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宣传范式
宣传是运用各种有意义的符号传播一定的观念，以影响人们的思想，引导人们的行动的一种社会行为，它的基本职能是传播一种观念（理论、方针、政策、伦理道德、立场态度）。（注：参见李良荣：《新闻学概论》，4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宣传范式导源于党报新闻理念，政党为了向社会介绍党的基本观点与主张，传播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遂创办报刊作为自己的喉舌，运用新闻报道方式来完成这一任务。因为“新闻工作者所具有的品质是最适合宣传工作的”（注：[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3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从共时性维度看，党报新闻理念在各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中都占有一定的比重，有的甚至成为一段时期内的主流新闻观。
1942年“延安整风”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党报新闻理念在我国新闻工作中始终占有主导地位。1943年9月22日，《解放日报》在其社论《党与党报》中明确指出：“党报不但要求忠实于党的总路线、总方向，而且要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意志呼吸相关，息息相通；要与整个党的集体呼吸相关，息息相通，这是党报工作人员的责任。这是办好党报的必要条件之一。”（注：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中国新闻史文集》，25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948年，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再次强调：“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注：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14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这些表述都是对于党报新闻理念最生动的诠释。
迄今为止，党报新闻理念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在计划经济时代强化，在市场经济时期调整。尽管其外延和内涵不断丰富，但其核心内容基本未变，它依然是关于党报的性质、功能以及组织原则、工作原则等的一系列规约，譬如“喉舌论”的性质定位、“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办报方针以及“五性一统”的新闻工作原则等。这些都从不同向面建构了“宣传范式”的内涵。新时期诞生的一大批名记者正是因为按照“宣传范式”所界定的宣传主题和话语体式写出有影响力的作品而成名的。例如，《辽宁日报》记者、后来先后成为《经济日报》和《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新华社社长郭超人，《人民日报》记者和经济部主任艾丰，《中国青年报》记者郭梅尼等。
1978年以来，“宣传范式”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三个层面。
（一）遵循“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强调新闻报道的“舆论导向”
“宣传范式”主导下的新闻文体往往表现出强烈的党性和指导性。1989年11月25日，李瑞环同志在中宣部主办的新闻工作研讨班上发表了影响深远的题为《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讲话。他认为在新闻报道中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就是坚持新闻宣传党性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于什么是“正面”，什么是“为主”，他亦给予了充分阐释：“我们所说的‘正面’，所说的‘为主’，就是要着力去宣传报道鼓舞和启迪人们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东西，鼓舞和启迪人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东西，鼓舞和启迪人们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东西，鼓舞和启迪人们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东西，鼓舞和启迪人们热爱伟大祖国和弘扬民族文化的东西，鼓舞和启迪人们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东西，鼓舞和启迪人们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而斗争的东西。