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研究的主要方法
一 方法论讨论
在社会学研究领域，存在三大方法论，分别是实证主义（自然主义）方法论、反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或主观主义）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从历史主义角度分析，可以发现，自奥古斯特·孔德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引入社会研究领域以来，前两种方法论倾向，即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的争鸣与交锋就如影随形，并延续至今，而且成为左右社会学发展的支配性力量。二者在诸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学研究的逻辑顺序等根本性问题上存在重大差异，并衍生出诸如“社会唯名论”与“社会唯实论”、“一元方法论”与“二元方法论”甚至“多元方法论”、“价值中立论”与“价值参与论”等众多分歧和对立。这些分歧和对立一方面为不同学说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也因为双方各自的方法论片面性而影响和妨碍着社会学自身的壮大和完善，进而削弱了社会学对丰富多彩社会生活的解释能力，难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准确而又及时的理论指导。
尽管如此，无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还是反实证主义方法论，都为社会学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有价值的研究方法，诸如迪尔凯姆提出的“把社会事实当做事物来研究”[63]的社会学第一原则；再如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社会学是一门致力于解释性的理解社会行动并因而对原因和结果作出说明的科学”[64]的理解社会学，等等。理解并运用其内蕴的正确研究方法，是解读现实问题的工具与捷径。
与实证主义方法论和反实证主义方法论相比较，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有自己的鲜明特点，我们可以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物质与意识等唯物论观点，对立与统一等辩证法观点，理论与实践、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等实践论观点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历史观诸方面，认识其方法论的实质和基本观点。唯物论强调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辩证法主张普遍联系、变化发展，强调矛盾的双方对立统一；实践论强调实践，认为实践既是认识的来源，又是认识的动力和目的，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观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并同时坚持后者对前者的能动作用，强调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等等。总之，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既强调社会的整体性，又强调社会存在的客观性、必然性和可认识性，因此，以其独特的理论魅力，对实证主义和反实证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独具特色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
梳理上述三种方法论倾向，可以发现，尽管各方法论本身都不是尽善尽美的，尽管相互之间似乎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但是，它们都能够从不同方面为社会问题研究提供重要的方法论工具。因此，摒弃方法论上的争斗，避免陷入“社会学中许多理论文献都耗尽在运用这些方略中的这个和那个方略来进行研究工作的学者们的争论之中”[65]的泥淖，取各家之所长，为我所用，就能够在方法论层面，形成“站在巨人肩上”的优势，从而为整个研究的顺利进行，为高质量研究成果的产生，奠定方法论基础。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在方法论选择方面，坚持开放的胸怀，希望能够集各家之长，善加运用，以期圆满完成对城镇化先发社区创新性经验的研究工作。
二 研究对象选择
本书之所以选取上海市J村主动城镇化实践经验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分层抽样产生的其他样本村新型城镇化实践，主要是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考虑。
其一，实践中的J村主动城镇化发展经验已取得了丰硕的经济社会成就，并因其成就而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显示出重大的实践价值。
