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故事范式
《华尔街日报》资深头版撰稿人威廉·E·布隆代尔认为，新闻行业往往因为总是把注意力放在读者对信息的需求上，而忽视了一个所有读者最普遍的要求：“一个所有要求中最基本的要求：给我讲一个故事，看在老天爷的份上，让它有趣一点。”（注：[美]威廉·E·布隆代尔：《〈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5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这种说法虽然略显夸张，但足以提醒记者必须重视讲故事的能力。立足叙述学角度，故事是指“按实际时间、因果关系排列的事件”（注：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1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在新闻文体领域，所谓“故事范式”就是突出新闻中的故事因子，用故事化的方式来勾连新闻事实的文体范型。研究表明，用说故事的方式报道新闻契合了人类的接受心理，由此传播的信息也更易于被理解和记忆。因为“这种方式让人轻松，让人觉得有趣。以这种方式整合过的新闻素材将更加有效地吸引读者。因为读者看到的不再是干巴巴的事实罗列，而是真实的生活”（注：[美]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305~30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故事范式”在我国由来已久，中国早期的新闻报道就是仿照文学尤其是小说的笔法来讲故事的。据新闻学者李良荣先生考证：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其通讯主要就采取故事形式，“故事式通讯的重要特点是突出人物，在情节的展开过程中表现人物的精神品质，因为故事总和人物联系在一起，没有人物就构不成故事。这既符合中国民间文学的传统，适合农村的欣赏习惯，又能达到宣传的目的”（注：李良荣：《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1815—1949）》，118~119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其时的关于先进人物的典型报道很多都采用了故事化手法，例如戴邦的《射击英雄魏来国》、穆青的《雁翎队》等。下面这则报道就集中体现了当时“故事范式”的特点。
桌上的表
新华社1948年4月17日电 （记者张明）洛阳东城门里，靠路南有座商家的楼房，当我们部队突进城后，少数敌人凭楼顽抗着。最后两个突击队的战士首先冲上了楼，敌人已经逃走，房主人也吓得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楼上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房内放着漂亮的花被、崭新的皮包和许多衣服。在一张方桌上还放着一只钢壳怀表，雪白的表面，漆黑的表针，在灯光下看去还不到12点钟，细小的秒针正在滴滴答答地走着。
战士们在楼上搜寻了一会，没有发现武器弹药一类的东西就急忙出去了。之后，这个楼上来来往往的战士很多，楼上的东西仍旧原封不动地摆着。
巩固突破口的任务完成后，三连被命令在这楼上休息。只有那一只滴滴答答的表，吸引了一部分同志的思想，三排副王保怀说：“打仗就是需要表，要在三查前我就要把它装起来了。”但是说了后，却没有动一动那只表。其余的同志也纷纷议论说：“纪律是自觉的，楼上的东西少了，咱连要负责！”正议论时，副政治指导员庄建礼同志来了，战士们问：“副指导员，你看这表好吗？”庄副指导员拿出小刀剥开表壳一看，崭新的表芯，镶着四颗宝石，的确是瑞士的好表。看完后，表又原样摆到桌子上。
部队出发了，副指导员检查纪律，楼上的东西丝毫未动，那只钢壳表依然放在桌上滴滴答答地走着。
这篇战争通讯有情节，有细节，有场景，有信源，以小见大，以桌上的表来反衬解放军纪律严明，对人民群众财产“秋毫无犯”。正因为有机地融合了“宣传范式”与“故事范式”，该篇报道遂成为当时的新闻名篇。
