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983—1988年：核心追求——“信息”与“启蒙”

尽管在第一个发展阶段中，新闻界通过借鉴文学手法破除了某些历史积弊，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涉及新闻文体的本质特征。1983—1989年间，新闻界则开始试图寻找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并以此来影响历史进程。这一时期的文体实践集中彰显了新闻界的两个核心追求——“信息”与“启蒙”。

（一）信息

新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关乎传媒存在合法性的命题。一直以来，“新闻就是宣传”、“报纸的每篇新闻、每个版面都必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成为理所当然的“常识”。直到1983年“信息”概念引入新闻界之后，文体观念才得以发生根本变革。新闻学者李良荣认为信息概念的引进是新时期新闻改革的“第二次跨越”，它导引了新闻媒介功能的重新定位，进而带来了新闻媒介的巨大变化。（注：参见李良荣：《新闻学概论》，296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此后，传播信息被视为新闻传媒的第一功能，扩大信息量、提高信息质量逐渐成为新闻界的共识。

1985年，主管新闻工作的胡乔木同志在与中宣部新闻局同志《谈新闻工作的改革》中，就明确提出了信息之于新闻工作的重要性。他认为传统以典型报道为主的通讯不能取代新闻（消息），因为其中的信息太少——“通讯里边有不少可歌可泣的内容。但这不能成为新闻的主体。对新闻的要求要全面，对记者的要求也要全面，记者如果连写新闻都不过关，只写人物和长篇通讯，读者和报纸都负担不起。这里也有个社会效益问题。因为群众需要各种信息嘛。”基于此，他进一步在记者、读者、短新闻、信息之间建构了某种关联——“新闻记者都没有信息观念，那怎么行。我们的短新闻少了，群众应该知道的信息也就少了。”（注：胡乔木：《胡乔木文集》（第三卷），2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这是官方对于新闻工作信息观念的明确倡导。由此，新时期记者的文体实践也逐渐找到了切实的“抓手”。

一方面，记者的文体意识逐步确立，不仅注重新闻的时效性，力求在第一时间内报道最新变动的信息，还力争在有限的篇幅内加大信息量。譬如下面这篇消息：

美海军陆战队司令来访

本报3月14日讯　今天下午两点半，海军机关办公楼前先后响起《星条旗》和《义勇军进行曲》的乐曲声。统率19.8万陆战队员（比英国陆军多3万）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凯利上将，微笑着和刘华清司令员握手。刘华清司令员用他略带湖北口音的普通话对凯利说：“欢迎阁下来访！”

海军仪仗队和着雄壮的军乐，用脚步掀起有节奏的“涛声”，向这位50年代就在美海军陆战队服役、1983年7月1日由里根总统批准担任现职的将军致意。而后，刘司令员和凯利会谈。

据有关部门透露，我海军陆战旅的官兵不日可见到穿黄军装、戴船形帽的凯利上将到那里参观访问。

（《人民海军》1987年3月17日）

这篇不到300字的现场短新闻，通过描写、直接引语、使用背景资料等手法，不仅生动、客观地再现了新闻现场的基本场景，还交代了英美军队的兵力、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凯利上将的个人简历、下一步访问的动向等诸多信息，在有限的篇幅内尽可能多地提供了高质量的信息。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记者开始尝试使用多种报道方式和方法。纯信息报道、客观报道、多侧面报道、预测性报道、连续报道、系列报道、对话体新闻等一系列新的报道样式层出不穷。其中，对话体新闻的出现频率相当高。1984年12月13日，《工人日报》发表的《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问答——一位企业党委书记关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答青年问》，就完全采用了对话体形式。全文仅是对谈话现场的一种客观记录，记者没有在报道中添加任何其他内容。而在《“关广梅现象”大对话》（《经济日报》，1987年7月23日）中，记者不仅采用了“对话”形式，还将不同观点归纳为A、B两方，运用类似辩论的方式结构全篇。到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充分肯定了协商对话的做法，并以此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近期目标和一项重要内容，对话体新闻随之进一步增多。1988年发表的《“蛇口风波”答问录》、《关于社会公平的辩论》等都是这方面的佳作。这些对话体新闻不仅营造出了新闻的现场感，呈现了报道对象的基本形象，还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了更多的信息。

对此，1987年《中国记者》的“每月评论”专栏发表文章将其时的新闻报道的新突破总结为八个方面，确实切中肯綮。

1.我们的新闻更开放了，透明度更强了，能够公开的东西尽量公之于众，这是个大的突破。2.我们的新闻更接近群众、接近社会、接近生活，开始跳出单纯指导工作、介绍技术业务的圈子，把镜头对准了群众关心的事，回答群众关心的问题。3.批评性报道加强了，舆论监督作用进一步得到发挥。4.新闻时效加快了，“慢三拍”的报道在减少。5.在国际新闻报道中，重视按新闻的职能和特点办事，发出的消息更加客观、全面、公正。6.重视了内外并重，突破了沿袭已久的先国内后国外的传统做法。7.报道形式、报道方法更加多样化，突破新闻报道中的一些旧格式。这半年有四种形式值得重视：一是用各种体裁构成的连续报道的连续出现；二是对话报道的形式；三是解释性新闻的广泛运用；四是图片新闻的发展。8.新闻写作上有所创新，开始从工作总结式的宣传腔、八股味重的新闻中摆脱出来，写得生动活泼，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闻越来越多。（注：成奕：《新闻报道中的新突破》，载《中国记者》，1987（10）。）

