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1992—1999年：多元化发展——信息化·故事化·深度化

如果说80年代中国社会的主题是启蒙，那么，商业化则名副其实地成为90年代以来的社会主潮。“在90年代，我们谈论的任何话题，事实上都无法离开商业化这个无处不在的‘秘密’，就像80年代之前，对社会生活和文化现象的解释不能离开意识形态一样。”（注：孟繁华：《众神狂欢——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问题》，182~183页，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传媒业也借此逐步走向市场。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我国开始步入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这从根本上为传媒业走向市场提供了体制保障。1995年初，学者李良荣等发表《试论当前我国新闻事业的双重性》（注：李良荣、沈莉：《试论当前我国新闻事业的双重性》，载《新闻大学》，1995（2）。）一文，正式提出了中国传媒具有上层建筑和信息产业双重属性的观点。尽管这只是从理论层面对业已走向市场的传媒实践的一种追认，但客观上也为新闻媒体走向市场提供了理论支撑，并由此促发了传媒产业化进程的高歌猛进。各类不同定位的媒体共生于同一的市场化环境之下，使这一时期的新闻文体呈现出多元化态势。

（一）信息化

1992年以后，“信息观念”成为我国传媒结构、内容和业务操作层面产生巨大变革的根本因素。各家新闻媒体纷纷采取措施，或通过对其原先版面、栏目进行扩容、改版以扩大信息量、提高信息质量，或直接创办大量纯信息类的媒体和栏目。1992年，《广州日报》率先推出三大张12版，《文汇报》则推出两大张8个版，《羊城晚报》每周有三天出8个版……其他一些报纸则以另一种形式扩版，例如《经济日报》于每周三、六增出四个版的“扩大版”和“周末版”，《光明日报》逢周六增为8版。非日报则主要增加刊期来扩大原有版面，比如《深圳商报》从周二刊增为周五刊。这股扩版潮一直延续到1993年。这时，我国报业运作中每期4个版的传统模式逐渐改变，全国已有一百几十种报纸从4个版扩大到8个版。中央各类综合性报纸均已出8个版。《人民日报》由每天8个版改为每周有两天出版12个版，省级党委机关报中，已有三分之二扩大为8个版，《解放日报》为12个版，《广州日报》、《新民晚报》为16个版。（注：参见韩元：《新时期报纸文体发展研究》，94页，博士后报告（未刊稿），上海，复旦大学，2006。）

报纸版面的增扩势必带来新闻文体的变化。快速、准确地报道独家信息、扩大信息量以及提升信息质量成为传媒新一轮竞争的重要目标和基本诉求。在具体的文体实践中，所谓扩大信息量，“既指扩大单篇新闻报道的信息含量，尽可能提供多元信息；又指在单位版面和单位时间内增强新闻信息的含量；更指提高信息的层次与质量”（注：艾风：《新闻·信息·信息量》，见《中国新闻年鉴》，143页，北京，中国新闻年鉴杂志社，1996。）。与80年代相比，这一时期的新闻文体更加强调客观笔法，多采用叙述方式，行文注重简单明了，讲求信息的快捷与全面。

请看下面这篇消息：

中国官方首次提出“邓小平理论万岁”

中新社北京1999年9月13日电　今天傍晚，官方公布了圈定的新中国五十周年宣传口号。这份包括五十句的宣传文件，重申“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强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其中官方首次提出了“邓小平理论万岁”。

列进第四十八句、居于邓小平理论之前的，依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官方发布的这些宣传口号，是为了指导新中国五十周年庆祝活动的宣传工作。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口号》。

在这篇200多字的消息中，记者运用第三人称写法，客观地叙述了官方首次提出“邓小平理论万岁”这一重要信息，进而通过新闻背景的展示，又渐次交代了与主信息相关的几条次要信息。在有限的篇幅内，提升了消息的信息质量。

（二）故事化

“市场化”必然带来媒体之间的激烈竞争。为了赢得受众，90年代初期，全国报业掀起了“周末版”热潮。据不完全统计，1992年，仅省、部级以上的报纸中，出周末版、星期刊、月末版的就有50多家。（注：参见郑兴东：《新闻冲击波——北京青年报现象扫描》，28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周末版”的兴盛带来了旨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大特写”的繁荣。事实上，“周末版”和“大特写”都诞生于80年代中期。1985年，上海《生活周刊》率先亮出了“大特写”招牌，“以广角镜的方式，对一些当时在消息、通讯中报道的背景新闻、幕后新闻和有争议的社会问题，进行综合披露，在‘后新闻’上下功夫，为区别传统的通讯、特写而取名为‘大特写’”（注：刘颖：《“大特写”：报业竞争的王牌？》，载《传媒观察》，2002（3）。）。至此，“大特写”逐渐成为报纸竞争的“撒手锏”。80年代末的“大特写”强调宏观性、新闻性、艺术性等特点，到90年代中期以后，故事化要素在“大特写”写作中的地位日益提高。