可惜的是，后来的新闻界没有延续“故事范式”的优良传统。进入新时期以后，为了改革“文革”泛政治化的新闻报道，增强新闻的可读性，“故事范式”再次兴起。1982年，胡乔木同志就明确提出：“人民日报最好把大新闻、小新闻加起来，有‘官式’新闻，党报不可能没有这样的新闻，也要有‘民家式’的新闻。”（注：胡乔木：《关于改进人民日报工作的谈话》，见《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新闻出版》，3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这里，他提及的“民家式”新闻，其实不仅涉及新闻题材的平民化，也包括表现形式上的亲近化与故事化。与此同时，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带来了我国报业格局的重大变化：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报业出现的改版、扩版、创办周末版的热潮，90年代的晚报、都市报的兴起，2000年以后的财经类报纸的崛起等，这些都从不同侧面促发了“故事范式”的再度勃兴。概而言之，新时期“故事范式”的主要特征包括四个方面。
（一）使用范围从软新闻向硬新闻领域拓展
在传统的文体实践中，“故事范式”的使用主要集中在社会新闻、警事新闻、娱乐新闻等软新闻领域。那么，政治、经济新闻是否可以使用故事化手法？新时期的文体实践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为了改变时政新闻、经济新闻可读性不强的弱点，很多报纸开始尝试“故事化”写作方法，将硬新闻“软着陆”。譬如下面这篇获得1982年全国好新闻评选一等奖的消息，就是运用讲故事的方式，以小见大，以“送礼难”来凸显社会风气好转这一大主题。
15斤牛肉干成了难题
一位外地干部到沪办事任务完成了礼品无人收
本报讯 （记者陈铭灿）3月13日，南市区老西门工商行政管理所里来了一个操四川口音的外地人，要求把他随身带来的15斤牛肉干收购处理。
原来，他是四川省奉节县机械厂干部，名叫向友府。他这次来上海出差，联系业务，本来以为“圆图章不及熟面孔，不送礼办不成事”。为了让工作进展顺利，他特地在当地买了15斤牛肉干，作为联系工作时拉关系之用。可是他到上海两个星期来，去了化工局、农机公司等五六个单位，都拒绝收礼，15斤牛肉干也没送掉。向友府在要求收购的申请书上写着：“我已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所带的牛肉干只得请你们协助，按照上海规定牌价处理。”南市区工商局按市价收购后，交给老西门中华食品店按牌价出售。
（《新民晚报》1982年3月25日）
再以财经报道为例。这种报道类型往往由于记者太过追求专业性而忽视其可读性。1943年，《华尔街日报》在其新闻报道中率先引入财经故事，效果显著。财经故事的好处在于能够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使高层次的读者能读出财经故事背后的深层次内涵，获得大量未知的信息，而较低层次的读者则将财经故事作为一种消遣。这种讲述财经故事的方式，使各个层次的读者各取所需，各得其所。
2000年以后，我国开始出现财经报纸热，一大批财经类报纸得以创办。为了赢得更多的读者，增强财经新闻的可读性，这些报纸纷纷引入了“故事化”的写作方式。譬如，2002年3月11日的《中国经营报》刊出的报道《更愿当师长的新疆首富——访新疆广汇集团董事局主席孙广信》，读者就完全可以从多个层次去解读这篇文章：最浅层次的解读是一个退伍军人以3000元起家奋斗13年成为身价36亿的新疆首富的传奇故事，再深一层次的解读则是机遇与才能对一个人的奋斗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更深层次的解读是相对贫困的新疆也会出现亿万富翁，是不是说明西部有着很大的发展潜力呢？同时，从3000元到36亿，资本运营又起了多大作用呢？可以说，对财经故事的不同解读也体现出读者不同的专业化层次。
与此同时，深度报道也开始重视故事化写法。对此，《中国青年报》资深记者卢跃刚就明确提出：“调查性报道有一个可读性问题。写报道有一个功夫就是要会写故事会讲故事。当你的叙述里面动词很多的时候，很有情节有触摸感的时候，有可视性的时候，能见度高的时候，自然就会有可读性。很枯燥的归纳性描述不行。”（注：卢跃刚：《捍卫常识》，见方芳、乔申颖：《名记者清华演讲录》，98页，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3。）
（二）行文强调细节，凸显人文关怀
