家庭的自主选择，是农民家庭决策的结果。该研究考察了夫妻双方如何在权力分配上进行调适以适应外出打工的策略安排，如何适应双方的性别分工模式，如何实现家庭整体利益。该研究认为，丈夫外出后妇女由于经济收入的提高，其对家庭经济资源的占有和支配增强了，在自身家庭中的话语权加强了，思想观念的变化则改变了其在家庭中的地位。丈夫外出后，非常规核心家庭中妻子的决策能力已大大提高，权力领域得以扩大和地位得以提高，作者把这些变化归因于家庭决策、夫妻协商的结果，归因于丈夫对自己权力的让步，归因于家庭整体主义观念的影响。

该研究的贡献在于：认为国家与家庭是互构关系，即国家主导的社会变迁推动了家庭的变迁，与此同时家庭也做出让丈夫外出的决策，家庭方面的变迁反过来也会推动社会的变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家庭是能动的，不是被动的、消极的。其不足在于：尽管作者认为“外出打工”是农民家庭的一种策略，但文中看不到这种家庭策略是如何制定的。

潘鸿雁（2008a）在其专著《国家与家庭的互构：河北翟城村调查》中以社会转型加速期定州农村非常规核心家庭为研究对象，结合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运用社会互构论研究视角，对户籍制度变迁与外出打工家庭策略相互作用下的定州农村非常规核心家庭关系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在该著作中，作者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合，即分别从经济和家庭权力分配方面探讨外出丈夫与留守妻子的性别关系。作者指出，在非常规核心家庭中，夫妻在经济关系方面既分工又合作；在权力关系方面，丈夫与妻子协商并让渡权力。该研究认为丈夫外出后妇女家庭地位得到提高、社会活动能力得到增强；在情感和性方面，夫妻之间的交流频率较低，交流时间较短，交流内容多以家庭事务为主，日常的夫妻感情表达很少，夫妻之间的亲热行为更谈不上，因此非常规核心家庭的夫妻在情感和性方面付出了代价。尽管如此，非常规核心家庭依然能维持相对稳定状态。原因在于夫妻之间的互助互爱、互相理解、互相认同，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夫妻双方对情感和性生活的期待不高。

该著作的贡献在于：运用社会互构论的视角对丈夫外出、妻子留守的非常规核心家庭的家庭关系的变化进行了探讨，分析了国家与家庭之间的互构关系，强调了家庭的主动性。其不足在于：其一，过于强调家庭内部的和谐与统一，没有看到在社会转型加速期农民流动引发的非常规核心家庭内部也成为一个竞争场域，忽略了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特别是夫妻之间的矛盾；其二，方法论上的问题，没有对外出打工的丈夫和留守的妻子同时进行访问，从单方面访问得出的结论不那么令人信服；其三，非常规核心家庭内部也是多元的，而不是同质的，该研究将非常规核心家庭视为同质的；其四，虽然该研究强调丈夫外出是家庭的策略安排，但把丈夫外出看作家庭的既定安排，看不到丈夫外出的决策是如何做出的，无法考察到外出决策制定过程中隐含的性别关系。

“男工女耕”——农业女性化是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中出现的一种新趋势。那么这种新趋势对夫妻平等意味着什么呢？有研究综合运用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对此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发现，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改革中形成的“男工女耕”格局不仅是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新形式，而且是农民为摆脱贫困所采取的“一家两业”的措施。在贫困地区，由于夫妻间高度的相互依赖性和传统观念的影响，“男工女耕”的夫妇不具有西方式的以个人为本位的权利、平等概念，而更多的是个人对家庭的义务感（左际平，2002）。

悲观派则认为，农民工外出流动并没有推动性别关系走向平等。有研究通过评估拥有女性劳力的家庭开办家族企业的发生率来探讨中国市场化驱动的经济发展对妇女从事非农就业机会的影响。该研究探讨了开办家族企业的家庭内工作的性别分配，发现拥有男性劳力的家庭更可能开办家族企业，已开办家族企业的家庭中，男性成员更可能参与经营。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农村妇女在向市场化转型中落后于男性，因为她们的劳动被认为在建立和维持家族企业方面不怎么有价值（Barbara Entwisle et al.，1995）。

有研究对农村劳动力外出流动中的性别差异进行了探讨（谭深，1997：42）。该研究认为，婚姻对外出女性和外出男性在发展上有不同的影响，表现为在是否外出、外出类型上，未婚人士与已婚人士的差异很大。对未婚者而言，是否外出取决于自己的意愿和条件，无论是对儿子来说还是对女儿来说，父母的干涉都是不多的。因此未婚者的外出属于个人的自主性流动。而对于已婚人士而言，夫妻考虑的基点立即转向家庭整体，家庭的性别分工也立即鲜明起来。如果有条件，夫妻会共同外出；如果条件不具备，如没人帮忙照顾孩子或种责任田，那么外出一方当然是丈夫。结婚后女性外出的机会比男性下降了一半。因而，结婚成家的责任感鼓励了男性的外出，但却制约了女性的外出（谭深，1997：44）。