其二，关于J村人的主动城镇化创新经验，学界、政界、新闻界等各相关方存在差异较为悬殊的不同认识，在几个关键且敏感的问题上存在很大的争论。例如，在我国，主动城镇化有没有存在的可能和必要？农民能不能将自己的发展方式界定为主动城镇化？农民有没有资格主动城镇化？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现在也还没有一个有说服力的标准答案，显示出在新型城镇化加速推进时期，理论研究滞后于社会实践的状态，因此，研究J村主动城镇化经验，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其三，为反思政府主导型城镇化模式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城镇化就走上了一条以政府为主导的旧式城镇化发展道路，经过60多年的实践探索，这一发展模式的利弊得失逐渐清晰：从初始状态看，它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相适应，并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形成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和谐格局。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还出现了“反城市化现象”——城镇化长期背离经济发展步伐，呈现出停止增长，甚至是负增长的态势。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又重新回归发展状态，城镇化率在持续提高，城镇化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又开始了某种程度上的比翼齐飞。但是，由于经济管理体制在不断改革，计划经济的份额不断缩减，市场经济的份额不断增加，因此，城镇化领域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计划与市场的冲突，其现实表现就是城镇化滞后与城镇化超前现象同时存在。
追根溯源，政府主导型城镇化发展模式之所以引发上述缺憾，主要原因不在于该模式本身，而在于它的运行背景及运行机制上的偏差。由于我国源远流长的集权政治特征和计划经济时期推行的全能政府体制影响深远，又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启动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特点和城乡二元格局的特殊制度设置背景，实践中的政府主导型城镇化模式运行轨迹呈现出一边倒的发展态势，即政府的主导作用常常异化为无限责任角色的作用，城市与政府合二为一，成为城镇化的唯一行为主体，市场也被吸纳进政府工作体系，并以政府为盈利杠杆，纠合城市，一起推行单向度的、以城市利益为旨归的旧式城镇化发展模式。因此，政府主导变为政府主宰和政府包办，政府主导型城镇化的原初设计和本质内蕴流失，也因此，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呈现出继续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城乡二元体制特征。这是造成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被拉大，农民各种利益特别是土地权益被不断侵占，农村消费能力持续低下，农民上访事件出现的根本原因。这也是有些学者、专家以及农民，特别是通过自身持续努力、克服种种困难、跨越重重障碍、取得村庄经济社会大发展的先进农村村民，将政府主导型城镇化称为被动城镇化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模式下，农民始终是事实上的从属者——既从属于政府，又从属于城市，还屈从于市场，不可能成为与城市并驾齐驱的新型城镇化行为主体，主体性缺失是政府主导型城镇化模式中农民的代名词。与之相对应，农民之于城镇化的行为方式常常是等、靠、要，思想上、行为上产生严重的依附心态与依附态势，主动性严重萎缩，更谈不上开拓进取与创新发展，呈现出一种创造性动力缺乏、被动适应的消极状态。
因此，反思政府主导型城镇化模式的性质和特点，克服不利背景中的障碍性因素，纠正运行机制上的偏差，进而走出因该模式被异化而形成的发展困境，充分发挥城市与农村两个主体的作用，用好市场这个工具，消弭旧式城镇化弊病，促进真正意义上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是现在需要直面的现实问题，也是本书对以J村主动城镇化经验为代表的城镇化先发社区实践经验进行研究的又一价值所在。
其四，发达农村主动城镇化的成功实践和现实困境，彰显出研究以J村主动城镇化为代表的新型城镇化社区经验的必要性。从实践层面上看，新型城镇化模式的不同创新尝试已经在许多地方、不同层次悄然展开，例如，中新天津生态城项目的建设是在中观层次上，以建设新城的方式尝试探索我国城镇化发展新路径；全国十大名村[66]，以及北京郑各庄村等发达村，则是在微观层次上，以“三农”非农化的方式，创造性探索自下而上的城镇化模式。如果说前者是政府指导作用与主体作用的合体，是政府主导型城镇化模式的继续的话，后者则是农民创造性的探索尝试，是其基于对农村村情及发展困境深刻理解基础上的自觉，J村人将这种探索尝试称为“主动城镇化”。无独有偶，北京郑各庄村村民也将他们的城镇化创新经验称为“主动城镇化”。对于什么是主动城镇化，两个村的领导和村民有着自己的理解，J村人是这样理解的：主动城镇化就是自己想办法、自己找出路。该村前任党委书记吴××将之归结为“我们自己搞市场，自己当管理者，自己管理自己的市场，这才是当家人”[67]。“当家人”的说法，体现的是J村人在新型城镇化实践探索进程中自觉的主体意识和主动作为的行动理念，也是J村主动城镇化的实践逻辑，从政治意义上说，体现的则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信念。