总之，一切鼓舞和启迪人们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和社会的进步而奋斗的新闻舆论，都是我们所说的正面，都应当努力加以报道。”（注：李瑞环：《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的讲话》，见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788~80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994年1月24日，时任党的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舆论导向”的概念。他说：“正确引导舆论，是党的宣传思想战线非常重要的工作。”1996年他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再次强调了舆论导向的重要性，提出了著名的“舆论导向祸福论”，即“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注：陈力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90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
2003年12月7日，时任党的总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三贴近”重要思想，强调宣传思想工作必须“着眼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着眼于服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全党全国工作大局，着眼于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努力形成体现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体现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体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理论指导、舆论力量、精神支柱和文化条件，引导和激励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团结奋斗”（注：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新华网，2003-12-08。）。此次讲话展示了胡锦涛新闻宣传思想对于传统的继承与超越。
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着重突出了“舆论引导能力”问题，他指出：“新形势下，新闻宣传工作要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营造良好舆论环境，更好地发挥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要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放在突出位置，进行深入研究，拿出切实措施，取得新的成效。”基于此，胡锦涛提出了著名的“五个必须”：“第一，必须坚持党性原则，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第二，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坚持以人为本，是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根本要求。第三，必须不断改革创新，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第四，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第五，必须切实抓好队伍建设，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明确提出了“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的观点和“五个创新要求”：“要坚持用时代要求审视新闻宣传工作，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努力使新闻宣传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要认真研究新闻传播的现状和趋势，深入研究各类受众群体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加强舆情分析，主动设置议题，善于因势利导。”（注：胡锦涛：《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8-06-21。）从“党性原则”的宏观理念，到“以人为本”、“舆论引导”、“媒体建设”、“队伍建设”的中观要求，再到“新闻传播规律”、“五个创新要求”、“受众研究”、“舆情分析”、“设置议题”等具体措施的提出，这是胡锦涛总书记“在新的环境条件下，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注：陈力丹：《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载《新闻与写作》，2008（7）。）。
