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89—1991年：认知转型——启蒙淡出，信息凸显

1989年以后，以思想性见长的深度报道逐渐走向式微，启蒙话语亦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信息”再次成为新闻界的核心追求。主要原因有两个：

其一，社会生态环境的改变。

新闻界之所以能充当社会启蒙者的角色，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80年代初，中国刚刚经历了一场历史浩劫，百废待兴，社会正在酝酿着巨大的变革。与此同时，从中期开始，社会思想领域空前活跃，知识界在全面反思“文革”的基础上，大力倡导自由民主与科学理性，“新启蒙”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潮。所谓“新启蒙”是相对“五四”的文化启蒙而言的，其主要思想是：“五四”作为文化启蒙的历史使命还远远没有完成。因此，“在走向现代商品经济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新跨越中，需要一次比‘五四’运动更加深刻和广泛的新的文化启蒙运动，实现全民族的观念更新，彻底挣脱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传统枷锁，唤起每一个中国人的主体文化意识的觉醒”（注：孟繁华：《众神狂欢——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问题》，46页，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思想性深度报道的崛起，既是新闻界对“新启蒙”思潮的呼应，也是彰显自身存在价值的需要。1989年以后，启蒙逐渐淡出，商业性话语现身历史舞台。正如文化学者孟繁华描述的那样：“自平面化、消解深度模式、消解意义的理论全面实践以来，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寻和对意义的追问已成笑柄，它几乎失去了话语空间，知识分子的缺陷被空前夸大，‘新民粹主义’盛行一时，消费性写作成了这个时代最为时髦的话语形式。”（注：同上书，234页。）一句话，启蒙逐渐淡出，商业性话语开始现身历史舞台。

其二，新闻界自身的问题。

在深度报道领域做出过开创性贡献的知名记者张建伟认为深度报道之所以会衰落是因为新闻界没有完全把握其精髓：一方面，“中国的深度报道基本上还没有摆脱‘政治审视’的目光。随便一个什么题材，不和‘体制’打个你死我活便决不收兵。最初，这种‘战斗’颇受青睐，但久而久之，老百姓终于读得不耐烦了。这大概就是所谓‘系列专题报道’再也引不起轰动效应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人们似乎以为长篇通讯、连续报道、系列报道便是深度报道，以至于今日之新闻界开展了一场‘形式大战’，殊不知这外在的形式所包裹着的大多不是深度报道，而是一种画蛇添足的使人生厌的东西。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伤害了深度报道，也伤害了‘形式’本身”（注：张建伟：《深呼吸——未曾公开的新闻内幕》（下），171~183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80年代后期的很多作品已明显体现出记者思想的乏力、刻意追求的“深度”以及在文字表述方面的过于“把玩”。如此一来，新闻报道更为本质的功能和意义被形式主义的“伪深度”刻意消解了，读者遂选择“用脚投票”：在1991年特大水灾报道中，《中国青年报》不惜版面，连续推出了《天问》、《地圩》、《人证》三篇长篇通讯，尽管这组报道在写法上比“三色报道”更加成熟，却并没有掀起报纸所预期的轰动效应，传播效果已与8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

与此同时，信息的价值则再次凸显。1989年11月，穆青提出“多写实录性新闻”的主张，倡导记者学会使用客观报道形式，“以具体生动的方式体现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正确导向”（注：穆青：《多写实录性新闻》，见穆青：《穆青论新闻》，400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1990年6月，受中宣部委托，中国记协举办了首届“现场短新闻”评奖活动，号召新闻界多写现场感强、信息量大、短而精的新闻。该奖的设立实质暗含了官方对于新闻文体发展方向的引导，即回归到新闻文体的根本属性——信息。1991年开始举办的“中国新闻奖”则明确提出对于信息量的要求：“一张报纸信息量大小，是衡量能否适应时代要求、社会要求、读者要求的明显标志。”（注：唐非：《不断有所创新形成自己特色》，见“中国新闻奖”评选委员会办公室：《中国新闻奖作品选》（1991），4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