从根本上讲，J村人、郑各庄人，以及其他样本村百姓探索的新型城镇化，与政府主导型城镇化模式的目标追求是一致的，都是希望通过不断的努力，推进城镇化的健康快速发展，实现共享共有型的社会发展模式。这些村的农民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不仅解决了自身问题，实现了自己所在村域的经济社会发展，而且，能够顾及“大家”，通过“结对帮扶”、投资、捐款等形式，带动周边村和全国其他经济落后、受灾严重地区的村集体和个人发展，力所能及地践行共同富裕责任；同时，还能够通过示范效应，间接帮助落后乡村的发展，显示了这一城镇化模式相当高的经济社会价值。因此，这样的新型城镇化路径，应该得到社会各方的支持和赞扬，更应该得到政府的首肯与支持。
奇怪的是，在实地调研中我们发现，各村农民特别是上海J村人虽然有了“被动城镇化只能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不能带来小康；主动城镇化可以达到小康水平”的思考，但是，却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探索的城镇化模式与政府主导型城镇化模式之间存在的差异，想方设法将这些差异人为消除，并通过尽可能多的途径，力争得到政府的支持和认可，正统化自己的改革之路。换句话说，J村人将政府主导型城镇化比喻为被动城镇化，目的并不是反对这一模式，不是将主动城镇化和被动城镇化对立起来，而是通过一种对比性强调，阐述自己所开拓的城镇化发展模式的巨大社会效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它反映的是农民本身固有的两重矛盾属性：胆小怕事和开拓创新。因此，剖析以J村主动城镇化为代表的新型城镇化社区经验，寻找其合乎规律性的东西，肯定和保护应该肯定与保护的创新性成果和创造性探索，弥补其中的不足，进而提炼出具有普适意义的新型城镇化模式，建构适应不同地域特色要求的个性化城镇化模式，对J村人，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创造性发展、开拓式进取，都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也具有开拓理论研究领域的价值。
另外，J村在探索、实践主动城镇化发展模式过程中，在为城镇化模式转型积累基本经验与创新发展路径的同时，也制造出与旧式城镇化政策相冲突的种种社会事实，“硬发展也是道理”就是他们在历经波折、多次碰壁、巧妙成功之后，对自己发展道路之经验教训的总结。从字面上看，它是对邓小平同志“发展是硬道理”思想的“篡改”，但是，从根本上讲，却是冲破旧有制度之窠臼，在实践中探索发展邓小平思想的内蕴，只是J村农民行为的草根本质招致了大量的非议和责难，他们不敢理直气壮地沿着主动城镇化的道路往前发展。更具有严重影响意义的是，因为上海市人民政府2016年2月15日印发的《关于同意〈上海市M区国美北社区S11-0501单元、振兴社区MHP0-0105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J地区）局部调整〉的批复》（沪府规〔2016〕20号）文件，改变了J村发展的空间格局，甚至迫使J村变更既有的产业发展模式，因之，许多人对主动城镇化提出非议和责难，甚至有人断言主动城镇化的失败。因此，从理论上总结以J村主动城镇化为代表的社区新型城镇化实践经验，升华其经验性思考和内在的合理性因素，探索新型城镇化和谐发展途径，寻找城乡一体化的最佳模式，就显得尤为迫切。
正是基于上述四个方面问题的思考，我们决定以上海市J村主动城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辅之以对另外样本村实践经验的研究，尝试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既能够弥补旧式城镇化发展模式之不足，又能够促进城乡一体化和谐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三 资料收集方法
（1）文献法
在本书中，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应用文献法，以强化对社会事实的理论透视和深入分析，提升本研究成果的理论档次和学术品位，在更高的研究层次上实现对现实问题的实证研究，并力争在实证研究过程中实现新型城镇化相关理论的突破与创新。
这里所谓的“两个方面”，一是指集中运用文献法行文的文献回顾及评论这部分内容，另一个是指贯穿于全文的，体现为重视理论、运用理论及创新理论观点的研究努力，以及对学术界已有成果的吸收、借鉴和对话的各种努力。如果说第一个方面是实证研究论文的一种格式化要求的话，第二个方面则是我们有意为之，并力图有所建树的学术努力。自奥古斯特·孔德将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引入社会学研究领域以来，社会学界内部就存在方法论上的讨论与争辩，这种论争的结果不是方法论的兼容并蓄和合理运用，而是“分庭抗礼”“各执一词”。自社会学引入我国以来，这种论争也被一起引进，时至今日，有关实证主义方法论和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分歧与争执依然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已经成为阻碍社会学健康发展的痼疾——两种方法论的不同支持者和拥趸者，更多的不是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而是“文人相轻”。其中，实证主义方法论占统治地位和人文主义方法论居边缘地位，已经成为社会学的常态。实际上，从一门学科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思考，方法论只是物质性工具，学科本身才是目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准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如果用国外的方法得出与国外同样的结论，那也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要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就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68]。基于上述考虑，我们认为，应该发挥社会学既可以采用实证研究，又可以采用人文主义研究的优势，融两种方法论之长，促进学科本身的不断发展和不断完善。
