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十月革命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世界性历史事件。它昭示人们，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永恒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大众一旦觉醒起来、组织起来，就完全可以依靠自身力量创造出维护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李大钊指出，近百年来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注：《李大钊全集》，第4卷，124页。）。1919年，苏维埃俄国第一次对华宣言声明放弃沙俄在中国攫取的一切特权，这一举动所体现的支持被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精神，同帝国主义列强肆意欺凌中国人民的强盗行径形成鲜明对比，引起了中国人民思想上的极大震撼。《新青年》刊登的读者来信即指出，我们要由此迈进一步，去“研究俄国劳农政府的主义”，赞同它“所根据的真理”。社会主义开始在中国形成一股具有相当影响的思想潮流。

不过在开始时，人们对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正如瞿秋白所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混乱，不十分清晰的。”（注：《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一卷，2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当时宣传社会主义的人物既包括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也包括以孙中山、朱执信、戴季陶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以王光祈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甚至还有如陈炯明一类的政客、武人。当时在中国大地上流行的社会主义流派，除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外，还包括欧洲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各种各样的无政府主义、第二国际的议会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以提倡勤工俭学为显著特征的“工读主义”、从日本传入的新村主义等，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观点在各种报刊上纷然杂陈。

在中国大地上率先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并用它来重新思考救国救民道路的，当属李大钊。从1918年7月起，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注：《李大钊全集》，第2卷，330页。），认定资本主义文明“当入盛极而衰之运”，“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9月、11月，李大钊陆续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学说称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完整、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理论。李大钊指出：“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14页。）因此，精神上的构造只是表面上的构造，它必须以基础构造为转移，而基础构造变动的最高动因，乃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李大钊还指出，社会主义伦理的观念，就是互助、博爱的理想。

1919年12月，李大钊发表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指导下，他回答了“道德是甚么东西”、“道德的内容是永久不变的，还是常常变化的”、“道德有没有新旧”、“道德与物质是怎样的关系”这四个问题。（注：参见上书，129页。）李大钊通过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道德是有动物的基础之社会的本能，与自己保存、种族繁殖、性欲、母爱种种本能是一样的东西。这种本能随着那种动物的生活状态、生活要求而有所差异，断断不是什么神明的赏赐物。人类不必以万物之灵自高，亦不必以有道德心自夸。二、道德既是社会的本能，那就适应生活的变动，随着社会的需要，因时因地而有变动，一代圣贤的经训格言断断不是万世不变的法则。什么圣道，什么王法，什么纲常，什么名教，都可以随着生活的变动、社会的要求而有所变革，且是必然的变革。因为生活状态、社会要求既经变动，人类社会的本能自然也要变动。拿死人的经训抗拒活人之社会的本能，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三、道德既是因时因地而常有变动，那么道德就也有新旧的问题发生。适应从前的生活和社会而发生的道德，到了那种生活和社会有了变动的时候，自然失了它的运命和价值，那就成了旧道德了。这新发生的新生活、新社会必然要求一种适应它的新道德出来，新道德的发生就是社会的本能的变化，断断不能遏抑的。四、新道德既是随着生活的状态和社会的要求发生的——就是随着物质的变动而有变动的——那么物质若是开新，道德亦必跟着开新，物质若是复旧，道德亦必跟着复旧。因为物质与精神原是一体，断无自相矛盾、自相背驰的道理。可是宇宙进化的大路，只是一个健行不息的长流，只有前进，没有反顾；只有开新，没有复旧；有时旧的毁灭，新的再兴。这只是重生，只是再造，也断断不能说是复旧。物质上，道德上，均没有复旧的道理！（注：参见《李大钊全集》，第3卷，145~146页。）在文章结尾，李大钊还抒发了他的道德理想：我们所要求的新道德，乃是人的道德、美化的道德、实用的道德、大同的道德、互助的道德、创造的道德。