这样，“正面宣传为主”与“舆论导向”成为新时期“宣传范式”的根本指针，落实到文体层面，则表现在新闻选题的筛选、报道对象的选择、报道主题的提炼、写作方法的选择等诸多方面。
（二）报道方法从“印证式”向“用事实说话”回归
“宣传范式”的核心理念即是按照一定时期内党的宣传政策和宣传任务来组织新闻工作，往往习惯采用“印证式”的报道方法，即“以典型例子来论证党的主张、方针、政策的合理性、必要性以及巨大的威力，从而使广大干部群众了解、理解，自觉地贯彻执行”（注：林晖：《未完成的历史——中国新闻改革前沿》，230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这一报道方法是从革命战争年代沿袭下来的，鉴于当时过于单纯的社会生态环境和受众的基本状况，这种做法行之有效，但其潜藏的危害性在于“图解政策”的报道观念和简单化的报道方式容易使传媒逐渐丧失自我，沦为政治的工具，甚至一度滋生出很多应景的假新闻。例如，1980年“全国好新闻评选”中的获奖好通讯《钱被风刮跑以后》就是记者伪造出的一篇虚假报道。
钱被风刮跑以后
一月二十日，长春，北风刮得很猛，我骑着自行车，只顾低头，往前紧蹬。临近和平大路口，把一个边走路边低头数钱的农民老大爷撞了个趔趄，他手中的一把人民币“哗啦”一声掉在地上。我慌忙跳下车，想赶紧把钱给老大爷拾起来，可是来不及了，散落在地上的钱已被呼呼的北风刮了起来，纷纷向四处飞扬。正在这时，只见过往行人都不约而同地向钱飘走的方向跑去，有的还高喊着：“钱跑了，快抢啊！”霎时间，整个路口沸腾起来。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使老人大为吃惊，随后便焦急地拍着大腿说：“风刮人又抢，这可怎么得了，钱可又要没了”。我本想安慰几句，可说什么好呢？
没过多久，风似乎小了，“抢钱”的人们也从四面八方陆续朝老人走来，把“抢”来的钱都一一交在老人的手里。老人喜出望外，不停地向众人点着头。
人们聚集在老人的周围，一再关切地要老人把钱数数。看得出来，老人有点情面难却，使用颤抖的手数了起来，旁边还有人帮着数。数完，只见老人略为迟疑一下，接着又数了一遍。还是二十六张。老人抬头用疑问的目光瞅着围在四周的人们，半自言自语地说：“不对……”老人的话还没说完，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抢着喊开了：“谁还没有把钱送来！”老人忙接着说：“不是少了而是多了。”“怎么会多呢？是你记错了吧？”“没错，我在家数得清清楚楚，明明是二十五张，都是五元一张的”。人们不解地互相对视着。那个小学生又喊开了：“谁又多送了？”话音刚落，只见一个中年妇女不好意思地说：“是我的，我拿着一张五元的钱准备到商店买东西，刚才光顾帮老大爷‘抢钱’了，竟忘了自己手里还拿着的钱，一起交给了这位老大爷。”说完，人群中爆发了一阵欢快爽朗的笑声。
我沉重的心情一下子变得轻松了。
本篇报道采用第一人称，通过“我”的现场目击及其伴随事件进程的心理变化，意在印证“文革”后社会风气明显好转这一观点。但是，通读全文，不禁疑窦丛生：不仅整个事件太过蹊跷，报道本身也显得过于突兀，新闻“5W”中的时间（when）、地点（where）、人物（who）都不够具体。
时间——“一月二十日”。究竟是当天的上午、下午还是晚上？对于这样一篇事件性新闻，这种时间表述显然不够具体。
地点——“临近和平大路口”。那么，何谓“临近”？“临近”到底有多近？这种对地点的表述显然也比较含糊。
人物——丢钱的“农民老大爷”、拾钱的“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中年妇女”等都不够具体。虽然此事件是报道者的“偶遇”，也许那些“做好事”的人不愿透露姓名，但那位钱财失而复得的“农民老大爷”，姓甚名谁、是哪里人士等信息却完全可以通过记者的采访获得。而本篇报道所有人物都是无名无姓的“代称”，真实性难以查证。
此外，报道高潮部分还交代了一个戏剧性的细节，亦即一位中年妇女多还了农民老大爷5元钱。看似跌宕起伏，却是报道者有意造假。当真相被揭开之时，该报道遂被取消“全国好新闻”资格。
新时期以来，这种为了某种政治目的，简单印证的报道方法已无法适应日益开放的社会环境，“宣传范式”的报道方法逐渐从“印证式”向“用事实说话”回归。之所以说“回归”，是因为“用事实说话”勃兴于革命战争年代，是中国共产党最为核心的宣传方法之一。早在1925年，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就萌发了这一思想：
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哄”，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
《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注：毛泽东：《〈政治周报〉发刊理由》，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5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
1946年，胡乔木在研究资产阶级新闻记者报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用事实说话”的基本内涵：