因此，本书将以文献法为工具，研究中外文献，分析各种城镇化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在同等重视实证主义研究成果和人文主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对后者进行学习与反思，从而使自己能够站在巨人的肩上，实现对我国新型城镇化的理论思考和发展路径创新。
（2）问卷调查与访谈
对以J村为代表的样本村城镇化模式与经验进行调研时，我们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入户访谈、召开各类座谈会和专家咨询会等手段，获取大量、翔实的第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利用SPSS等统计手段，进行数据整理与分析，获取对样本社区的感性认识和初步的理性思考。
第一，我们利用参与“M区J村主动城市化发展研究”课题的机会，获得了大量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资料，对该村40余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完成了11个调查问卷，为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该村城镇化发展过程奠定了良好基础。选取调查对象时，既充分尊重J村领导的意见和推荐，也据理力争，在样本的代表性和覆盖面方面也予以充分考虑。
第二，在访谈方式上，我们采用了两种方法，其一是入户访谈，这一工作主要是在做横向课题期间进行的，访谈对象来自该村领导的指定和安排；其二是随机访谈，这一工作贯穿于本研究的始终，在研究的不同阶段，访谈的对象也随时变化，在对象选取方面，则是根据研究所涉及的人群，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予以确定。
第三，召开各类座谈会是各样本村领导比较认可和欢迎的调研方式，在他们的积极配合和参与下，我们举行了有各类人员参加的十数次座谈会。有时，我们采取谈完一个送走一个的方式，和访谈对象一对一或者多对一的轮流对话方式；有时，我们则采取多对多的方式集体交流。座谈一般选择在村办公室或者村会议室里进行，从效果上看，既有便利的、好的一面，也有不便利的、不好的一面。好的一面是，被访谈对象十分配合，能够做到有问必答，百问不厌，有时还会因为笔者是外乡人，不了解他们村详情而做极为详细的解释。不好的一面是，气氛较为严肃，特别是当村两委（指村党委和村民委员会）领导在场时，大多数访谈对象往往表现得十分谨慎和被动，好在我们的访谈内容得到村领导的认可和赞赏，所以，经过调查者的努力，座谈会还是能够收到预期效果的。
第四，有选择地参加样本村举办的各类集体活动，包括领导层的决策会议和各类公开活动。参加前一类会议，主要是为了了解村上层的政治生态及村庄运行机制和发展动态；参加后一类活动，主要是为了了解样本村的社会生态、社会结构和动力机制等相关问题。这一调研方法在上海J村取得了特别大的成功，原因是该村每年都有常规化和季节性的众多公开活动，所以，可以通过这些活动窥探到该村主动城镇化的方方面面。
但是，由于存在诸多顾虑，样本村领导大多不支持我们在村民中间做广泛而全面的社会调研，虽然表面上也在积极配合，但却多次表达对调研活动的不解和不满，这既在一定程度上为本研究的进行增添了诸多不便，但同时也为本研究的进行提供了意想不到的素材。
第五，通过专家咨询会等形式，向学术界内外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等求教，参考他们的建议，凝练自己的观点，这也是本书的重要研究方法。这一方法的实施，既得益于各样本村在新型城镇化建设领域走在了全国前列的平台优势，也得益于笔者读博士时的导师纪晓岚教授集思广益的研究习惯和她为我们搭建的宽广的学术平台，得益于笔者在中国人民大学做访问学者时的导师郑杭生教授创建的研究基地和学术高地。同时，我们充分利用参加各种学术会议的机会，将本研究的前期成果大胆示人，抛砖引玉，从而得到不同领域专家学者的良好建议，这是本研究得以顺利展开的一大诀窍。
四 资料分析方法
根据样本村的特点和本研究的目的，本书主要采用了拓展个案法、功能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三种具体研究方法。
拓展个案法“将反思性科学应用到民族志当中，目的是从‘特殊’中抽取出‘一般’、从‘微观’移动到‘宏观’，并将‘现在’和‘过去’连接起来以预测‘未来’”[69]。借用布洛维的拓展个案法研究技巧，以批判结构主义和社会互构论为主要理论工具，综合运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管理学理论，对各样本村进行深入研究。首先将样本村嵌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大背景之中，从全局的高度，研究、思考样本村新型城镇化实践经验，从而用“宏观”框定“微观”，用“一般”理解“特殊”；然后，通过对J村等样本村的个案研究，深入剖析它们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路径，发现其独特个性，在此基础上，挖掘出具有一般性和规律性的东西来，从而实现从抽取共性，移动到宏观的目的，进而实现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健康快速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的研究初衷，同时，也为样本村未来的和谐发展探索道路。