关于外出流动对性别发展的影响。与在老家种田、做家务相比较，外出务工无疑被农民视为更具发展性的选择。当这种选择有限时，总是优先给男性。不论是在婚前还是在婚后，男性在流动中的地位基本是不变的，他总是外在主体或处于支配的地位（谭深，1997：44）。因此，丈夫外出、妻子留守对男性发展有利，而对妻子不利。改革开放以来，女性获得比过去更多的经济收入和发展机会，家庭内地位提高，因而得到更多的尊重和自主权。作者推测，按说流动应有助于改变从夫居的传统以及父系家庭制度，尤其是有大量全户外出的农民工家庭长期生活在城市。谭深在调查中发现，某种变化确实出现了，有的夫妻不仅寄钱给男方父母，也寄钱给女方父母；有的夫妻把儿子寄放在女方父母家，让女方父母帮忙照料。然而，由于外出不论时间多长，本质上是一种过渡状态，受现行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制约，对绝大多数农村流动者而言，他们最终还要回归农村，回归到传统中去。因此，作者得出了比较悲观的结论：流动对传统的改变是有限的（谭深，1997：45）。

有研究从性别分层的角度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进行了分析。该研究发现，女性在转移的数量、转移的层次、转移的速度三方面都不如男性，而在逆向转移（向农业转移）的比例上较男性大，女性在非农转移中明显表现出滞后性，致使全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农业女性化的趋势（高小贤，1994：83～84）。作者认为，农业女性化对妇女地位的提高明显不利，它使妇女劳动在家庭收入和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相对下降。尽管从事农业生产成为妇女的主要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妇女在农业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由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中往往带有兼业性，转移出去的男性劳动力除了依然是家庭农活的管理者，负责决定责任田种什么、种多少以及是否售出等外，每逢农忙时节他们都要回家帮忙，这使得大多数妇女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扮演了无技能的角色。针对妇女在家里照顾责任田，但却没有在农业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现实，作者认为，与其说农业女性化，不如说女性农业化（高小贤，1994：87）。女性之所以在非农转移中滞后于男性，是由于家务劳动的拖累、来自土地制度的制约以及较低的教育程度（高小贤，1994：88）。

类似的，有研究探讨了农业女性化对女性的不利影响。该研究把向非农转移的机会视为发展的资源，并指出男女两性在分配非农转移这一资源时出现了不利于女性的状况：男性依然是流动的主体，农村女性向上流动的机会少。受“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的影响，女性外出的劳动力多以未婚者为主，形成了以男性为跨域流动主体的格局。女性多数沉积在弱质行业，如农业。农业女性化对女性的发展是不利的，因为从劳动性别分工看，农业劳动中技术构成高的劳动由男性承担，非技术性劳动由女性承担；对农业生产资源的掌握上，承担了大部分农业生产的妇女，无论是在土地、资金、技术还是信息方面都供给不足，农田流转制度对妇女不利（妇女出嫁或改嫁后有可能失去土地）。另外，“男的管、女的干”的格局依然没有改变，妇女尚未确立其在农业生产中的主体地位，生产经营的决策权基本还是掌握在男人手中，无论是家庭内还是社区范围内，生产和经营管理者大多处于分离状况（金一虹，2000：73～76）。该研究指出，对农村妇女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在农业劳动力中占多大比例，而是能否通过新的分工获得与新的生产要素结合的机会，能否改变资源分配中的不利位置，使自己成为农业发展的主体（金一虹，2000：73）。

金一虹（1998）对非农化过程（就地向非农转移）中非制度因素如血缘与地缘对两性间的资源分配的影响进行了探讨。文章描述了血缘和地缘对本社区女性完成第一次职业转换的积极意义，也描述了非农转移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差序性、女性职业低层化的形成以及新的性别利益结构，分析了乡村工业化怎样“复制”、扩大了性别等级并通过工业组织使之制度化。作者把非农转移分为“瓶颈期”和加速期，在“瓶颈期”不具备优势的女性更多要依赖血缘关系进入非农产业。因为被血缘关系所掩盖，这一阶段性别差异没有显现出来。在加速期，利益“溢出”血缘集团，注入地缘集团。在这一阶段，转移的机会进一步增多，可以考虑亲属以外的人了。这时的分配逻辑遵循的是“户公平”原则，然而当机会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也是稀少的时候，家庭对于非农化资源的分配遵循父系制，以亲缘疏密区分，遵循先男后女、先长后幼、先内后外的差序原则。也就是说，在非农转移的加速期，利益分配出现了性别差异。即使成功向非农领域转移了，在转移后的职业上也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主要集中于低层职位。研究认为，非农化一方面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农村女性的生存状况，如经济状况的改善、发展空间的扩大、上升渠道的增加等，另一方面非农化发展的性别差异依旧存在，而且有扩大趋势。