学写新闻还叫我们会用叙述事实来发表意见。我们往常都会发表有形的意见，新闻却是一种无形的意见。从文字上看去，说话的人，只是客观地、忠实地、朴素地叙述他所见所闻的事实。但是因为每个叙述总是根据着一定的观点，接受事实的读者也就会接受叙述中的观点，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们从来不说我以为如何如何，我以为应该如何如何，他们是用他们的描写方法、排列方法，甚至特殊的（表面上却不一定是激烈的）章法、句法和字法来作战的。他们的狡猾，就是当他们偏袒一方面，攻击另一方面的时候，他们的面貌却是又“公正”又“冷静”。我们不要装假，因为我们所要宣传的只是真实的事实，但是既然如此，我们就更加没有在叙述中画蛇添足的必要了。（注：胡乔木：《人人要学会写新闻》，见《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新闻出版》，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这表明，“用事实说话”其实是中国共产党党报新闻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宣传范式”中基本的报道方法。（注：很多研究者认为“用事实说话”是新闻规律，笔者认为，“说话”即表明要宣传一定的观点，因此，“用事实说话”应该是一种宣传方法。）只是后来的新闻界囿于庸俗的政治效用，而采取了一种更加简单化、更易于操作甚至极端化的“印证”方法。新时期以来，新闻界拨乱反正，重申“用事实说话”的基础性地位，其实质既是对现实的有力反拨，也是向“宣传范式”优良传统的回归。比如，下面这篇获得1984年“全国好新闻评选”二等奖的消息：
长街无处不飞花 万紫千红扮京华
近百万盆鲜花无一丢失
本报讯 今年国庆期间，北京大街上摆了近一百万盆鲜花，全城万紫千红，处处花团锦簇。她们之中，即有串红、一品红等普通观赏花卉，也有鹤望兰、五针松、香石竹、富贵竹等名贵品种。市园林局的同志欣喜地告诉笔者，到目前为止，没有一盆丢失，甚至没有一盆受到损坏。
（《中国法制报》1984年10月19日）
这篇只有120个字左右的消息，就采用了“用事实说话”的方法。尽管报道尚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记者因为太想“说话”而使报道显得有些生硬，但从中我们却能看到80年代的新闻界试图打破“印证式”报道方法的努力。
（三）报道体式上虽然仍以“新华体”为主，但已经出现新的变革
“新华体”是在“宣传范式”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报道体式，其在中国现当代新闻文体史上的贡献不可磨灭，诚如有学者评价的那样：“无论纵观还是横看，基本上可以说，一部新中国的新闻文体发展史——至少在1980年代以前——便是‘新华体’担纲的历史。”（注：孔祥军：《新闻传播精品导读：新闻（消息）卷——范式与典例》，43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诞生于革命战争年代的“新华体”，由于新华通讯社的长期文体实践而得名，其特点是：“消息简洁，文字精练、篇幅短小；善于用事实解释事实，很少空发议论；层次清晰，尽量做到一个事实一段，消息中段落过渡自然；稳健中见权威，该快则快，该慢则慢，注重通稿的信誉；善于抓大问题，关键性问题，重大事件的报道多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角度，主题开掘深刻。”（注：刘建明：《宣传舆论学大辞典》，247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2。）譬如，获得1984年“全国好新闻评选”特等奖的这篇报道就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传统“新华体”的上述特点。
我国选手获得奥运会第一块金牌
新华社洛杉矶1984年7月29日电 （记者高殿民）中国在奥运会历史上“零的纪录”的局面在今天11时10分（北京时间30日凌晨2时10分）被中国射击选手许海峰突破。许海峰以566环的成绩获得男子自选手枪冠军，夺得本届奥运会的第一块金牌。
中国体育代表团副团长陈先在许海峰获得金牌后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这对中国运动员是极大的鼓舞。这是中国在奥运会历史上得到的第一枚金牌，实现了“零”的突破，在中国体育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他表示感谢运动员和教练作出的艰苦努力。
许海峰今年27岁，是安徽省供销社的职员。他在获得金牌后对新华社记者说，这还不是他最好的成绩，只不过是正常发挥技术。他最好的成绩是583环。他表示要不骄不躁，继续努力，争取今后取得更大成绩。
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篇消息当然存在瑕疵，比如缺少直接引语，有些间接引语又显得比较空洞，且存在多处重复。但是，从历史的维度来看，这篇报道却符合当时“新华体”的基本特点：硬新闻题材，主题重大，背景资料翔实，行文强调客观叙述，时效性极强——“比东道国的美联社快20分钟，比路透社快15分钟。”（注：中国新闻学会等：《好新闻》（1984年），16页，内部发行，1985。）