“好的作品依赖于对细节内容的运用，而不是抽象的。”（注：[美]杰里·施瓦茨：《如何成为顶级记者——美联社新闻报道手册》，48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细节是金”，好的细节往往能够设置报道的阅读“兴奋点”，吸引受众的注意力。新时期的新闻文体在运用“故事化”写法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细节的强调，包括人物的语言与动作、新闻现场的环境、故事的背景等。很多新闻文本都显示出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洞察力，使报道内容“可闻、可见、可触、可感”。
故事因“人”而发生，新闻因“人”而精彩。然而，长期以来，“见事不见人”却是我国新闻报道中的一个重大缺陷。新时期的“故事范式”中凸显出浓厚的人文关怀，即不仅关注人的生存状态，也探寻人的心灵世界，在充分理解、尊重、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的基础上，观照人类共通的情感。诚如有研究者所言：“新闻记者的核心任务是做好邮递员，准确无误地传送信息。但是，传递信息的新闻报道仅仅是完成了记者的一半工作，另一半工作是在这篇报道里讲一个能渗入读者或听者灵魂的好故事。深入读者的灵魂，也就是打开读者的心灵之窗，需要记者把新闻写作当艺术那样，用艺术家那种苦心孤诣的精神，钻研写作艺术，勇于探索，尽善尽美，不留遗憾。用人性的观点和一套娴熟、敏捷和精确的手法采写你的作品。”（注：李希光：《畸变的媒体》，70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例如，获得“中国新闻奖”二等奖的通讯《含泪再炸邱家湖》（《中国青年报》1991年7月12日）的前三段就安排了多个具有典型特征和人文关怀的细节，使报道增色不少：
“要炸，他们自己去，我不当这个坏蛋！”安徽省颍上县半岗区委书记两眼血红，火爆爆地冲着报话机嚷。尔后，他甩掉话筒，看也不看在场的省防汛指挥部来人一眼，转身奔代家湖指挥护堤而去。
报话机仍开着。县防指负责人语调硬如铁：“为确保下游两岸煤矿、津浦铁路和重要城市安全度汛，邱家湖炸堤必须执行。工兵即刻就到。”
“明白了，我们执行！”正在接待记者的副区长杨淑华赶紧抓起话筒替书记回答。话未落音，这位女区长已泪湿衣襟。
如果说，上述案例还属于“故事范式”与“宣传范式”的合体，那么，李海鹏的《举重冠军之死》（《南方周末》2003年6月19日）就是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故事。在这篇充满人文情怀的特稿中，记者通过扎实的前期采访，运用大量生动细节细致还原了举重冠军才力“死前一日”的轨迹。报道开篇，李海鹏以“母亲感到不祥的早上”为题，刻意描绘了才力母亲的一个梦：
这天是5月31日，早上4点，布谷鸟刚叫起来，商玉馥梦见儿子喊她：“妈呀，妈呀，你给我蒸俩肉馅包子吧，给那俩人吃。”在梦中，老太太最初以为儿子又像往常一样饿了，可是一阵突如其来的心慌让她猛然害怕起来。果然，儿子马上又重复了那句让人难以理解的话，“给那俩人吃！”商玉馥惊醒了，透过没有窗帘的窗子看了看微明的天色，心里堵得难受，叫起了老伴才福仲。这天清早老两口心情压抑，在租住的郊区房附近的野地里，紧抿着嘴，一言不发地走，一走就是好几个小时。等他们回到家，吃了稀饭，就接到了儿子的电话。
这种近乎小说的表达方式，首先为全文奠定了压抑、悲情乃至宿命的基调，在打破了以往同类报道固有模式的同时，也引发了新闻真实性层面的争议。李海鹏对此的解释是：“我在《举重冠军之死》里用的那个梦，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她确实做了那个梦，儿子死后，她把这个梦和现实联系在一起了；第二，她根本没有做过这个梦，儿子的死让她产生了一种意幻。但无论怎么样，这是老太太悲伤的一种效果，这是事实，我就可以写了。”（注：转引自张志安：《记者如何专业：深度报道精英的职业意识与报道策略》，205页，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换言之，在李海鹏看来，梦是否真实存在并不重要，但“布谷鸟”、“心理堵得难受”、“心情压抑”、“紧抿着嘴”、“一言不发”、“走了几个小时”等却是才力父母在采访中回忆当天早上的真实情景，是一种真实的“悲伤”，故而是一种“事实”，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匠心独运，不仅引出了全文，也将之与才力的死之间建构了某种宿命的关联。于是，记者在后文中写才力离开父母家去医院时，又再次强化了这种“宿命”。
下午两点半，商玉馥又一次催促儿子去医院，才力磨蹭着不愿意去，留恋地说：“再唠唠嗑，走了就回不来了。”早在1999年，医生就告诉过商玉馥，她儿子随时可能死去，因此这句话让她特别敏感。她气恼地质问说：“这叫啥话？”
