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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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的回归

第一位被任命为朝官的保守派是韩忠彦,他在二月接到正式的任命诏书。曾布对徽宗说,有人将任命韩忠彦和另外七人的诏书刻印出来,他认为这证明士人在称颂徽宗的举措。《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五,573页。《曾公遗录》卷九,256页。韩忠彦第一次上朝时,向徽宗简要陈述了他的温和立场,提出重点关注四件事:广仁恩、开言路、去疑似、息用兵。韩忠彦认为,近年来政府过快地惩罚政治错误,降人以罪,这可能会让政府失去支持。为了赢得民心(他这里指的是受过教育的士人),政府要更宽容。他认为,应当放宽言路,因为统治者要依赖别人为耳目。韩忠彦还说,近几年来,如有官员意见与宰相有冲突,别人就认为他会被罢免。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徽宗应当奖励那些提出建设性意见的人。关于第三件事,他说“法无新旧,便民则为利;人无彼此,当材则可用”。他还认为,最近西北地区的战役耗资巨大,但军事行动没有带来任何实际的价值。《西台集》卷十五,236—237页。《全宋文》第111册,110—111页。

韩忠彦希望结束的军事行动是一年前发起的青唐战役。青唐位于宋朝主要敌手西夏的正南,被宋朝西北边境外的吐蕃占领(见地图2.1)。徽宗刚登上皇位没几天,就接到了关于当地局势的奏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12377—12378页。关于这场战役的历史,参见Paul Smith, “Irredentism as Political Capital: The New Policies and the Annexation of Tibetan Domains in Hehuang(the Qinghai-Gansu Highlands)under Shenzong and his Son, 1068-1126.” in Emperor Huizong and the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pp. 78-130。关于这个地区的吐蕃族,参见Tsutomi Iwasaki(岩崎力),“The Study of Ho-hsi Tibetans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Memoirs of the Toyo Bunko 44, 1986, pp. 57-132。由于情况复杂,曾布几天后整理出一些奏疏呈给徽宗,这些奏疏都是哲宗在世的最后几个月接到的,讨论是否放弃青唐。曾布向徽宗解释,这场战役的起因是吐蕃部族内部的继位之争,并阐述了他本人对那里形势的担忧。曾布认为并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他还指出,保留这个地区是实现神宗雄心大业的一种方式。而且,由于之前已经公开将占领此地作为宋朝成功的标志,如果放弃,势必招致国内及邻邦的嘲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12383页。

地图2.1 燕云十六州位置示意图

这些奏疏是为了让徽宗了解青唐最新的进展,里面都是晦涩的地名、令人混淆的吐蕃各部落亲属关系和发音奇怪的吐蕃人名,读起来并不容易,但徽宗也不难识别出上奏者的不同观点。吐蕃人开始反抗后,章惇主张朝廷应扩大战线,袭击西夏,以示惩罚,因为他们曾向吐蕃提供帮助。作为回应,曾布则认为军队和当地百姓已经疲倦不堪,再启边衅会使情况变得更糟。他提醒哲宗,宋朝在1075年试图将宗主权扩大到交趾的行为就失败了,而西夏比交趾强大得多。《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一十七,12299—12300页。关于安南之役,参见Paul Smith, “Shen-tsung's Reign and the New Policies of Wang An-shih, 1067-1085.” p. 465,以及James Anderson, “Treacherous Factions: Shifting Frontier Alliances in the Breakdown of Sino-Vietnamese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the 1075 Border War.” in Battlefronts Real and Imagined: War, Border, and Identity in the Chinese Middle Period, edited by Donald J.Wyat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 191-226.人员伤亡渐次上升,邻路军队的安抚使向皇帝呈上了一份长篇奏疏,批评整个青唐之战。他在奏疏中说,由于那个地区位于偏远山区,部队补给极为困难。而且,当地吐蕃人占有很大优势,他们了解地形,宋军一旦逼近,他们能够分散开。曾布也再次加入议论,他指出青唐战役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声称,大宋帝国“以四海之大,所不足者非地土,安用此荒远之地?兼青唐管下部族,有去青唐马行六十三日者,如何照管?兼生羌荒忽,语言不通,未易结纳,安能常保其人人肯一心向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一十八,12317—12322、12325页。其他官员也同样担心,他们甚至建议,将新得到的领土还给吐蕃人不失为明智的做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12381—12382页。徽宗一时之间没有做出决定。