功能分析法是社会学实证研究中经常运用的资料分析方法之一，它是通过分析社会因素对社会系统承担的功能来研究社会问题。利用功能分析方法，本书将从正功能、反功能、非功能，以及隐性功能和显性功能等各个角度，研究样本村新型城镇化各行为主体承担的功能和样本村特殊城镇化模式的经济社会功能。
比较分析法“是通过对各种事物或现象的比较，来确定它们的共同点和相异点，并揭示它们相互区别的本质特征，是区分事物、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70]。为了更为全面地分析和理解J村等样本村新型城镇化实践经验，我们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实地调研了经由分层抽样产生的诸如上海市杨王村、江苏省华西村、浙江省滕头村、北京市郑各庄村等村新型城镇化个性经验，实地调研了我们长期跟踪研究的浙江省临安区近郊农村——平山村、马溪村、东湖村和回龙村等地城镇化实践，剖析它们的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寻找其共享的经验以及各自面临的特殊困境，以之为背景材料，深入思考主要研究对象J村新型城镇化实践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然后，在比较城镇化不同发展路径的过程中，寻找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健康快速发展的新模式。
五 必要的说明
为了保护被调查者的利益，也应部分被调查者的要求，本书对接受访谈的村民和各类访谈对象的个人信息进行了编码处理，具体方法是采用第一个汉语拼音字母来显示被调查者的个人主要特征，基本格式采用“Z-jlnnt”的方式，大写“Z”代表姓氏，小写“j”代表的是J村，小写“l”代表的是老年人，小写“z”代表的是中年人，小写“q”代表的是青年人，小写“n1”代表的是男性，小写“n2”代表的是女性，小写“t”代表的是退休人员，小写“z”代表的是在职在岗人员，如果存在重复现象，则另外具体说明。
与英文字母相比较，用汉语拼音字母对被访谈者进行编码，有自身的不足，例如，同一个汉语拼音字母可以代表截然不同的两个姓氏。但是，由于本书涉及许多不懂英语的调查样本，为了回访的需要，只能舍弃英文字母的便利，使用汉语拼音字母编码。同时，为了弥补利用汉语拼音编码的缺陷，我们在行文中，将对可能引起歧义的编码内容予以简单的说明。
[1] 爱德华·格莱泽：《城市的胜利》，刘润泉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187页。
[2] 爱德华·格莱泽：《城市的胜利》，刘润泉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184页。
[3] 布莱恩·贝利：《比较城市化》，顾朝林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第22页。
[4] 埃比尼泽·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金经元译，商务印书馆，2012，第5页。
[5] 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常勋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87页。
[6] 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版），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第566页。
[7] 转引自高珮义《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增订版），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第408页。
[8] 高珮义：《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增订版），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第24页。
[9] 唐恢一：《城市学》（修订版），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第34页。
[10] 保罗·诺克斯、琳达·迈克卡西：《城市化》，顾朝林等译，科学出版社，2009，第73页。
[11] 保罗·诺克斯、琳达·迈克卡西：《城市化》，顾朝林等译，科学出版社，2009，第73页。
[12] 转引自李小建主编《经济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第86页。
[13] 转引自李小建主编《经济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第93页。
[14] Vining，R.，“A Description of Certain Spatial Aspects of an Economic System，”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54/55，3：147-198.
