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专业范式

“专业范式”导源于新闻专业主义。按照盖伊·塔奇曼的研究，19世纪90年代西方才出现新闻工作的专业主义。（注：参见[美]盖伊·塔奇曼：《做新闻》，156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我国新闻学者黄旦先生也认为：正是在西方报业新闻实践的不断推动下，才形成了后来人们所理解的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理念，概括起来，主要包含五个层面的内容：

第一，报刊的主要功能是传播新闻，同时还要干预和推动社会；第二，在性质上，报刊是一个独立专业，因此，它必须是自主的，尤其在政治上不依赖任何派别，更不做政府的喉舌（所谓新闻自由，实际上就是政府不能干涉报纸）；第三，报纸的目的是为公众服务，并反映民意；第四，报纸的运转是靠自己的有效经营，尤其是广告收入；第五，报纸的约束机制是法律和职业道德自律，尤其是后者。（注：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3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在我国，“新闻专业主义”是一个地道的“舶来品”。新闻学者芮必峰先生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是分阶段被引入中国的：20世纪90年代，新闻专业主义在国内新闻学界开始流行；进入新世纪，这个拿来的“主义”开始得到业界人士的广泛认同。（注：参见芮必峰：《描述乎？规范乎？——新闻专业主义之于我国新闻传播实践》，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1）。）2005年，在一项针对上海与杭州两地新闻从业者职业评价与工作满意度的调查中，研究人员亦发现：对新闻工作者社会地位的评价与对新闻工作者专业化的评价显著相关，认为新闻工作者专业化程度低于专业型职业的人，同时也认为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低；认为新闻工作者专业化程度偏低的人，同时也认为工作自主程度不够。与这二者一致，认为工作自主程度高的新闻从业者更倾向于认为新闻工作者社会地位高。这也就是说，这两个城市的新闻工作者对本行的社会地位评价在很大程度上考虑了专业化程度和工作自主程度。（注：参见潘忠党、陈韬文：《中国改革过程中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评价和工作满意度——两个城市的新闻从业者问卷调查》，载《中国传媒报告》，2005（1）。）这表明，新时期的新闻从业者已经开始将新闻专业主义作为其职业认同的核心理念。

历时地看，新时期的“专业范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983年，信息概念被引入新闻界，此时的“专业范式”在文体观念层面主要表现为新闻界对于“媒体传播信息、发布新闻的第一功能”的确认，加大报道的信息量、提升信息质量成为这一时期文体实践的主要诉求。

80年代中后期开始，“以今日的事态核对昨日的背景，从而说出明天的意义”的深度报道崛起，实质表明“专业范式”开始拓展为对新闻深度的追求和对事实真相的挖掘。

90年代至今，伴随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传媒格局的突变和媒介技术的进步，社会大众对信息的专业化与深度化需求日益凸显，客观报道、解释性报道、述评性报道、调查性报道等遂成为新时期“专业范式”的代表性报道样式。

事实上，上述三阶段背后有着一个共同的大背景，即新时期的新闻改革。换言之，中国特色的新闻专业主义道路与新时期的新闻改革密不可分。对此，新闻学者陆晔与潘忠党的研究为我们的这一判断提供了有力的注脚：“作为模式和意识形态的‘专业主义’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但是，新闻改革已经涉及了很多符合专业主义的内容，其中包括反对‘假、大、空’，以事实说话；强调贴近生活，提高媒介的服务性；反对‘有偿新闻’，提倡新闻业的职业伦理；呼唤‘舆论监督’以及内容采编和媒体经营的分别管理等等。”（注：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载《新闻学研究》（台北），2002（71）。）

理念终归要落实到新闻文体层面。结合新时期我国报纸新闻文体发展的基本脉络，我们认为“专业范式”的核心内涵是强调信息与深度，其新时期的主要特征包含三个方面。

（一）报道遵从客观性原则

客观性原则是新闻职业化的重要表征，其核心是对事实的尊重，要求记者在报道中尽量淡化个人情感，保持中立的报道立场，避免直接发表意见，将观点与事实分开。同时，不仅要完整地交代新闻前后左右的信息，还要力求平衡地报道各方的意见，尽可能提供具名新闻来源，使用直接引语，多用动词少用感情色彩浓厚的形容词和副词。我们在研究中也发现，新时期的很多记者在评价好新闻的标准时常常会提及这一原则。例如，著名调查记者王克勤就曾在一次专访中强调：“无论讲怎样的故事都必须客观地白描，绝对不能使用形容词，不能有个人情感，不能有评论。”（注：转引自张志安：《报道如何深入：关于深度报道的精英访谈及经典案例》，148页，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

