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来自基层的城镇化经验
第一节 主要样本村介绍
本书依照学术惯例为研究的主要对象村取了一个学名：J村，在文章的各处，我们都是以这样的学名指代主要样本村；当研究牵扯到具体个人时，我们也按照传统的研究惯例，对访谈对象的个人基本信息进行了必要的技术处理。至于那些因特殊原因而需要进行技术处理的样本村，我们则会在行文中加以说明。
本书的主要样本村J村坐落于上海市M区Z镇，这是一个经过数次合并之后形成的行政村，该村地处上海市西南部，村域面积1.1平方公里，村庄的主体紧贴上海市外环高速公路西线内侧，村东以SHX路为边界，村北与SCB路之间有海上新村阻隔，通过SHX路将二者勾连在一起，村南与SGD路相邻。村庄西北部分位于外环高速公路西线外侧。
在我们进入该村开启研究的时刻，正在执行中的上海市城区规划规定，J村的主体部分，即外环高速公路西线内侧部分，属于上海城区，而外侧部分，乃属于城市近郊区，这种“一村两制”的格局，正是上海市城镇化快速推进的现实结果。严格来说，主动城镇化起步时期的J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远郊村，距离上海市主城区有10公里左右的路程，再加上当时J村身陷周围村庄包围之中，交通条件不好，与外界沟通不畅。在这样的区位条件下，该村却成功探索出一种具有较高综合效益的城镇化实践模式，其内蕴的成功秘诀和发展规律值得深入研究。上海市摊大饼式的城镇化推进方式，不断提升着J村的区位优势，在这个过程中，J村人不断调整自己的发展思路，等到“一村两制”的区位特点形成后，其区位优势得到了进一步优化，这是彼时和其后的一段时间内，J村探索和推进城镇化发展所必须依托和思考的基础条件。
实际上，上海市城镇化摊大饼式的迅速推进，改变的不仅仅是J村的区域位置条件，也改变了该村的人口结构、土地存量、谋生方式、生态环境以及思维方式等多个领域、多个方面的内容和性质，并且还引起了该村发展机遇的嬗变和压力性质的突变。
在人口结构方面，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和2010年两个时段村民人口结构的差异，来认识J村现有村民结构的特点和内蕴的话题。由于统计口径存在差异，也由于一些难以控制的干扰因素存在，现在见到的、J村土改前后的材料并不十分精确，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为了能够更好地反映当时的人口结构状况，我们把1949年、1951年和土改后的资料结合在一起，组成包括三个年份的综合资料，加以合并利用、分析。J村这三个时间段的人口结构特点详情，请参见表2-1。
表2-1 新中国成立初期J村人口结构状况统计
在表2-1中，“—”表示的是缺失的资料，尽管资料不全，但也能够推算出J村那个时间段的人口结构主体特征：户均人口在4.65人以上，总人口小幅增长；男女比例在100∶121以上；谋生手段与土地紧密相连，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传统农业村落。
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较，2010年J村的人口结构已经有了较大变化，详细情况请参见表2-2（1）和表2-2（2）。
表2-2 2010年J村人口结构状况统计（1）
表2-2 2010年J村人口结构状况统计（2）
表2-2的资料显示，2010年时的J村，户均人口在4.59人以上，男女比例约为100∶109。比较这两项数据，可以发现，该村的户均人口数呈现出递减的趋势，人口的性别比例则呈现出均衡化趋势。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该村户籍人口的大幅增长，与土改后相比较，净增人口2512人，增长率在130%以上。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是由下面几种原因造成的：其一，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一种具有外在强制力的并持续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一方面导致户均人口数的下降，同时也对人口的性别比例发挥着导向性作用（例如，“生男生女都一样”“男孩、女孩都是传后人”等的人口政策宣传效应）。其二，日益城镇化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使人们特别是中青年一代，越来越重视自身的发展和生活的享受，越来越畏惧和不愿意承担多个子女的生养责任；同时，核心家庭与城市生活的契合，以及代沟的存在和潜在的矛盾冲突，也让人们更多地选择核心家庭，而不是传统的几代同堂。于是，在对生男孩还是生女孩越来越宽容的同时，核心家庭成为普通模式。其三，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医疗水平的不断进步，使得人口死亡率大幅下降，在人口出生率不变或逐步下降的同时，总人口特别是老年人口逐渐增多。从表2-2中可以看出，该村61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已高达17.8%，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阶段。
所以，通过这两项数据的比较，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即J村人口结构具有明显的现代城市社会的特点，这一特点在一定程度上直观地反映了该村城镇化发展的程度和水平。
