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伦理思想的形成及其基本特点

毛泽东伦理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伦理道德问题的一系列观点和论述的总称，它包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人的伦理思想。在毛泽东伦理思想的指导下，无产阶级革命道德得到广泛传播，人们的精神风貌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伦理道德基础。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伦理思想的发展过程

毛泽东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相结合的产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经历了萌芽、形成和成熟三个阶段。

1.毛泽东伦理思想的萌芽阶段

早在湖南一师学习期间，毛泽东就在杨昌济先生的引导下，对伦理思想产生了较为浓厚的兴趣。在标志着其学生时代伦理思想的代表材料《〈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毛泽东通过赞誉原著对外界“抵抗”作用的观点，确立起了“动”、“变”、“斗”的宇宙—人生观。他指出：“大抵抗对于有大势力者，其必要乃亦如普遍抵抗之对于普通人。如西大陆新地之对于科伦布，洪水之对于禹，欧洲各邦群起而围巴黎之对于拿破仑之战胜也。”这里，毛泽东着重强调了个人的无上之价值，提倡“人己两利”的互助原则和“现实主义”原则，并对良心和义务作了分析。他说：“吾于伦理学上有二主张。一曰个人主义。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个人……一曰现实主义……乃指吾之一生所团结之精神、物质在宇宙中之经历，吾人务须致力于现实者。”（注：《毛泽东早期文稿》，203~204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毛泽东认为，只有改造伦理学，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说：“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受近代西方文化的影响，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以心物二元论为哲学基础，仍没有超越资产阶级伦理学的范围，但他已尝试着运用唯物主义解决伦理学所涉及的重大问题。

经过五四大潮洗礼，毛泽东开始认识到“精神之个人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对伦理道德问题有了自己的卓绝见解，逐步确立起为人类谋福利的集体主义伦理观。1918年4月，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组织了新民学会，将“改造中国与世界”确立为革命的宗旨和自己人生奋斗的最高目标。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创刊宣言和《民众的大联合》等文集说：“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注：同上书，292页。）他认识到要推翻贵族资本家的反动统治，“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注：《毛泽东早期文稿》，293页。），不能单纯依靠圣贤豪杰救世，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要依靠民众，把民众组织起来，联合起来。这些独到思想和见解，远远高出于一般革命民主主义者，非常接近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观点、革命观点、群众观点。

1920年以后，毛泽东开始接触《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并逐步开始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来分析和处理中国的文化和社会问题，实现了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根本转变。毛泽东对此这样说道：“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2.毛泽东伦理思想的形成阶段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毛泽东结合无产阶级运动的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的各种实际问题。1925年，他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观点，根据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农村的地主、贫农等不同阶级和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分析了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态度以及他们的思想道德状况，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基本立场。1927年3月，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1页。）在他看来，大规模的民主革命要取得最后成功，就必须彻底打碎封建伦理的决定力量，真正唤起农民的主体自觉，“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注：同上书，33页。）。这些思想都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主体论的基本观点。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这些符合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正确思想，并没有能够转化为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相反，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右的错误倾向。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失败的教训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进行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同时，还非常重视党和军队的思想道德建设，提出并阐明了一系列关于共产主义道德的理论问题，基本形成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这标志着毛泽东伦理思想的初步形成。

井冈山革命时期，毛泽东一直把人民军队的道德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并在部队大力倡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革命道德，对绝对平均主义和流寇思想给予了坚决的抵制和批判。

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古田举行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政治报告，针对当时党内的思想状况，毛泽东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观念。毛泽东运用马克思集体主义的观点，深刻批判了红军党内个人主义倾向的种种表现，如报复主义、小团体主义、雇佣思想、享乐主义、消极怠工、离队思想。在毛泽东看来，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则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的社会来源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必须“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93页。），并对如何进行纠正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1930年5月，毛泽东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强调必须“洗刷唯心精神”，反对脱离实际的“唯书”、“唯上”的本本主义。毛泽东认为，对上级的指示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形式主义的态度是不对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注：同上书，109页。），真正的革命者应该“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注：同上书，116页。）。他还特别指出：“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注：同上书，111页。）这些论述，已经包含了中国共产党称之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方面的基本思想，彰显了毛泽东伦理思想中的唯物史观与群众史观。

1934年，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报告，要求党的干部关心群众的痛痒，他说：“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38页。）“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注：同上书，137页。）在其他一些著述中，毛泽东还就尊重人民、依靠人民、关心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等问题进行了阐述。从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有关论述看，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伦理观念实际上已经形成。