1995年1月3日，《中国青年报》创办了以“关注普通人不普通命运”为特色的《冰点》专栏，每期刊登8000字甚至几万字的长文，为克服长文章难读的弊端，《冰点》对记者的写作提出特别要求，即“完全摒弃大报记者往往端着架子，‘俯视众生’的写作习惯，以普通人与普通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娓娓道来，尤其注重现场气氛和生活细节的真实再现；做到以老百姓的思维方式和提问题的角度与采访对象交谈。虽为长篇报道，但标题制作和文章开头的五六百字一定要使读者产生‘阅读悬念’或‘阅读惯性’，并在读完全文后不觉长，觉得‘值’”（注：李大同：《冰点故事》，162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这里的“阅读悬念”、“阅读惯性”实际强调的就是报道中的故事因子。以该版开篇之作《北京最后的粪桶》为例。这篇报道通过对北京几位背粪工人生存状态和跌宕命运的描述，力图对处于生活“冰点”的普通人作价值确认。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时统宇先生对此予以高度评价：“正是在《冰点》的冰清玉洁的动人故事中，读者的灵魂得到了净化和升华，从而产生对人的本质的深入思索。”（注：同上书，71页。）

90年代中后期相继崛起的晚报和都市报也都将故事化新闻作为其参与竞争的重要“筹码”。形式上包括新闻连载、小故事、大特写等多种样式；写作技巧则强调情节化、人情味等特质。总体而言，新闻故事化的基本要求包括：（1）内容必须是新闻，即新近发生或发现的与大众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有密切关联的一些事件的真相；（2）表现手法可借用文学的一些技巧，如对话引用、细节描写、场景衬托等；（3）在报道中加进一些人情味的东西，把新闻人格化和戏剧化。（注：参见辛文：《新闻故事化》，载《新闻与写作》，2006（9）。）

（三）深度化

新闻学者喻国明曾将大众传播的一般功能概括为三个方面：“解闷”（娱乐和心理调适）、“解气”（舆论监督和社会宣泄）、“解惑”（与新闻和资讯相关的意义系统的提供与指导）。（注：参见喻国明：《解构民意：一个舆论学者的实证研究》，224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从9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社会变化日新月异，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于是，从“信息匮乏”进入“信息过剩”时代的人们对于信息深度的需求日益凸显，媒体进入“解惑时代”，深度化由此成为新闻业界文体实践中更高层面的追求。所谓深度化是指新闻报道不仅提供信息，还要揭示新闻背后的新闻，不仅要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what），更要为读者解读信息，让其知道为什么会发生（why）以及怎样发生（how），从而帮助他们理解新闻的意义。

《北京青年报》、《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等报纸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1994年1月6日，《北京青年报》以《1993，北京人你过得还好吗？》为题，率先在全国推出了“公众调查版”，以每周一版的周期公布各种民意调查和社会研究的结果，揭开了新时期精确新闻报道的序幕。洪兵博士在研究《南方周末》的新闻生产时指出，从1996年开始，《南方周末》进入“对中国发言”的转型期，而调查性报道则是该报向中国社会所提供的独特的新闻品种。（注：参见洪兵：《转型社会中的新闻生产——〈南方周末〉个案研究（1983年—2001年）》，53页，博士论文（未刊稿），上海，复旦大学，2004。）90年代后期，《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专栏也开始“由软到硬”，尝试刊登调查性报道，《控告查无实据》、《被反复驳回的死刑判决》等都是相当专业的调查性报道。在其主编李大同看来，“硬报道就是干干脆脆的新闻调查，没有任何渲染，更没有一些人批评的夹叙夹议。纯正的调查性报道是不允许议的，甚至刑侦术语都是原装的，因为这就是事实”（注：石岩：《冰点故事：用新闻影响今天》，载《南方周末》，2005-12-15。）。

在文体样式上，这一时期的深度化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一是单篇式，即通过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精确新闻等报道样式，深入解读新闻信息；二是组合式，或通过连续报道、系列报道从广延性上凸显深度，或采用“信息报道+评论+背景链接”的形式多侧面、多角度地向深度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