更能显示J村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是人们职业结构的变化，直观地看，该村劳动年龄阶段村民的工作类型主要有四类，分别是村干部、管理人员、服务人员和村外就业者。由于该村的唯一产业是第三产业中的市场业，所以村内就业者，无论是村干部，还是其他村民，职业类型已经完全非农化。另外，所谓的村外就业者，是指在上海市区工作的J村人，是已经完全融入城市社会的J村人，所以，截至2010年，J村村民的工作类型已经全部非农化，这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依赖土地的传统农村谋生方式相比较，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显示出J村现今发生的历史性巨变。
另外，J村还有外来经商务工人员23000余人，他们作为“新J村人”，无论是工作性质，还是生活方式，还是其他方面，都在向城市社会靠拢，成为促使J村转变的重要力量，是J村主动城镇化的重要依靠。
在土地存量方面，土改以前（1951年前），拥有私有土地2932.215亩，人均1.524亩；土改以后（1951年后），耕地面积上升为4077.259亩，人均2.111亩；到1984年时，J村耕地面积下降为2097.5亩；1996年11月25日，原J村与原东风村合并，新J村集体耕地达到3518.7亩；而到2005年时，新J村村域土地总量下降到1785.3亩，其中，宅基地占地226.77亩，实际可用土地面积是1558.53亩，按现有人口计算，人均土地面积是0.35亩。J村土地存量不断下降的唯一原因，就是以政府为主体和主导的土地征用，具体情况可参见附录一。
分析附录一，可以很容易发现，从1980年到2008年不足30年的时间内，J村土地经过市区两级政府的审批后，大量被征用。按现有人口4443名村民计算，人均被征土地约为0.84亩，对比人均还拥有的0.35亩土地数据，就能够感受到该村土地存量下降之剧烈。该村的发展就是在这样一种土地流失背景下进行的，该村以后的发展，也只能是在这样一个既定背景下展开，研究该村主动城镇化实践经验，也必须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前提。
在生态环境方面，城镇化带给J村的变化是巨大的，最为突出的变化是水域面积的减少和陆路面积的增加。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市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与之相对应，该市的城镇化也开始加速推进，以城市空间面积扩张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城镇化，与农民自下而上谋求发展出路的主动城镇化在J村不期而遇，按照J村村民的说法就是：“城镇化向农村推进，农民也在找出路。”双方为了各自的发展目标，在城市建筑垃圾的投放地点选择上面一拍即合——快速的城市建设产生了大量的建筑垃圾，它的出路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此时的J村为了发展工业，“把好好的土地围起来，开始花钱买建筑垃圾”[1]，用来填路和造房。这样，在同样一件物品上，一个希望放弃，另一个急切需求，于是，双方愉快地达成合作协议。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双方的合作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J村由刚开始的花钱买建筑垃圾，到此时的利用河流空间，收取垃圾倾倒费。这一变化，既体现了J村人市场观念的增强，也体现了他们资源意识、环境意识的成长。大约又过了一年半的时间，垃圾填河的负面影响逐渐上升为生态环境不断被破坏，该村原有的120条河流，绝大多数被填埋，仅有横星岗河与沈厂浜河得以幸免，于是，“水没地方流”的困境迫使J村人停止垃圾填河行为，但因之造成的生态破坏事实，让该村与“江南水乡”的美丽风光永远告别了。
另外，J村所走的“以市兴村”的城镇化发展道路，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例如，植被贫乏、交通拥堵、热岛效应，等等，所有这些生态环境问题，成为研究该村主动城镇化发展历程绕不过的基本话题。
除了J村以外，本研究还涉及按照分层抽样方法产生的另外29个村，以及我们长期跟踪研究的浙江省临安区近郊农村——平山村、马溪村、东湖村和回龙村，为了节省叙述空间，我们将不在此处一一介绍，在接下来的行文中，根据文章的结构和逻辑，将在适当的时机予以呈现。实际上，J村发展历程中的机遇和条件、困境与挑战，在另外其他村中也能够发现，J村人的奋斗历程，可以作为我国农村新型城镇化的一个缩影，我们可以从这大海之一滴中，窥见整个海洋。
基于对大量实证调研材料的认真总结和深入分析，本书认为，来自多个样本村的新型城镇化实践活动已经取得了不菲的成就，并形成了各具特色且基本稳定的发展格局，从不同方面为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基层经验。如果从类型学角度分析的话，我们发现，这些丰富多彩的社区经验基本可以归纳为同一种类型，就是不约而同地走上了“自下而上的城镇化”道路。但是，由于它们各自面临的微观社会环境和所依赖的发展要素存在差异，不同样本村在新型城镇化实践中创造出的具体社区经验也是各具特色的，它们对其自身经验的认识和总结也存在很大的不同。其中，有些村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创新经验上升为一种发展模式，并称之为“主动城镇化”，更多的村则是在默默地经营着自己的创新经验，当然，这里的区别主要说明了各创新主体在新型城镇化经营策略方面的不同，而不是证明创新经验间存在什么本质差异。总体上看，由于大的社会环境的同一性，由于相同的“自下而上城镇化”特点，通过梳理这些来自农村基层社区的城镇化实践经验，是能够寻找到特定历史时期我国城镇化的基本特征、内在本质与一般规律的，也是能够寻找到适合不同地域要求的新型城镇化特色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