3.毛泽东伦理思想的成熟阶段

到达延安以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得到长足发展。1937年7月，毛泽东发表《实践论》一文，不仅强调了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而且对道德的阶级性问题提出了鲜明的观点，他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注：同上书，283页。）同年9月，在《反对自由主义》中，毛泽东提出：“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361页。）同年10月，他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这种先锋分子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他们是不谋私利的，唯一地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他们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往直前；他们不是狂妄分子，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毛泽东还专门论述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这两个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范畴，他强调：“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我们认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20页。）此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要做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而且要做一个国际主义者。

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发表，该文明确给“新民主主义道德”规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明确了“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706页。）的原则。

在这个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初步形成。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刘少奇、周恩来等，也为毛泽东伦理思想的成熟作出了各自的重要贡献。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曾提到：“我们的道德之所以伟大，正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道德。这种道德，不是建筑在保护个人和少数剥削者的利益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最后解放全人类、拯救世界脱离资本主义灾难、建设幸福美丽的共产主义世界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注：《刘少奇选集》（上卷），1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刘少奇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内容，他指出，“我们党从最初起，就是为了服务于人民而建立的，我们一切党员的一切牺牲、努力和斗争，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解放，而不是为了别的。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最大的光荣和最值得骄傲的地方。”（注：同上书，348页。）1943年，周恩来在《我的修养要则》中特别提到：“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注：《周恩来选集》（上卷），1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一文中，周恩来指出：“必须与群众取得联系，必须把领导者与群众两方面的经验综合起来。只有这样，领导才是正确的。”（注：同上书，130页。）

经过长期的酝酿和实践检验，1945年6月，党的七大明确了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代表中央庄严宣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1093~1094页。）正是在毛泽东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积极倡导和身体力行下，革命根据地内部新道德蔚然成风。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伦理思想的基本特点

毛泽东伦理思想是在以往道德文化的基础上，根植于自己历史时代的社会经济关系之中，从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需要中发展起来的。毛泽东伦理思想的形成有五个方面的基本特点：一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二是致力于实现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是以西方民族合理进步的伦理传统为借鉴，四是以中华民族优秀伦理智慧为根基，五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为实践基础。

1.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注：同上书，1093页。）1936年，毛泽东在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提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注：［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131页。）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的这一哲学思想有一个认识和领悟的过程。早在1929年，毛泽东就指出：“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注：《毛泽东文集》，第1卷，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注：同上书，85页。）。同年12月，毛泽东在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明确提出了“纠正主观主义”的问题。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他说，本本主义“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16页。），“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注：同上书，111~112页。）。毛泽东这里所提的“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实际上就包含了实事求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深刻思想。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具有严重教条主义倾向的党的领导人，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指责调查研究为狭隘经验论，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为了揭露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中，深刻地阐述了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以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对党的思想路线作了系统的哲学论证。1941年，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明确地提出，实事求是是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工作的指导原则，并对“实事求是”作出了富有创造性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01页。）此后，毛泽东为中央党校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字作为校训。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得以确立。

2.致力于实现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最高原则，把代表工人阶级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作为党的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必然要求。早在16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郑重宣布：“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83页。）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3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一切马克思主义政党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重要体现。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1031页。），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坚持的认识论原则。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反复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他说：“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注：同上书，864页。）1944年，张思德同志牺牲，毛泽东在他的追悼会上作了著名的“为人民服务”的讲演，他说：“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注：同上书，1005页。）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提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是要“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注：同上书，1094~1095页。）；就应该使每个同志都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注：同上书，1096页。）。在领导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系统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原则。

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动摇，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正如刘少奇同志所说：“我们的道德之所以伟大，正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道德。这种道德，不是建筑在保护个人和少数剥削者的利益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最后解放全人类、拯救世界脱离资本主义灾难、建设幸福美丽的共产主义世界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注：《刘少奇选集》（上卷），133页。）

3.以西方民族合理进步的伦理传统为借鉴

“洋为中用”是中国无产阶级对待西方民族进步伦理思想的根本原则。埃德加·斯诺曾在《西行漫记》里写道：毛泽东不仅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而且大量阅读外国的东西。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包括古希腊的一些哲学家如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毛泽东博览群书、学贯中西，对于外国的伦理道德财富，他非常形象地用人对食物的消化吸收过程来加以比喻，“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707页。）。