[15] 参见李小建主编《经济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第102页。
[16] 保罗·诺克斯、琳达·迈克卡西：《城市化》，顾朝林等译，科学出版社，2009，第10、13页。
[17] 保罗·诺克斯、琳达·迈克卡西：《城市化》，顾朝林等译，科学出版社，2009，第207页。
[18] Michael Lipton，Why Poor People Stay Poor：Urban Bias in World Developmen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
[19] 保罗·诺克斯、琳达·迈克卡西：《城市化》，顾朝林等译，科学出版社，2009，第10页。
[20] 在梳理第三个关注点时，本书引用的观点，除第10页脚注①外，全部来自布莱恩·贝利《比较城市化》，顾朝林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第173、82、174、209、211页。
[21] 钟秀明、武雪萍：《城市化之动力》，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第28页。
[22] 张忠法：《国内外有关劳动力就业结构转换和劳动力市场的几个理论问题》，《经济研究参考》2001年第3期，第23～29页。
[23] 钟秀明、武雪萍：《城市化之动力》，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第29页。
[24] 张忠法：《国内外有关劳动力就业结构转换和劳动力市场的几个理论问题》，《经济研究参考》2001年第3期，第23～29页。
[25] 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梁小民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133页。
[26] 帕克等：《城市社会学》，宋俊龄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序言，第2、1页。
[27] 钟秀明、武雪萍：《城市化之动力》，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第45页。
[28] 王新文：《城市化发展的代表性理论综述》，《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25～29页。
[29] 钟秀明、武雪萍：《城市化之动力》，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第33页。
[30] 刘仕俊、陈春华：《试论我国现阶段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乡镇经济》2008年第3期，第60～63页。
[31] 张鸿雁：《西方城市化理论反思与中国本土化城市化理论模式建构论》，《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9期，第1～10、15页。
[32] 费孝通：《费孝通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第318页。
[33] 费孝通：《小城镇 大问题》，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第8页。
[34] 高珮义：《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增订版），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第430页。
[35] 徐更生：《发展小城镇是我国实现农村现代化的捷径》，《中国农村经济》1987年第11期。
[36] 赵新平、周一星：《改革以来中国城市化道路及城市化理论研究评述》，《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第132～138页。
[37] 李鑫生：《论城市化的历史趋势》，《城乡建设》1987年第6期。
[38] 张秉忱等：《2000年我国城市化道路的若干问题》，《经济纵横》1988年第11期。
[39] 高珮义：《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增订版），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第432页。
[40] 郑杭生、李迎生：《我国社会转型加速期与城市社会问题》，http：//6761213.blog. hexun.com/15495169_d.html。
[41] 赵新平、周一星：《改革以来中国城市化道路及城市化理论研究评述》，《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第132～138页。
[42] 《中国城市人口首超乡村》，http：//finance.qq.com/a/20111220/005558. htm。
[43] 赵新平、周一星：《改革以来中国城市化道路及城市化理论研究评述》，《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第132～138页。
[44] 李培林：《村落的终结》，商务印书馆，2010，第2页。
[45] 郑杭生、张本效：《“绿色家园、富丽山村”的深刻内涵》，《学习与实践》2013年第6期，第79～84页。
[46] 毛丹：《村落共同体的当代命运》，《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1期，第1～33页。
[47] 白永秀、王颂吉：《由“被动城市化”到“主动城市化”》，《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第81～86页。
[48] 李强：《主动城镇化与被动城镇化》，《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1～8页。
[49] 戎建：《城市化：主动还是被动？》，《经济体制改革》2006年第6期，第31～33页。
[50] 章光日、顾朝林：《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被动城市化问题研究》，《城市规划》2006年第30卷第5期，第48～54页。
[51] 李强：《主动城镇化与被动城镇化》，《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1～8页。
[52] 王春光：《中国城市化与社会结构变迁》，《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5卷第3期，第55～67页。
[53] 王唯山：《城乡空间统筹下的厦门农村发展规划与建设》，《规划师》2007年第23卷第2期，第8～11页。
[54] 卞华舵：《主动城市化》，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第60页。
[55] 马晓黎：《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统筹主动城市化与社区发展问题研究》，《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89～93页。
[56] 刘传江、王志初：《重新解读城市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0卷第4期，第65～71页。
[57] 孙建波、张志鹏：《主动城市化：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依托》，《新华文摘》2010年第22期，第56～59页。
[58] 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第2版），杨善华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第7页。
[59] 浙江省临安市已于2017年9月15日完成了“撤市设区”工作，正式成为杭州市的第十个区，即杭州市临安区。因此，在下文中，我们将调整称谓，将长期跟踪调研的对象临安市改称为临安区。
[60] 李强、陈振华、张莹：《就近城镇化与就地城镇化》，《广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第186～199页。
[61] 张本效：《主动城市化的探索与思考》，《城市发展研究》2010年第10期，第9～14页。
[62] 张本效：《村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同向谐变支点思考》，《社会学评论》2014年第2期，第75～81页。
[63]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第四版），赵旭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10页。
[64] 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第35页。
[65] 乔纳森·H.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范伟达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第35页。
[66] 我国十大名村是指：江苏华西村、山西大寨村、北京韩村河村等10个行政村。
[67] 《吴××：J村官造就上海亿元村榜首》，http：//news.163.com/05/0428/19/1IERRUMT-0001124T.html。
[68]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社，2016年5月18日。
[69] 麦克·布洛维：《拓展个案法》，载罗卫东主编《社会学基础文献选读》，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第544页。
[70] 袁方：《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第3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