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理论框架与概念界定

一 本书的理论框架

本书不是对以J村为代表的样本对象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各个方面所进行的整体、全面、事无巨细的剖析与思考，而是从主动城镇化这个特定视角入手，研究、分析我国农村先发社区所走过的城镇化道路，探讨推进路径的生命力和存在价值，以期找到适合我国农村实际的新型城镇化实现方式，进而探索以之为杠杆的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城镇化一般模式，以及适合不同地域要求的城镇化个性化模式。本书就是在发展模式这一理论框架之下展开讨论的，从其本身的意蕴分析，发展模式就是在特定场域中形成的发展方向，以及体制、结构、思维和行为方式等各结构性要素的综合体。基于此，本书抓住主动城镇化这一体现新型城镇化特点的发展方向，从行为主体、体制性内外部环境与发展动力、行动策略与行动理性、实现机制、完善路径、风险管控等结构性要素和理论模型建构等方面着力，研究农村社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其线性逻辑关系是：以主动城镇化为理论视角和切入点，通过研究体制性内外部环境，探寻主动城镇化发展动力，在此基础上研究主动城镇化行为主体及行为特征，分析其行动策略与行动理性，解读其特有的主动城镇化实现机制，探讨可持续发展的主动城镇化发展路径，并最终从理论上探索适合我国实际的农村城镇化的一般模式和个性化模式。详情可参见图1-1。

图1-1 理论框架图示

致力于发展模式研究的理论架构，决定了相关分析理论的选择，我们从众多的社会学理论流派中，选择了批判结构主义。“批判结构主义回溯潜在的物质结构的长期发展过程，以及这些结构对个人、社会和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在该理论中，人被看做是被他们所在的社会经济和历史方面的定位所规定的。”^[58]这一理论范式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与观察视角，它的结构性观点适合分析处于计划经济时期的我国农村（以上海J村为代表）如何突出重围，开创属于自己的城镇化发展路径。同时，它也能够帮助我们确定本书的主要样本村在我国整个社会发展网络中的具体坐标位置，以及主要样本村人的行为方式、思维惯性与创新精神。郑杭生先生创新的结构互动论也是本书所采用的重要分析工具，该理论的本土化特点，使得其在分析样本村城镇化创新实践时更能发掘主动城镇化的乡土特征，也更具有适应性和解释力。

另外，基于对以J村为代表的城镇化发展路径所做的前期调研的追问与思考，基于对国内外学术界在相关领域理论研究和学术争鸣的总结与判断，我们将对与主动城镇化相关的三个问题进行逐步深入的追问，这三个问题分别是：主动城镇化不仅有存在的可能，还有存在的必要；农民不仅具有主动城镇化的资格，而且是主动城镇化的主体力量；主动城镇化如同政府主导型城镇化一样，适合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求，是我国基层农村新型城镇化的创造性经验模式。这三项理论追问，一方面是为了突出和完善主动城镇化的特定研究视角，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叩问和验证主动城镇化的现实性和真实性，进而为理论上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模式奠定基础。

二 研究的问题

本书关注的问题依然是城镇化问题。在学界，关于城镇化的理解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类型，前者认为，有了城市就开始了城镇化过程，因此，城镇化历史可以上溯到人类社会出现第一座城市时期；后者认为，城镇化始于工业革命，无论是从数量上看，还是从规模上分析，工业革命之前的城市发展都处于极为缓慢的状态，因此，世界上有城市而没有城镇化；只是到了工业革命之后，城市数量和规模才开始呈迅猛发展之势，城市也才开始以“化”的方式进入人们的认知领域和研究视野。本书所采用的是后一类型的城镇化，即狭义的城镇化，在此概念基础上，展开相关问题的研究。

在研究我国城镇化发展问题时，我们重点关注发生于社区层面的新型城镇化创新实践活动，希望通过对城镇化先发社区现状的剖析，总结经验、找出不足、寻找对策，进而通过模式创新研究，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和谐发展提供知识支持。当然，现实与历史是紧密关联的，为了充分理解现实，我们也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镇化的实践纳入研究视野，通过梳理旧式城镇化的发展脉络，以求把握城镇化发展的基本理路，进而寻求当下新型城镇化领域机制、模式创新的历史根基和事实基础。