1997年，一项关于中国新闻人的调查显示：在我国新闻工作者对若干新闻报道价值要素的重要性评价中，“保持事实准确”、“报道要客观”、“抢时效”、“挖掘更深入”是几乎所有被访者一致认为“极为重要”的操作追求（认同者的比例均在90%以上）；而“保持公正”、“报道有新意”、“得到独家报道”、“写作引人入胜”也被绝大多数被访者赋予了非常重要的意义（认同者的比例均在3/4以上）。（注：参见喻国明：《解构民意：一个舆论学者的实证研究》，189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2004年，一项针对浙江省主要新闻媒体一线新闻采编人员的调查也显示：在采编人员核心职业追求的重要性评价中，“事实准确”、“报道客观”、“保持公正”在十个选项中排名前三，而且这三项的评价值都在9以上。（注：参见吴飞、吴风：《新闻专业主体理念的建构》，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6）。）

事实上，我们在研读新时期的新闻文本时，屡屡能够从字里行间感受到记者对于客观性的追求。以《南方都市报》2003年4月18日发表的《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为例，在这篇5000多字的调查性报道中，记者始终恪守事实的逻辑，强调客观性原则。全文共分五个部分，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

3月17日：在广州街头被带至黄村街派出所

3月18日：被派出所送往广州收容遣送中转站

3月18日：被收容站送往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

3月20日：救治站宣布事主不治

4月18日：尸检结果表明，事主死前72小时曾遭毒打

孙志刚，男，今年27岁，刚从大学毕业两年。

2003年3月17日晚10点，他像往常一样出门去上网。在其后的3天中，他经历了此前不曾去过的3个地方：广州黄村街派出所、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和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

这3天，在这3个地方，孙志刚究竟遭遇了什么，他现在已经不能告诉我们了。3月20日，孙志刚死于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广州市脑科医院的江村住院部）。

他的尸体现在尚未火化，仍然保存在殡仪馆内。

记者按照时间顺序、使用短句、客观陈述事实，开头即确定了整个报道的基调与风格。接下来，报道又分别以“孙志刚死了”、“孙志刚是被打死的”、“孙志刚该被收容吗”、“孙志刚是被谁打死的”为标题，以四个逻辑段落逐层深入地向真相推进。各个部分的内在逻辑只有一个，就是呈现事实。记者在报道中始终隐忍个人情感，行文平铺直叙，几乎没有使用任何感情色彩的词汇，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交替使用，新闻来源明确，调查脉络清晰。例如，为了描述孙志刚从入院到去世的全过程，记者非常详尽地引用了“书证”——医院的“护理记录”，记者写道：“护理记录表明，入院时，孙志刚‘失眠、心慌、尿频、恶心呕吐，意识清醒，表现安静’，之后住院的时间，孙志刚几乎一直‘睡眠’：直到3月20日早上10点，护士查房时发现孙志刚‘病情迅速变化，面色苍白、不语不动，呼吸微弱，血压已经测不到’。医生在10点15分采取注射肾上腺素等治疗手段，10分钟后，宣布停止一切治疗。孙志刚走完了他27年的人生路。”这种引用方式，不仅避免使用大段文字，使报道简洁而有节奏感，同时，通过权威“书证”的引用，也使报道真实可信。

此外，在报道结尾处，记者还特意交代了孙志刚的个人情况，这并非“画蛇添足”，而是为了更好地体现客观性原则。

孙志刚的意外死亡令他的家人好友、同学老师都不胜悲伤，在他们眼中：孙志刚是一个很好的人，很有才华，有些偏激，有些固执。孙的弟弟说：“他社会经验不多，就是学习和干工作，比较喜欢讲大道理。”

孙志刚的同班同学李小玲说，搞艺术的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孙志刚很有自己的想法，不过遇事爱争，曾经与她因为一点小事辩论过很久。

孙志刚死亡后，他的父亲和弟弟从湖北黄冈穷困的家乡赶来，翻出了孙生前遗物让记者看，里面有很多获奖证书。“他是我们家乡出的第一个大学生。”不过，现在孙的家人有点后悔供孙志刚读大学了，“如果没有读过书，不认死理，也许他也就不会死……”