新时期以来，伴随日益多元的文体实践，新闻界对于“新华体”的认知和诠释也在不断更新。李良荣教授认为“新华体”的典型结构样式是“头重脚轻式”的消息结构，这种结构一般由四部分组成：“导语——概括全文内容、反映结果、包括‘5W’；接下来是背景交代——说明事件发生的历史、环境、原因或解释导语中的专有名词；第三部分是主体——评述事件的来龙去脉；最后是结尾——事件的现状、发展趋势。”这种结构与西方的“倒金字塔”有很大区别，主体部分往往按时间顺序来叙述，因此，我国的消息结构只能称“类似倒金字塔式”（注：李良荣：《中国报纸的理论与实践》，11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
学者文有仁将“新华体”上升为中国新闻界对于新闻文体的独特贡献：“所谓的‘新华体’实际上是我国新闻界在长期新闻实践中形成的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共同的新闻写作体式，一种优良的新闻文风。与其称之为‘新华体’，倒不如称为我国新闻文体或文风更符合实际。”（注：文有仁：《漫议“新华体”》，载《新闻爱好者》，2001（5）。）
王君超博士则将“新华体”的影响力从报纸拓展到其他媒介：“‘新华体’是一种由新华通讯社所创立，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形成和不断改革发展的，符合国家通讯社传播特点的主流新闻文体。它是我国新闻事业中最为完备，同时也是对报纸、广播、电视以及其他大众传播媒介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文体。由于它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嬗变的，因此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王君超：《是耶非耶“新华体”》，载《报刊之友》，2002（4）。）
孔祥军教授从“新闻精品”的角度归纳出了优秀“新华体”作品具有的三个基本特征：其一，在结构上以“倒金字塔与金字塔的结合式”为主；其二，导语往往贯穿既叙事又说理、在叙事中说理、叙事即说理的新闻叙事理念；其三，主体部分有一个“支持性段落”，形成对导语的支持和导语与主体之间的有效过渡。（注：参见孔祥军：《新闻传播精品导读：新闻（消息）卷——范式与典例》，42~43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下面这则获得第八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报道就充分体现了优秀“新华体”的特质。
别了，“不列颠尼亚”
新华社1997年7月1日电 （记者周树春胥晓婷杨国强徐兴堂）在香港飘扬了一百五十多年的英国米字旗最后一次在这里降落后，接载查尔斯王子和离任港督彭定康回国的英国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驶离维多利亚港湾——这是英国撤离香港的最后时刻。
英国的告别仪式是30日下午在港岛半山上的港督府拉开序幕的。在蒙蒙细雨中，末任港督告别了这个曾居住了二十五任港督的庭院。
4点30分，面色凝重的彭定康注视着港督旗帜在“日落余音”的号角声中降下旗杆。根据传统，每一位港督离任时，都举行降旗仪式。但这一次不同：永远都不会再有港督旗帜从这里升起了。4时40分，代表英国女王统治了香港五年的彭定康登上带有皇家标记的黑色“劳斯莱斯”，最后一次离开了港督府。
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港督府于1885年建成，在以后的近一个半世纪中，包括彭定康在内的许多港督曾对其进行过大规模改建、扩建和装修。随着末代港督的离去，这座古典风格的白色建筑成为历史的陈迹。
晚6时15分，象征英国管治结束的告别仪式在距离驻港英军总部不远的添马舰军营东面举行。停泊在港湾中的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和临近大厦上悬挂的巨幅紫荆花图案，恰好构成这个“日落仪式”的背景。
此时，雨越下越大。查尔斯王子在雨中宣读英国女王赠言说：“英国国旗就要降下，中国国旗将飘扬于香港上空。一百五十多年的英国管治即将告终。”
7点45分，广场上灯火渐暗，开始了当天港岛上的第二次降旗仪式。一百五十六年前，一个叫爱德华·贝尔彻的英国舰长带领士兵占领了港岛，在这里升起了英国国旗；今天，另一名英国海军士兵在“威尔士亲王”军营旁的这个地方降下了米字旗。
当然，最为世人瞩目的是子夜时分中英香港交接仪式上的易帜。在1997年6月30日的最后一分钟，米字旗在香港最后一次降下，英国对香港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统治宣告终结。
在新的一天来临的第一分钟，五星红旗伴着《义勇军进行曲》冉冉升起，中国从此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与此同时，五星红旗在英军添马舰营区升起，两分钟前，“威尔士亲王”军营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开始接管香港防务。
0时40分，刚刚参加了交接仪式的查尔斯王子和第28任港督彭定康登上“不列颠尼亚”号的甲板。在英国军舰“漆咸”号及悬挂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的香港水警汽艇护卫下，将于1997年年底退役的“不列颠尼亚”号很快消失在南海的夜幕中。
从1841年1月26日英国远征军第一次将米字旗插上港岛，至1997年7月1日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一共过去了一百五十六年五个月零四天。大英帝国从海上来，又从海上去。