本书的主要样本对象是上海市M区Z镇J村，为了使我们的研究更为深入、全面和有代表性，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会对经由分层抽样方法产生的北京市郑各庄村、江苏省华西村和浙江省滕头村等众多有代表性的城镇化发达村，以及我们长期跟踪研究的浙江省临安区^[59]“富丽山村”实践涵盖的东湖村、平山村、马溪村和回龙村等村的城镇化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将J村这一特殊个案，置于一个大的环境中去思考。当研究视野由个案跃升到宏观时，旧式城镇化的主流模式，即政府主导型城镇化，连同上海市城镇化发展历程及现状，就成为本书重要的依托和背景，我们将本书的样本对象牢牢地嵌入它们应在的经济社会自然等诸环境中，因之，本书必然会将宏观与微观的对话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之中。

本书的基本理论视角是主动城镇化，我们将通过分析、总结样本村主动城镇化的经验，以及发展中的不足和教训，综合探讨主动城镇化的动力因素、实现机制、基本路径、风险管控和发展理性，力争构建一个既具有典型意义，又具有普适性的新型城镇化模式，同时建构适合不同地域发展特色的个性化模式，力争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快速发展、为城乡一体化的健康快速发展提供有参考价值的实践模式与理论知识。

三 概念界定

正如上文所述，本书将围绕主要样本村主动城镇化的创新实践模式展开，通过分析、总结发生于社区层面主动城镇化的经验，综合探讨主动城镇化的行为主体、动力因素、实现机制、基本路径、风险管控和发展战略等方面内容，尝试构建具有一般意义的新型城镇化理论模型。与之相对应，本书的基本概念、变量也以此来组织和构建。

（1）主动城镇化概念界定

本书的核心概念之一是主动城镇化。从国内外研究的已有成果看，还没有一个被大家一致认可的规范概念，实际上，截至目前，已经有诸如清华大学著名社会学家李强教授等学界大腕开始关注并尝试界定这个概念，但是，因为研究所关注的领域存在差异，这些概念也是见仁见智。李强教授主要关注的是“人的城镇化”，结合他近期的研究成果，按照我们的理解，我们认为，他是从两个角度来研究主动城镇化这一问题的，其一是农村居民在自己的意愿驱动下进入各种规模城镇的人的空间位移式的主动城镇化，包括异地城镇化和就近城镇化；其二是农村居民的“就地城镇化”：“更突出了农村的就地改造，即农民并没有迁移到其他地方，而是在世世代代居住的乡村地区，完成了向城镇化、现代化的转型。”^[60]李强教授的这两个研究视角，对我们从事J村主动城镇化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价值，让我们更加关注城镇化中的人的问题和人作为城镇化发展的终极意义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发现，与我们的研究内容相比较，李强教授更加注重的是作为原子化个体或群体意义上的农民个体的主动城镇化问题，而不是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众多内容的整体意义上的农村城镇化问题。虽然后者的核心也是城镇化中的“人”，即农民和农民个体，但是，二者之间毕竟还是有差异的。因此，我们将已有的关于主动城镇化的概念解释作为重要指导和参考，结合研究样本的特点，尝试创新更为适合的主动城镇化概念。本书的阶段性成果指出：J村人的主动城镇化不是一个学理性的概念框架，而是一个促进农村稳定、快速与和谐发展的可信赖凭仗，它从J村被动城镇化的艰难历程中脱胎而出，是民间智慧和实践逻辑的综合性产物。

按照J村人的理解，主动城镇化实际上就是一个挑战困难、主动求变、实现村民整体小康的发展过程。它内含着三种层次不同的主动城镇化内容，分别是理念意义上的主动城镇化、实践意义上的主动城镇化和结果意义上的主动城镇化，这三个层面的主动城镇化既是次第推进的，又是相互交织的，其现实成果则是J村已经展现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迅速发展和稳定和谐。

理念意义上的主动城镇化发端于村主要领导人对村庄发展环境的判断、认知与思考，是在“大势所趋、非变不可”境遇下的主动求变，然后，通过不断宣传、商讨、博弈、权衡与比较，最终上升为全村人共同持有的发展理念。当这种理念成为村民的共识后，就引发了强烈的行动意愿，催生出以村集体为行为主体的主动城镇化实践形态。

实践意义上的主动城镇化是一个艰难的试错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惊喜连连的进步过程。在J村先后经历的五次主动求变经历中，“硬发展也是道理”是他们的行动逻辑，惊喜的结果是其行动奖励，主动城镇化就在这样一种挑战困难、主动求变、实现发展飞跃的循环中不断前行。

