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前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的萌芽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直到五四运动以后才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但它的萌生与孕育则远早于五四运动。据现有资料，在我国，最早明确提到“马克思主义”的是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1899年该刊在介绍西方国家的工人罢工和社会主义运动情况时，把马克思的名字及其学说也介绍进来了。
中国人自己首先宣传马克思的刊物，是1901年1月由中国留日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该刊物连载了日本人有贺长雄所著《近世政治史》一书。书中写道：“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各国工人之首领，均会集于伦敦，名曰万国工人总会”，“麦克司（即马克思）自为参事会长，总理全体”。这里所说的万国工人总会即我们通常所讲的第一国际。该书还写道：“西国学者，悯贫富之不等，而为佣工者，往往受资本家之压制，遂有倡均贫富、制恒产之说者，谓之社会主义。社会云者，盖所谓统筹全局，非为一人一家计也。中国古代有井田之法，即所谓社会主义。”从这篇介绍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把马克思主义学说视为一种均贫富的政治伦理学说，并与中国古代的井田制相提并论。1902年4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由罗大维翻译、日本学者村井知至所著的《社会主义》一书，该书从多方面介绍和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书中指出社会主义就是要“变资本之私有为共有”，消灭贫富悬殊，消灭地主和资本家阶级。
前五四运动时期，宣传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最有影响的学者，当推中国著名的改良派首领梁启超。1902年10月16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就曾提到：“麦喀士（即马克思）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社会主义之鼻祖，德国人，著述甚多”，“麦喀士（即马克思）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1904年2月14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46~48号合本上又发表《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将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他说：“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原泉。麦喀士（马克思）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他认为，马克思等人的学说，“吾中国固夙有之”，“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由此可见，梁启超与当时中国许多谈论社会主义的人一样，在理念上把社会主义与中国历史上的井田制和均田减赋的主张混为一谈，并将其纳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之内。也正因如此，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虽然承认社会主义为“将来世界最高尚美妙之义”，但他们并不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打算在中国实行科学社会主义。他说：“社会主义学说，其属改良主义者，吾固绝对表同情；其关于革命主义者，则吾未始不赞美之，而谓其必不可行，即行亦在千数百年后。”（注：梁启超：《驳孙文演说中关于社会革命论者》，载《新民丛报》，第86号。）
在改良派谈社会主义的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在宣传马克思及其学说。1903年2月15日，马君武在《译书汇编》第二卷第11号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介绍社会主义，认为“凡怀热心图进步之国民，未有不欢迎社会主义者”（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载《译书汇编》，第二卷第11号，1903年2月15日。）。该文在附录《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中，特意推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经典著作。1905年11月，朱执信（署名蛰伸）写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发表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第2号上，该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活动，并节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十项纲领，同时提到了《资本论》，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旨在为多数人谋幸福。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先生也非常推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他说马克思是“世界上社会主义最大的思想家”，认为在马克思学说发表以前，世界上讲社会主义的都是一些陈义甚高的理论，是“乌托邦派”，只有马克思“用他的聪明才智和学问经验，对于这些问题作一种极透彻的研究，把古人所不知道和所不能解决的都通通发明出来”。因此，孙中山先生认为：“马克思所著的书和所发明的学说，可说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所以他的学说一出来之后，便举世风从，各国学者都是信仰他，都是跟住他走。”孙中山先生甚至把自己的民生主义称之为社会主义，他说：“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一讲》）1905年2月，孙中山先生还专程到布鲁塞尔访问了第二国际书记处，请求加入第二国际。他说：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以便“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由“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注：据布鲁塞尔法文报纸，比利时社会党机关报1905年5月20日报道。）。同年10月，孙中山先生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了民主主义的主张，强调要“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他这里所指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是相通的。当然，孙中山先生在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理解上是存在误解的。如他说：“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注：《孙中山著作选》（上），66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十月革命前，中国无政府主义学派也在自己的刊物上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作过一些介绍。1907年8月，我国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了社会主义讲习会。这是我国第一个研究社会主义的团体。1908年1月，刘师培、何震主编的《天义报》第15号刊登了恩格斯1888年为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所写序言的译文，这是迄今为止所能查到的最早的恩格斯著作的完整中译本，对于初学马克思主义的人极有帮助。刘师培在编者按语中说：“《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此序文所言，亦可考究当时思想之变迁，欲研究社会主义发达之历史者，均当从此入门。”1912年，煮尘主编的《新世界》杂志不仅连载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而且还对《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加以介绍和评述，认为《共产党宣言》“不啻二十世纪社会革命之引导线，大同太平新世界之原动力”。
五四运动前期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介绍，一般还只是零星的、片断的，甚至不乏曲解和比附。但它让人们知道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以外，还有马克思主义这种学说的存在。其中的一些先进分子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伦理道德观念时，已经开始有所保留和怀疑，这就为后来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起着积极的研究导向和理论准备作用。如陈独秀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所暴露出来的矛盾，就明确指出：“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注：陈独秀：《独秀文存·法兰西与近世文明》，44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李大钊在1916年5月也曾谈道：“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注：《李大钊全集》，第1卷，281页。）爆发于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是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深刻危机，李大钊讲道，“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注：《李大钊全集》，第2卷，3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