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改革派领导者

尽管徽宗已经把很多保守派召回了朝廷，但他发现，将改革派从政府最高层赶出去绝不是件容易的事。三月十四日，在徽宗提出关于章惇的话题后，曾布说，如果皇上希望罢免章惇，就应当先驱逐蔡卞。徽宗回答说：“此极不难，只批出便可罢。”但曾布说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进退大臣自有体，新除言事官必不久来，来必有言，若有所陈，但降出文字，则彼自不能安位，且以均劳苦去之不妨。卞既去，惇亦不能害政矣。”据说，徽宗称赞曾布的这个策略很聪明。此外，徽宗还告诉曾布，安惇有一次在谈话中说，打算率领所有台官对章惇进行攻讦。徽宗对他说，攻击章惇是一件该做就做的事，但不要事先寻求皇帝的允许。

在这次对话后不久，曾布和韩忠彦想了一个方法，让章惇和蔡卞同意将蔡京调离京城。他们对徽宗说，派遣一位有边防经验的高官到太原府任职非常重要，进而逐一排除了很多可能的人选，最后提到蔡京。章惇坚持蔡京应带较高的职名出守，曾布则提议给蔡京更优的官衔。最后，曾布明确问徽宗希望任命哪一位官员，徽宗回答：“蔡京。”曾布于是拿来任命官员的圣旨要徽宗批准。然后，蔡卞说：“兄不敢辞行，然论事累与时宰违戾，人但云为宰相所逐。”但徽宗并没做出回应。后来在一次上朝时，徽宗公开对曾布说，他们已经把蔡京、张商英和范镗这几位改革派驱逐出去了，还剩几个人需要对付。

曾布与盟友努力将蔡京贬出京师，但很快遇到了一个比蔡京弟弟更大的阻力：向太后。四月初二，徽宗见到曾布，提醒他向太后希望将蔡京留在京城。后来，曾布去拜见太后，太后果然坚持留住蔡京。曾布警告说，如果太后不让步，自己就告老还乡，但太后说：“干枢密甚事？”曾布回答：“君子小人不可同处。”太后则反驳说：“先帝时亦同在此。”曾布仍然力陈不已，最后太后不得不对他说，他该离开了。

宫外的人听说蔡京终究还是被留在京城，猜测是章惇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把他留了下来。正如曾布向徽宗解释的那样，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外界并不了解宫里的事，因为章惇事实上也很讨厌蔡京。曾布还说，三省的其他大臣也不会凡事都一板一眼地按照章惇的命令去做。

当然，被曾布指控卷入党争的那些人，也会向他发起类似的攻击。一次，蔡卞力劝徽宗不要任用陈瓘，因为他与曾布走得太近。还有一次，徽宗告诉曾布，安惇和吴居厚指控他、韩忠彦和蒋之奇结党，还包括所有近期被任命的言事官。听到此事，曾布随即提出要归养林泉，这一招他以后还用过很多次，而徽宗每次都坚持说不予考虑。

向徽宗进谏的不仅有几位宰辅、台官与谏官，还有许多别的朝廷官员。四月十三日，徽宗告诉曾布，他已经收到一百多份弹劾章惇的奏疏。次日，他说弹劾章惇和蔡卞的奏疏加起来有两三百份了。光是阅读这么多的奏疏，就肯定会使人心生不快了。

四月，朝廷又宣布了更多的官员任命，大部分都是提拔保守派、调离改革派。一天，徽宗甚至向曾布问起苏轼的朋友黄庭坚，曾布回答说，黄庭坚有文学天赋，会是一名适合任命的人选。当月末，台院官员扮演起了他们被委派的角色，开始攻击章惇，其中陈瓘以其一贯的狂热，指责章惇祸国罔上，称全国的愤怒和怨恨都集中在他身上。他还指责蔡卞为章惇的所作所为出谋划策，并将所有反对他想法的人说成对神宗不忠。谏官龚夬弹劾蔡卞的第一条罪状就是娶了王安石之女，并倚仗学问“以欺朝廷”。他主张将蔡卞贬官。任伯雨则认为蔡卞比章惇还坏，指控他污蔑高太后，散布哲宗第一位皇后的谣言。他还指责说，蔡卞参与摘录大臣们的奏疏，并从中挑出毛病后将几千人治罪。