结果意义上的主动城镇化有着实实在在的物的体现，包括不断增长的村集体经济财政、逐渐优化的村基础设施、迅速增长的村民可支配收入、较为全面的社会保障等内容，它是整个主动城镇化模式的价值体现和根本追求。一方面，强化了理念意义上的主动城镇化；另一方面，支撑了实践意义上的主动城镇化，同时也为自身的进一步壮大奠定了基础。^[61]

在本研究逐步展开的过程中，我们也认识到，J村作为运行主动城镇化模式的一个较为成功的案例，已经通过自己的具体实践活动为认知和探索主动城镇化概念提供了非常好的素材，如果对其经验教训和社会价值进行总结与提炼，并结合其他城镇化先发社区的经验以及学术界已有的思考，是可以提出具有解释力的主动城镇化概念的。

基于上述认识和不间断的深入思考，我们体会到，较为科学、全面的主动城镇化概念，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城镇化的主体、动力、基本原则、实现机制、手段与途径、客体、成果等。对这些内容进行分析、整理与思考，本书得出了这样一个主动城镇化概念，即主动城镇化是指处于城镇化浪潮冲击下的农民，为促进农村因素向城市因素转变，实现所在村域经济社会发展，因时顺势、理性选择、自主决策，经营可利用的各种资源，以非农产业为抓手，以城市化为追求，以长远利益为依归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镇化社区模式。

对于这一概念，我们研究团队从各个角度做了基本的测评，并邀请业内专家学者进行严肃论证，最终的结论是，它虽有不足，但能够较好地反映主动城镇化的实践现状，并能对之进行较为恰当的解释和说明，同时，对未来新型城镇化的实践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2）农民的城镇化角色概念界定

除了主动城镇化这一核心概念外，农民的城镇化角色也是本书的一个关键概念，作为“三农”中唯一的能动者，该群体是农村新型城镇化的承担者，能不能承担起这一重任，能不能发挥主体性功能，以及扮演什么样的社会角色和如何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就成为决定性因素。反思旧式城镇化场域中的农民，其之所以成为被动者和被迫适应者，社会各方给予他们的行为期待和他们自己扮演角色的方式是问题的关键，在这样的基本环境中，被动适应者的角色期待既型构了政府主导型城镇化的既有特点和运行方式，也型构了农民自己的旧式城镇化思维方式和城镇化路径依赖。所以，通过农民城镇化角色这一概念的界定，扭转存在于社会各方思维中的行为期待定式，是推进新型城镇化沿着健康方向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奋斗目标的重要抓手。

基于对样本村，特别是上海市J村主动城镇化路径的研究与思考，我们认为，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城镇化角色概念应该这样界定，即在国家给定的法律、政策范围内，城镇化中的农民，通过实现主体性、发挥主动性，以求实创新为手段，充分利用各种自然、社会资源，消弭各种障碍性因素，实现所在村域城镇化目标，缩小乃至消灭城乡差别，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的理念和行为模式。

本书的第三个核心概念是新型城镇化，对于这个概念，学术界也存在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与旧式城镇化模式相比较，“新型城镇化之新的表现是全方位和多角度的，可以表现为人的城镇化，土地的城镇化，城乡互补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城镇化等等，这是一个包含众多因素的系统整体，其实现过程，需要众多相对应的操作化推进路径”^[62]。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包含着众多协调、集约、智能、高效、可持续因素的全新城镇化发展模式，至少从学理上说，它能够克服和避免旧式城镇化的种种弊端，真正按照科学、健康的路径推进城镇化发展，实现人类的城镇化福祉。

本书的基本概念还包括政府主导型城镇化（旧式城镇化）和发展模式两个概念。基于对我国现行的、以政府为核心的城镇化模式的理解和总结，我们认为，政府主导型城镇化的科学内蕴应该是以政府为主导、以城市和农村为双重行为主体、以市场为手段的城镇化模式。发展模式是本书运用的又一基本概念，主要在两个层面上予以使用，其一，作为文章整体理论框架，从主动城镇化发展模式的结构层面，把握和应用该概念；其二，作为本书的结论，基于整个研究成果，建构出新型城镇化模式，希望以之为工具，探索出一条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成功道路。在本书中，五个基本概念，即主动城镇化、农民的城镇化角色、新型城镇化、政府主导型城镇化和模式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从时空顺序上排列，它们是按照发展模式→政府主导型城镇化→农民的城镇化角色→主动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建构新型城镇化模式展开的；从文章的逻辑关系看，发展模式是统领，主动城镇化既是理论视角，又是新型城镇化的一种实现形式，农民的城镇化角色是支撑，政府主导型城镇化是前奏，新型城镇化是目标。正是这五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形塑了本书的基本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