才力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大声地争辩说：“住院就隔离了，能回来吗？又不是死！”
他揣着母亲给的20元和父亲给的100元，打车去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8个小时后真死了。
此外，这篇特稿的细节也可圈可点。譬如，对于才力去世当天的三餐情况，李海鹏也不惜笔墨，展开详细描述：
8点半，全家开饭，吃的是辣椒土豆片、炒鸡蛋、黄瓜蘸酱和米饭，刘成菊由于常年消化不良，只好吃1元钱3个的馒头。菜是才力的岳父刘敬玺昨天黄昏在菜市场临下市时买的便宜菜，一共花了4元7角。异常的是，以往食量惊人的才力这天早上什么都没吃。……
时近中午，她让儿子吃饭，但是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天，这个一向食量惊人的男人几乎什么都没吃，甚至连红烧肉和粽子也不能吊起他的胃口。……
刘成菊到门口买了两瓣西瓜、一瓶矿泉水和一瓶鲜橙多，让外甥送进去，嘱咐说：“让他开机。”……
记者对才力三餐的描述，并没有无节制地煽情，而是将细节与人文关怀熔于一炉，寓细节于平实的叙述之中，这样既交代了才力生活的窘迫，也反衬了其当天病情的严重程度，更契合了全文的悲情基调。
（三）形成两种主要的叙述结构
时序式结构就是按照时间顺序展开故事情节的叙述结构，其特点是平铺直叙，不仅便于记者写作新闻，也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故事。例如：
他、她、她
——一个买书、让书的故事
（一）
时间：3月20日
地点：安陆县新华书店门市部
营业员刘宪群接待一位想买全套数理化自学丛书的顾客。不巧，存书已不成套。小刘听说对方是孝感到随县高压线路的巡线工，工作岗位随时流动，就立即去找在县百货商店工作的老同学王小莉，动员她把刚买到手的一套丛书转让出来。助人为乐的小王二话不说，就把丛书交由小刘转让给那位巡线工。
（二）
时间：当晚
地点：巡线工驻地
捧着自学丛书、如获至宝的巡线工，如饥似渴地翻阅着。忽然，书中掉下一张“书签”，拣起来一看，却是一张190元的存款折。第二天一早，他赶紧花了2元1角8分钱的邮费，用保价信函寄回了书店。
（三）
时间：两天后
地点：同（一）
营业员小刘接到保价信函，立即将存款折交还割爱让书的老同学王小莉。但发信人是谁呢？信封上只写着“巡线工”三个字。经过打听，才知道他是孝感县电力局电力工区职工李润德。
（《孝感报》1981年4月9日）
这篇只有300多字的小通讯就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来设置结构，表述客观，结构清晰，文简意丰。
“华尔街日报体”（Wall Street Journal Formula）是一种使用文学手法叙述新闻事件的尝试，其方法是：从与重大新闻事件有关的某一有趣的小故事写起，在小故事讲完后再用一个过渡段将小故事与新闻事件联系起来，待新闻事件写完后再把笔锋折回到开篇讲的那个小故事。由于这种体例是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最先开始使用的，美国新闻界故而给它冠上了这个名字。（注：参见刘其中：《诤语良言——与青年记者谈新闻写作》，33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2008年1月10日《南方周末》头版头条《最后的代课老师》就采用了这种体例，让我们简要分析之。
开篇小故事，引出相关新闻背景。
2006年夏天，那把陪伴了王政明四十多年的二胡断了一根弦。
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在这个夏天，王政明和其他三名同校的代课教师被通知，“接到上面的精神，你们明天不用来了”。
王政明是南方周末两年前《代课教师艰辛执着震动人心》（详见2005年11月3日头版）的主人公。这位“中国最老的代课教师”是张家堡小学的创建者，几十年来拿着不超出40元/月的工资，最后被以“清退”之名离开了这所与他血脉相连的学校。
过渡段，寻找小故事与新闻事件的关联性，但这样的转机只是回光返照。
南方周末的报道受到甘肃省主要领导批示，代课教师境遇曾一度好转，政府承诺转聘条件优秀的代课教师，补偿将被清退的代课教师。渭源县不少代课教师工资，终于由几十年来的40元/月涨至80元/月。
主体展开，由点带面、点面结合凸显新闻的大主题。
2006年，教育部提出，为提高农村教育质量，要在较短时间内，将全国余下的44.8万人的中小学代课人员全部清退；对于其中学历合格、素质较高、取得教师资格的代课人员，可以通过考试取得正式教师资格。