魏翠妮（2006）在其硕士论文中对留守妇女问题进行了研究。该研究指出，留守妇女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出现的独特的社会群体。研究发现，丈夫外出打工后，家庭的生产劳动、子女的养育、老人的照料等多重角色的扮演加重了留守妇女的生活和心理负担。但这些责任的承担并没有提高她们在家庭中的权力地位，因为家庭权力地位主要是由经济收入、个人的素质和文化价值观念决定的，与她们承担家庭责任的多少的关系不大。沉重的家庭和劳动负担挤压了她们的闲暇时间，限制了留守妇女的发展空间，进一步加剧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留守妇女对公共事务参与的增加，并没有改变她们在公共生活中的弱势地位。分居生活虽然对夫妻感情没有造成普遍的负面影响，但农民工婚姻较其他婚姻存在较多不稳定的因素^[1]。

丈夫外出流动与夫妻经济关系。潘鸿雁（2007，2008）以定州为例，考察了在制度变迁与定州农村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农村家庭制定外出打工策略并实践的过程。该研究发现，家庭成员会从自身的位置、角色出发积极调适和建构一种新的家庭关系以适应外出打工策略，适应社会变迁的环境。夫妻之间的经济关系在打工前后经历了如下两个阶段：外出打工前“夫妻相守望天收”、外出打工后“夫妻别离共为家”。作者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外出打工后家庭经济职能的变化，即出现了强化与分离的双向进程。强化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恢复和强化了经济功能在家庭功能中的核心地位；分离指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极大地解放了劳动力，使得一部分农民脱离了世代相守的土地。

该研究的贡献在于看到了社会变迁过程中家庭的能动性，即家庭成员围绕着外出打工这一行动在其他方面做出能动的安排；不足在于虽然作者以家庭策略视角来进行研究，但研究过程中看不到家庭决策是如何制定的。

夫妻流动与夫妻关系维系。龚维斌（1999）探讨了农民外出就业对其夫妻感情关系的影响。由于已婚劳动力外出就业是基于家庭整体利益考虑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因此总体而言外出就业对夫妻感情关系的影响不大。调查发现，外出挣到钱，加上两地相思，增进了夫妻感情。由于外出就业的目的是养家糊口，且由于就业的不稳定，因此劳动力外出就业期间夫妻关系得到不同程度的增进。当然，也有夫妻关系在一方外出就业过程中破裂的。

潘鸿雁（2005a）探讨了丈夫外出打工、妻子留守这种安排对夫妻感情和性生活的影响。作者认为，由于丈夫外出打工、妻子留守，夫妻之间缺乏一种正常的家庭生活，情感和性的功能被置于次要地位，甚至被看作一种可有可无的事，而经济的功能成为首要的。因此家庭的维系与其说是一种夫妻情感的维系，不如说是生存压力与传统伦理道德的维系。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农民工外出流动与性别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已有研究增进了我们对有关问题的了解与认识。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其一，已有研究多关注夫妻一方（主要是丈夫）外出对夫妻关系的影响，而夫妻双方共同外出对夫妻关系的影响则缺少研究。其二，已有研究缺乏主体视角，即没有站在农民工的立场来看待他们的性别关系；已有研究多从结构维度用家务分工和家庭权力分配的结果来考察夫妻之间的关系，缺少过程维度的研究，即没有对夫妻家务分工以及家庭权力分配的形成过程进行考察。其三，已有研究仅从妇女的角度考察夫妻之间的关系，没有考察到丈夫的观点。其四，已有研究多从经济维度考察经济资源的变化所造成的夫妻关系的变化，缺少对其他因素的考察。其五，已有研究大都在研究初始把农民工家庭的性别关系预设为不平等，没有看到农民工家庭内部性别关系的多样性。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梳理与分析，本书拟对农民工外出流动与夫妻平等问题进行探讨。为了更好地对农民工夫妻平等问题进行研究，本书将在如下方面进行努力，不仅从结构维度用客观指标如家务分工、家庭权力分配的结果来考察夫妻流动对夫妻性别关系的影响，而且从过程维度考察夫妻家务分工和家庭权力分配的形成过程，考察被研究者对这些（家务分工、家庭权力）方面的主观态度。同时本书将在对农民工夫妻关系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对流动前与流动后的夫妻关系进行比较。本书还将结合我国社会文化背景对农民工夫妻平等问题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