蔡卞最终还是被罢免尚书右丞一职。五月十九日，他被贬出京城，远赴江宁担任知府。徽宗没有贬谪章惇，谏官们就继续弹劾。1100年五月二十八日，陈瓘指责章惇与已经身败名裂的蔡卞狼狈为奸，还说他最严重的罪行是妄用“绍述”二字。到了六月，徽宗已把章惇和蔡卞的众多党羽都贬到了京城之外，又将不少几年前刚被他们驱逐的人召回京城任职。

但是，新任命的保守派却令徽宗感到失望。六月初八，他对二府大臣说，他不赞成那些新上任官员的夸大言辞：“卿等可亦说与，勿令过论。”曾布对徽宗说，言事官不喜欢被别人警告，他建议徽宗在评估他们的指责时，考虑到可能有夸张之处就是了。第二天，徽宗向曾布指出，李清臣尤其有偏见，在他看来，“宣仁时事无不是者”。又过了一天，徽宗想出了一个办法，能让大家都知道他不赞成使用偏激的语言：他要为此贬斥谏官邢恕。但这一温和的步骤并没带来明显的效果。六月十六日，龚夬对蔡京的斥责再次激怒了徽宗。

向太后从七月初一起不再听政，罢免哲宗朝重臣的压力落在徽宗身上，就更加沉重了。1100年七月，有一长串的官员都屡屡弹劾章惇长期把持大权、“包藏阴谋”。1100年九月初八，徽宗终于接受了章惇的致仕请求。数月之后，1100年二月，六十七岁的章惇被贬至岭南。

章惇离开后，陈瓘现在将目标放在了向太后及其亲戚身上。1100年九月十五日，陈瓘呈上一份奏疏，批评向太后的亲戚，并指责向太后并没有真正地还政，太后非常难过，拒绝进食。徽宗安慰她，说要贬斥陈瓘。但太后还是没有消气，她身边的人建议说，只有把蔡京任命为宰执，才能让太后安心。徽宗没有采纳这项建议，但第二天陈瓘就被贬到地方任职。徽宗对陈瓘说，自己不会让他在外地太久，还派人给他送去一百两黄金作为开销。但这次降职并没有阻止陈瓘继续向徽宗递呈奏疏，其中一份是关于蔡京与向太后亲戚间的友谊，坚持指责向太后贪恋权力。

最后一位被贬的重要改革派是蔡京。1100年十月三日，徽宗将蔡京贬逐出京师担任地方官。曾布对徽宗说，全国上下都盼望罢免蔡京，但自从自己之前的行动惹恼了向太后，对此事就一直没敢开口再提。随后，在1100年十月初九，曾布被擢升为次相，职位仅次于当时的首相韩忠彦。据《宋史·曾布传》，他位于韩忠彦之下时，事实上更强硬一些，很多重大举措都是由他来定夺。他认为，改革派与保守派都有缺点，因此主张徽宗应尽力化解两派的敌对情绪。本着这一精神，徽宗将第一个年号定为“建中靖国”。任命的官员中两派都有。1100年十月二十六日的一份诏书强调了徽宗的不偏不倚：“朕于为政取人，无彼时此时之间（即元祐和绍圣），斟酌可否，举措损益，惟时之宜；旌别忠邪，用舍进退，惟义所在。”但并非所有人都赞成皇帝的这个想法。言事官任伯雨表示反对：“自古未有君子小人杂然并进可以致治者。盖君子易退，小人难退，二者并用，终于君子尽去，小人独留。”

徽宗用了这么长时间才贬逐章惇和蔡卞，其中一个原因是：作为一名刚继位的皇帝，如果操之过急地驱逐效忠先帝的大臣，会被认为对先帝不敬。如果是常见的子承父位，他的孝道就会受到质疑。在《论语·学而》中，孔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子张》特别提到了父亲的大臣：“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只要哲宗还没有入葬，人们对徽宗的期望就是不要急于将自己与先帝区别开，也不要改变朝廷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