渭源县自2006年开始大规模清退全县五百多名代课教师。王政明老师被清退后，他所在的甘肃渭源县数百名代课教师也经历了相似的命运。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现在全县还留在工作岗位的代课教师仅有100人左右。
…………
结尾，再次回到开篇小故事的主人公，深化新闻主题。
王政明是这本书的主角。在被清退后，寇倏茜问王政明：“这辈子后悔吗？”王政明说：“从来没有后悔！”
这个老人，这个群体，他们的一生像他手中的二胡，绷住的琴弦把自己勒紧，奏出生命的强音。然后，弦断音绝。
从操作层面看，“华尔街日报体”的特点是结构安排步步为营、引人入胜，但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开篇的小故事往往很难寻觅，结尾也很难完全呼应开篇的小故事。新时期的文体实践在使用这一结构时，常常会加以些许改造。譬如，有的开头会加注编者按，或者由一个总括句引领，再嵌入小故事，或者小故事与全文并没有关联，只是为了强化报道的基调；有的结尾则干脆不再回到开篇的小故事等。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新时期我国“故事范式”下的这种新闻文体结构其实是一种“类华尔街日报体”。
（四）新闻界对于“故事范式”的理解与运用存在偏差
伴随传媒市场化、娱乐化浪潮的兴起，“故事范式”在新闻文体实践中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由此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有些报纸为了突出悬念，或以“新闻连载”的形式拉长新闻的篇幅，或肆意滥用隐性采访、体验式报道等形式，无病呻吟，刻意制造紧张的气氛。比如，上文提到的“类华尔街日报体”，有些记者在报道开头往往会加入一个与新闻事实无甚关联的细节或场景，有的甚至仅仅是记者的想象，目的只是营造某种氛围。譬如，《南方周末》前资深记者、《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南香红追求的境界就是“用新闻的表达方式达到文学的传播效果”。在她看来，一个好记者交给编辑的应该是一篇“干净”的稿子。所谓干净，就是“前面的定语、状语应该是很少很少的，表达情绪和感情的词应该尽量去掉，比如说，笑，笑开了花，这些能够表达褒与贬、喜与乐的东西都应该把它去掉。而去掉后，又不要它干巴巴的，就要利用新闻本身的冲突，新闻本身内在的结构、节奏来展现、布局，可以借助小说的方式制造悬念，可以引而不发，安排好节奏，缓和快，快到一定程度可以慢，慢了又同样可以达到好的传播效果，同时又站在新闻立场上”（注：转引自张志安：《记者如何专业：深度报道精英的职业意识与报道策略》，190页，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
“新闻故事化”、“故事情节化”是近年来我国新闻界出现的一种新的潮流，在新闻选择上，一些记者只挑选那些刺激、煽情的事件予以报道，写作时也不看题材和体裁，过度追求新闻的可读性与戏剧化。
事实上，“故事范式”并非等同于“娱乐化”、“庸俗化”，其背后具有深邃的文化心理和叙事理念的积淀。叙述理论的代表人物华尔特·菲希尔认为：所有形式的人类理性的基础基本上都是叙述。因此，所有形式的信息传播都可以当作叙述来理解。而且，“叙述在公众道德讨论中特别有力量。公众道德谈论涉及一些基本问题如好与坏、生与死、关于人性的思想及如何生活等。它是针对整个社会，而不是针对小群体或个别社会的”。故事化操作手法的核心是真实性和连贯性。菲希尔认为，人们通常从五个方面对一个叙述的真实性进行判断：“第一，故事是讲述价值观的。第二，这些价值观对故事中的道德观、人物做出的决定，或话语传播的论点是合理的。第三，对这些价值观的感受应该是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积极影响的。第四，故事中价值观应与人们自身的经历相一致。第五，这些价值观应是人类行为的理想远景的一部分。”这即是说，一个真实的故事“会表现出‘良好理由的逻辑性’或是听者认为是良好理由的一套价值观”。连贯性是指“一个故事有多大程度的道理，有多大程度上的意义，它是通过故事的组织与结构来衡量的”（注：[美]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306~30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