本篇报道属于“新华体”中的典范之作：主题重大，报道基调庄重，概述式导语总括全文，“这是英国撤离香港的最后时刻”则为整篇报道定调。第二段是一个“支持性段落”，既承接导语，又开启下文。接下来的主体部分按照时间顺序展开，通过记者的现场目击，着力描述了四个场景：港督府告别仪式，添马舰东广场告别仪式，中英香港交接仪式，查尔斯王子和彭定康登上“不列颠尼亚”号离开香港。其中，巧妙穿插了多段新闻背景，诸如“面色凝重”、“带有皇家标记的黑色‘劳斯莱斯’”、“巨幅紫荆花图案”等细节的刻画丝丝入扣，尤其是结尾部分“大英帝国从海上来，又从海上去”，一语双关，画龙点睛，达到了首尾呼应的效果。
总体而言，由于新华社在我国新闻界的特殊地位，同时也因为“新华体”在结构和叙事等方面的各种优点，80年代以前，“新华体”始终是“宣传范式”下的主流报道体式，在我国新闻文体发展史上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但是，一种文体样式一旦被固定化并且不断呈现出“一体独大”的状况时，就容易陷入模式化、刻板化甚至僵化的境地。新时期以来，面对日渐丰富的文体实践，“新华体”在刻意强调规范化“定体”的同时，其缺陷诸如用语的“八股化”与“名单学”、信息的空洞化、结构的单一化与模式化等也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诚如有研究者总结的那样：“在中国媒体上最让公众不满的是，越是重要的新闻、越是重要的人物出现、越是重要的讲话、越是重要的外事会见、越是重要的发奖大会，中国的媒体越是模板化、脸谱化和程式化。”（注：李希光：《畸变的媒体》，31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此外，传统“头重脚轻式”消息结构虽然能够方便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消息的要点，便于记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消息的构思和写作，但其不足之处也日益显露：“①结构呆板。它比较适合反映内容较庄重的题材，却难以反映生动活泼的题材，也难以展开作者的分析和评论。②重复。在一条消息中，标题必须概括全文的精华和主题，而导语的使命也是这样（事实上，编辑做标题往往从导语中概括出来）；主体部分再作详细的铺叙，常常是导语的扩大和延伸而已。这样，在短短的一条消息中，造成标题、导语、主体的三次重复，而信息量并未增加，既浪费版面又空费读者时间。”（注：李良荣：《中国报纸的理论与实践》，116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
从1980年开始，新闻界呼唤“新华体”改革的声音不绝于耳。1982年，时任新华社总编辑的穆青同志继60年代提出“尝试用散文笔法写新闻”的观点后，再次提出“新闻写作可以增加散文形式”的主张。同年，新华社记者郭玲春使用散文笔法采写的消息《金山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率先打破了“新华体”的刻板模式，引起新闻界的竞相效仿，正如郭玲春所言：“我想，这篇稿子唯一可取之处，只在于它想寻找另一蹊径，意欲奋力从蚕茧中解脱。虽不曾如愿，却使人望见一线曙光：前面的路是宽广的。”（注：郭玲春：《郭玲春作品集》，220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散文式新闻”遂成为新时期改造“新华体”的突破口。有资料显示：1980年“全国好新闻评选”评出的14篇获奖消息，其中至少有8篇没有导语。（注：参见张涛：《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299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2。）
需要指出的是，散文式新闻并非是对“新华体”的彻底扬弃，它是在“宣传范式”框架下，从形式层面对“新华体”进行的改造。这一点，我们从新华社前总编辑南振中同志归纳的“散文式新闻”八个方面的内涵就能有所体味：
新闻报道的领域要像散文那样广阔；新闻报道要像散文那样讲究“立意”；新闻报道要像散文那样，努力创造出深邃的“意境”；新闻报道要像散文和木版年画那样，尽量使用“白描”手法，“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新闻报道的结构要像散文那样富于变化，新闻报道的语言要像散文那样生动凝练。记者要像散文作家那样，学会运用自己的眼睛，切忌“以耳代目”。要多用第一人称的写法，多写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使读者如临其境；记者要像散文作家那样，在写作实践中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切忌“千人一面”。（注：南振中：《“向散文式的方向发展”的八点设想》，见南振中：《记者的思考》，285~286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今天，“宣传范式”在我国新闻工作中依然占有主流地位。这种范式框架下的新闻文体写作则处于不断变革中，从增强可读性到加大信息量，从会议新闻的改革到领导人活动报道的革新，从单一的“新华体”新闻到散文式新闻、视觉新闻、现场短新闻等，各种写法均已进入“宣传范式”的范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