五四运动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还只是李大钊这样个别的人物。作为新旧民主主义分水岭的五四运动，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伟大的力量，有力地打破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列强的幻想。瞿秋白当时就说：对于五四运动，“绝不能望文生义的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到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注：《瞿秋白文选》，第1卷，2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经历了五四运动，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认识大大前进了一步。1920年元旦，他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文中指出，第一，孔子主义（就是中国人所谓的纲常名教）并不是永久不变的真理。……他的学说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两千余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动，他的学说适宜于那样经济状况的缘故，现在经济上发生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他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第二，中国的纲常名教、伦理道德，都是建立在大家族制上的东西。中国思想的变动，就是家庭制度崩坏的征候。第三，中国今日在世界经济上，实立于将为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地位，我们应该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机关同中国劳工发生关系。第四，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与此同时，他还鲜明地提出了“劳工神圣”的新伦理，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传播的丰硕果实。此外，李大钊还对道德与利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作了深刻分析：“个人与社会并不冲突，而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亦决非矛盾。……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326~327页。）李大钊的一系列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一批成员就是受他的文章影响而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成为北京地区乃至全国马克思主义宣传骨干的。有人回忆说：“从他的文章里有生以来第一次地明白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初步地离开了唯心论的迷魂阵，跨上了唯物主义的道路。”（注：曹靖华：《回忆青年学会》，见《五四时期的社团》（三），109页，北京，三联书店，1979。）

陈独秀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方面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给陈独秀上了严峻的一课，促使他开始对资本主义采取批判的态度。1919年12月，他在《新青年》上以宣言的形式郑重宣布，要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同时要创立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1920年9月，他发表了《谈政治》一文，指出由少数资本家所把持的共和政治为社会主义所代替“乃不可逃的命运”，公开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卷），2页，北京，三联书店，1984。）1921年1月19日，他在“社会主义批评”这篇长篇讲演中，站在科学社会主义的高度重新观察伦理问题。他说：“可以说马克思以后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是客观的是建设在经济上面的，和马克思以前建设在伦理上面的空想的主观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他大胆预言：“现在多数人都渐渐明白起来要求自己的自由与幸福了，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底公律，都是不可逃的命运。”（注：同上书，32页。）之后，他又写下《女子问题与社会主义》、《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劳动运动与妇女运动》等文，指出社会主义伦理是扶助弱者以抗强者的伦理，是人类将来的理想。

当时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其伦理思潮的人物，除了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如李大钊、陈独秀以外，还有以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为代表的五四爱国运动的左翼骨干。作为湖南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毛泽东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注：[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131页，北京，三联书店，1979。）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早在五四时代，毛泽东就在湖南创办《湘江评论》，不久，又创建了新民学会，创办了“文化书社”，积极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

蔡和森是中共早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1913年，他在湖南一师求学时，就与毛泽东结为挚友，共同探讨人生与救国的道路。1918年4月他与毛泽东共同创办新民学会时，就已萌发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思想，并表示要效法列宁的思想和实践：“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1919年五四运动后，蔡和森与30多名热血青年一起赴法勤工俭学，寻求救国真理。留学期间，他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国家与革命》等大量经典理论著作，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8月，他致书毛泽东：“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同时，他还运用唯物史观批判了先验的道德起源论，强调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和社会哲学的出发点。在《社会进化史》一书中，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做了系统的传播，揭示了道德的本质问题，阐述了人类道德从原始社会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历史进程。他指出：“人类发展的各历程，各有其自己的生产条件；因而每个时代亦各有其特殊的道德律。适合于一定时期的风俗为道德；质言之，道德乃是对准一个确定时期的社会需要。”（注：《蔡和森文集》，4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在他看来，不论道德的前进何等曲折，人类社会和人类道德必将朝着共产主义方向发展。

恽代英也是中共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是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五四前后，他也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在1915年，他在《文明与道德》中就探讨了道德问题。1917年，他创立了湖北武汉地区第一个传播新思想的进步团体——“互助社”，互助社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强调个人品德修养的重要性。1921年1月，恽代英受陈独秀委托翻译出版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一书，该书正确阐述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充分肯定了被压迫阶级“自己的利益”。1926年9月，他在《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中指出：“我们有我们的‘高尚道德’，便是被压迫阶级相互间协力一致的道德，便是我们所说革命的‘联合战线’。但我们决不相信此外有甚么‘高尚道德’，如有，那一定是骗人的。”（注：《恽代英文集》（下卷），8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此外，以董必武、吴玉章等为代表的辛亥革命时期一部分左翼的活动家，也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董必武回忆说：“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读了许多关于十月革命的书籍后，董必武才“逐渐了解俄国革命中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于是就开始“想俄国与中国问题，开始谈马克思主义”。1920年秋，董必武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6年发表了《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一文，热情歌颂中国革命青年的爱国主义道德情操。

中国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队伍，主要由以上三种人组成。其中李大钊、陈独秀属于先驱者和擎旗人，毛泽东等五四运动的左翼骨干则是其主体部分。总之，十月革命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得到了广泛而系统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