这篇报道的第一作者陈峰后来回顾稿子的采写过程时，曾不无感慨：“《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光看它简单的四个逻辑段落，已经打碎了以往国内类似报道‘你说我说大家说’的讨论模式，完全按照事件本身的逻辑结构来布局。从叙事技巧上来讲，做得很冷静。这种冷静风格对我获益匪浅，当然也利弊都有。有时候，太冷静导致故事不好看，但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最大程度地回避风险，体现记者客观中立的立场。”（注：转引自张志安：《报道如何深入：关于深度报道的精英访谈及经典案例》，124页，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不难看出，记者试图运用客观性原则达至“专业”，既源自报道事实、揭示真相的需要，也出于某种自我保护的需要，这种“专业主义”也多少有点被“逼”出来的味道。

（二）文体结构多样，倒金字塔结构依然是主流结构

新时期“专业范式”下的文体结构呈现多样化，时序式结构、对比式结构、并列式结构、事理结构、点面结构等都已出现。但是，倒金字塔结构依然是新闻文体的主流结构。这是因为，“倒金字塔结构一方面从严格的角度讲，是一种新闻报道的格式；而另一方面从宽泛的意义看，它又为记者提供了一条把握新闻的路径，使他们得以在截稿时间的压力下应对报道的不同情景”（注：[美]沃尔特·福克斯：《新闻写作——报刊记者指南》，105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比如下面这篇报道：

17岁华裔女生获美国西屋科学天才奖头奖

新华社华盛顿3月14日电　美国西屋科学天才奖评委会的人士14日说，美国17岁的华裔女高中生艾琳·安·陈因在研究与淋巴癌有关的基因方面取得成就，获得了今年西屋科学天才奖的头等奖——4万美元的大学奖学金。

艾琳·安·陈来自美国西海岸圣迭戈市，在研究中成功地将两种与淋巴癌有关的基因分离出来，并经过试验弄清了两种基因在癌细胞扩散方面的作用，从而为进一步研究淋巴癌提供了重要依据。

美国西屋科学天才奖创立于1942年，每年评选一次，今年是第54届。据介绍，在美国西屋科学天才奖的历届获奖者中，迄今已有3人获得诺贝尔奖。

（《人民日报》1995年3月16日）

这是一篇典型的倒金字塔结构的消息，单行标题删繁就简，提炼出整篇新闻的核心；直叙式导语开门见山，拓展标题内容，交代最重要的新闻事实——“17岁华裔女生获美国西屋科学天才奖头奖”。主体部分辞约义丰，围绕华裔女生的重要成就进一步展开叙述，重要信息一目了然，新闻背景的交代更丰富了报道的信息量。这种写法往往被视为最为专业的“专业范式”，因此，在新时期的文体实践中始终备受业界推崇。

（三）强调信息与深度的整合

从90年代后期开始，“专业范式”出现了信息与深度的整合化趋势。一方面，记者要从海量的信息中筛选出对社会公众有用的部分，并及时、准确地广泛传播；另一方面，记者也不再仅仅满足于对信息量的追求，还要从宏观、中观、微观多层次、多角度地解释新变化，分析变化产生的原因，挖掘信息背后的内涵，帮助读者解读信息的意义。2002年12月6日，《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该报首席记者王克勤历时半年采写的调查性报道《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在这篇两万多字的报道中，记者通过缜密的调查，运用个案剖析的方法，将首都出租车业的垄断黑幕总结为七个方面，并以文内插题的形式标示出来：黑幕之一：司机们怨声载道；黑幕之二：北京出租车到底能赚多少；黑幕之三：出租车公司是怎样发家的；黑幕之四：出租车公司是如何“黑”钱的；黑幕之五：的哥缘何要挤这条独木桥；黑幕之六：出租车业不能不算的三笔账；黑幕之七：北京出租车业五大焦点问题。通过这样的结构，记者不仅在报道中提供了大量内幕信息，而且还对这些信息进行了深入解读，最终完全揭开了北京出租车业的垄断黑幕。

今天，这样的报道越来越多，追求信息与深度的整合，不仅业已成为新闻记者的职业诉求之一，也渐次成为新闻文体专业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南方周末》原高级记者李海鹏曾提出的优质新闻标准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1）题材重要，揭示时代的本质；（2）不断指向事件背后的终极推动力；（3）关怀公共利益；（4）信息的收集、择取和推演过程与事实本身相符；（5）具备吸引眼球的亮度；（6）具备艺术的真与美。（注：李海鹏：《我写作是为了光阴流逝使我心安》，见邓科：《南方周末：后台》（第一辑），179页，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