1919年，在送别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朋友时，毛泽东就说，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知识，好贡献给自己的国家。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曾接触到19世纪德国伦理学家包尔生所著《伦理学原理》一书，书中说：“人之意思，不可无对象之抵抗，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毛泽东认为这是“至真至理，至彻之言”。后来，毛泽东在谈到包尔生这一思想时说道：“我们当时学的尽是一派唯心论，偶然看到像这本书上的唯物论的说法，虽然还不纯粹，还是心物二元论的哲学，已经感到很深的趣味，得了很大的启示，真使我心向往之了。”（注：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41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除了包尔生以外，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尼采的唯意志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观点都对毛泽东的伦理思想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比如，受克鲁泡特金的影响，青年毛泽东曾在自己的许多书信中盛赞互助论；受新村主义的影响，在湖南一师毕业后，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寄居在岳麓书院半学斋，自己学习，自己动手挑水挑柴、烧火煮饭，并在1919年春夏潜心构拟了一个建设新村的计划；受实用主义的影响，青年毛泽东强调“务须致力于现实”，注重伦理实用，反对道德上的空谈玄虚之风，主张以实用为标准去从事实际的改造。尽管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以后，对自己在青年时代所信仰的伦理思想有过一定的清理和批判，但这些伦理思想的合理成分却以潜意识的形式或明或暗、或隐或现地影响着他对伦理问题的判断和认识。

4.以中华民族优秀伦理智慧为根基

“古为今用”是无产阶级对待中华民族优秀伦理智慧和道德精华的原则。毛泽东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708页。）。他明确主张：“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注：同上书，533~534页。）

毛泽东早年读儒家经典，对孔孟等人强调道德教育和人格操守的思想深表赞同。他推崇孟子“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学说，强调人应当立志高远，刚直不阿，忠正不二，做自己命运和自己人格的主人。他蔑视那种随波逐流、苟且偷生的势利小人，主张独立思想和特立独行，做到“自尽其性，自完其心”。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也创造了优秀的道德传统。毛泽东认为，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有如下几点。一、刻苦耐劳。他指出中华民族以刻苦耐劳著称，以自己世世代代的辛勤劳动创造了古代发达的文明。二、聪明睿智。1937年，毛泽东、朱德撰写黄帝文，赞扬我们的祖先、我们的民族“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三、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毛泽东说：“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四、具有反对外来民族压迫的光荣传统，具有民族自尊心和人类正义心。1938年3月12日，延安举行孙中山逝世13周年祭和追悼抗战阵亡将士大会，毛泽东发表演讲说：“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价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五、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和先进人物的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品质，敢于坚持真理、在逆境中奋发有为的精神，等等。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学习历史上的先进政治家、民族英雄、仁人志士的高尚品质，将其作为共产党员、干部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六、中国历史上创造了丰富的伦理思想和道德修养的理论等，有不少人民性、民主性的精华。（注：参见章海山：《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的历程》，528~52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毛泽东所讲的继承与复古主义者的观点有着本质的不同。复古主义者认为，过去一切历史文化遗产都是祖宗留下来的传家宝，是无法超越的。毛泽东则认为，我们在清理古代历史文化遗产时，“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708页。），“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注：同上书，707~708页。）。我们讲尊重历史，“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注：同上书，708页。）。毛泽东之所以能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通晓中国的历史文化，能够将异域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中国传统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学者陈晋就曾提到：“当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范畴中思考现实课题时，他那意识深处的传统智慧和行为方式往往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当他怀着伟大的民族感情一意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改造中国社会使之强大起来时，他确实又在自觉地同某些传统的价值观念实行‘决裂’，并一意尊奉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思想武器和社会目标。”（注：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166~167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体现了两个特点：一是通过民族的形式，深入浅出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念。比如说，毛泽东将马克思为人类谋福利的思想概括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伦理理念，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的思想提炼为“集体主义”的伦理原则。二是注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改造和提升中国传统文化。如毛泽东在谈到孔子的智、仁、勇三达德时，便说：“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了（现在我们说的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163页。）1939年4月29日，在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讲话中，他说：对国家尽忠，对民族尽孝，我们赞成，这是古代封建道德，我们要改变它，发扬它。就是要特别忠于大多数人民，孝于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忠孝于少数人。对大多数人有益处的，叫作仁；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对农民的土地问题、工人的吃饭问题，处理得当，就是真正的行义者。（注：参见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158页。）

在中共七大的报告中，刘少奇对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进行了高度评价，他说，毛泽东思想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它“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注：《刘少奇选集》（上卷），334~335页。。）

5.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为实践基础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前提。毛泽东伦理思想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不仅在于它以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为指导，更在于它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伟大实践为基础。毛泽东注重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来分析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他尤其注重调查研究和社会实践。1925年和1927年，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文章，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当时的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等不同阶级阶层的思想道德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其中对农民问题的高度重视、对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分析可以说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大亮点。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割据道路，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严明革命军队纪律，而且在理论上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较为全面地回答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问题和思想建设问题。长征胜利后，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反对自由主义》等著作，不仅从哲学高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明确指出了道德的阶级性问题，还对共产党人的思想道德品质提出了比较全面的要求。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开展，通过两年左右的思想教育，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学风在党内得以确立。随着毛泽东思想被党的七大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伦理思想也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在谈到这段经历时说：“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2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