1100年的二月和三月,有几位在哲宗朝因批评改革者而闻名的保守派官员,徽宗任命他们为“言官”,其中包括陈瓘和龚夬。一些知名官员也从京外别的职位上召回京城,包括苏辙、程颐、黄庭坚和张耒。《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五,577—578页。《宋会要辑稿·职官七六》,叶21b—22b,日期为1100年二月二十六日。有趣的是,这个名单有一份省略了人物官职的缩简版,其中有苏轼的名字,没有苏辙,并略去了邹浩。参见《太平治绩统类》卷二十四,叶30a-b。陈瓘刚一就任,立即写了一份奏疏呈递徽宗,强调选择正确人选,并极力主张将邹浩召回,并罢免反对将邹浩调回京城的安惇。《全宋文》第129册,3—6页。

龚夬之前在一份奏疏中也强调皇帝务必要明辨是非好坏。他的奏疏是党争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包含了强烈的道德愤慨,但在具体细节上却很薄弱。


臣闻好恶未明,人迷所向;忠邪未判,众听必疑。臣顷在外服,侧闻朝廷圣政日新,远迩忻戴,及被命诣阙,又闻进退人材,皆出睿断,此固甚盛之举也。

然而奸党既破,则彼将早夜为计,以谋自安,不可不察。或遽于革面以求自人,或申执邪说以拒正论,或妄称祸乱以动朝廷,或托言祖宗以迫人主,或巧事贵戚,或阴结左右。大抵奸人之情,其计百出,不可尽举。其要则欲变乱是非,浑淆曲直,以疑误朝廷,将幸其既败复用、已去复留而已矣。《宋朝诸臣奏议》卷十七,159页。《宋史》卷三百四十六,10982—10983页。


作为对这份奏疏以及其他最近任命保守派的类似奏疏的回复,三月二十四日,徽宗颁布了曾肇起草的一份诏书,呼吁士庶臣僚直言进谏。他在诏书中称将“开谠正之路”,宣布所有事情都可以提出建议,包括他自己的缺点、政策、左右大臣以及国内的情况。他还承诺,建议被采用会得到奖掖,即使所指责内容不实,亦不受责罚。“永惟四海之远、万几之烦,岂予一人所能遍察,必赖百辟卿士,下及庶民,敷奏以言,辅予不逮。”《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五,581页。《宋大诏令集》卷一百五十五,580页。《曲阜集》卷一,叶1a—2a;《全宋文》第109册,358页。

四月,韩忠彦被任命为吏部尚书。他被提拔后,徽宗有一次与他闲聊,问他认为当前何事最为急迫。韩忠彦强烈请求撤销编类臣僚章疏局,理由是它可以将一名官员满怀诚意写出的奏疏归为诽谤。据韩忠彦讲,已有五百多份奏疏都被认为有诽谤之嫌。韩忠彦认为,只要编类臣僚章疏局继续存在,呼吁直言朝政得失的建议,包括徽宗最近颁布诏书宣称士庶臣僚直言进谏,都将毫无效果。徽宗显然采纳了韩忠彦的谏言,不久便告诉韩忠彦,他已经让人把这些奏疏搬入皇宫,全部烧毁。此外,似乎也是因为韩忠彦的谏言,徽宗放弃了在一年前付出重大代价占领的西北地区的两个州。1100年四月,鄯州被归还;一年后的1101年三月,湟州也被归还。Paul Smith, “Irredentism as Political Capital: The New Policies and the Annexation of Tibetan Domains in Hehuang(the Qinghai-Gansu Highlands)under Shenzong and his Son, 1068-1126.” pp. 106-107.《宋会要辑稿·番夷六》,叶39a—b。《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五,589页;卷十七,632—633页。在另一部史料《邵氏闻见录》(卷五,42—43页)中,记录的是张舜民劝说徽宗归还了这两个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