（二）启蒙

1983年以后，新闻界在寻觅新闻规律的同时，也开始呼应其时的时代主题——启蒙。社会学者徐友渔在《“后主义”与启蒙》一文中则对80年代的启蒙作了如是诠释：“文革”对中国是场浩劫，在思想文化上造成的破坏尤为深重。80年代的启蒙是对“文革”黑暗、专制的一种拨乱反正，是对酿成文化悲剧的原因的反思。它的诉求非常简单和基本：恢复和尊重常理与常识。（注：参见丁晓原：《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114~115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最先承载启蒙任务的是报告文学。新时期的报告文学热滥觞于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1978）和刘宾雁的《人妖之间》（1979）。此后，钱钢的《唐山大地震》（1986）、麦天枢的《西部在移民》（1988）、胡平与张胜友的《世界大串联》（1988）等都成为当时反思历史、启迪民智、脍炙人口的名篇。报告文学的繁荣也迅速引发了新闻界的觉醒与反思。80年代中期以后，深度报道开始崛起，并成为新闻界发挥“启蒙”作用最成功的文体样式，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突破传统新闻思维的同时，对新闻界进行观念启蒙。

如果说信息的引入，使新闻界找到了新闻的本质，初步解放了思想，那么，深度报道的崛起则对传统“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两极式新闻观念以及单一化、平面化的新闻思维产生了巨大冲击。1985年，中国深度报道的开山之作《大学生毕业成才追踪记》一经推出，迅速引起广泛关注。新闻界谓之“非驴非马”、“四不像”，就是因为该组报道从观念到方法皆有别于传统：其报道对象处于社会的“中间地带”，无法归入传统的“典型”；其系列报道的形式、进行时的报道模式、多样化的报道方法都是以往文体观念与文体形态所无法涵盖的。这组报道的责任编辑李大同对当时的场景作了这样的回忆：

一组八篇报道，去争头条的时候，也有人看不懂，说这是啥呀。我这有八篇，结果第一天就没有争上头条，被放在第二条。第二天中央台广播，根本就没提头条，直接就播第二条，证明我们的同行是识货的，认为这个才是个新东西。出到第四篇的时候，报社编辑已经发现这是一个什么玩意，每天都有人来问，下一篇是什么。到第八篇的时候，整个新闻界都看出这是个什么东西了。那时候开始了新闻范式的转化。传统新闻观开始崩溃，新的东西开始产生。（注：李大同：《记者是“好事之徒”》，见方芳、乔申颖：《名记者清华演讲录》，108页，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3。）

李大同所谓“新闻范式的转化”在凸显深度报道诞生重大意义的同时，也体现了新闻文体变革之难。很快，伴随更多记者、媒体的效仿与研究，深度报道观念终于引发了我国新闻界的观念变革，1986年的“全国好新闻评选”专门设置“深度报道专项奖”。1987年更是因为“深度报道年”而写入当代新闻史。在当年对大兴安岭火灾的报道中，《中国青年报》的“三色报道”（《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突破了传统“灾难—成就”式“反面新闻正面做”的报道观念，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深邃的忧患意识再次启蒙了新闻界：

灾害就是灾害，悲剧就是悲剧。不能采用小灾小凯歌、大灾大凯歌的报道方法。这种方法，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愚蠢做法，它本身就是一种悲剧，只能导致人们在今后的灾害苗头面前处于麻木状态。……“灾害—悲剧”的总体认识，绝不是要否定灾变中社会组织和个人所作的积极反应，也决不排除人们在烈火面前表现的献身精神、集体观念、社会意识等可贵的心理素质和高尚的品格，这些我们在报道中同样有充分的反映，其效果也是积极的。悲剧同样可以激励人。所以，“灾害—悲剧”的总体认识并非用“歌颂”或“揭露”所能简单划分的，也不是可以用好人好事与坏人坏事来平衡配置的，它只是在本质意义上对灾害的一种真实反映。（注：雷收麦等：《从灾害报道到更深层次的思考》，载《新闻战线》，1987（8）。）

即使在今天看来，这种关于灾难报道的认知依然弥足珍贵。

第二，直面时代的问题，“用新闻影响今天”。

80年代深度报道的启蒙作用还表现在其时的报道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敢于触及当时社会最为敏感的神经，对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新矛盾予以曝光，进而为民众解疑释惑，“用新闻影响今天”。（注：《中国青年报》著名编辑李大同认为，新闻的意义就在于“影响今天”。参见石岩：《冰点故事：用新闻影响今天》，载《南方周末》，2005-12-15。）这其实与西方深度报道的产生背景有些许类似。追求新闻报道“深化”的潮流，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当时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波和1929—1930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社会生态环境的巨大动荡带来的是人心惶惶、人人自危的社会现状。面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出现的诸多新问题、新矛盾、新情况，受众不再满足于单纯陈述事实的报道，人们不仅需要记者客观地呈现新闻事实，更需要传媒能在此基础上关注新闻事件的“前后左右”，提供必要的新闻背景，揭示事件的来龙去脉，预示新闻的意义和未来走向。基于此，深度报道迅速成为风靡全球的报道理念。可以说，正是社会大众“对新闻信息的深度需求，构成了深度报道存在的理由”（注：杜骏飞、胡翼青：《深度报道原理》，1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而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开始步入急剧变革时期，思想的坚冰逐渐被打破，各种矛盾日益凸显，不同观念交融冲突，浸淫其中的人们，内心既充满了渴望又负载着焦虑，保守与开放、真知与歧见、理性与愚昧……这些对立的词汇构成了转型期社会心态的真实写照。这些变化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号，亦即社会大众亟须观念层面的再启蒙。“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注：[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80年代的新闻传媒就担当了启蒙社会的角色。“宣传改革、改革宣传”成为这一时期传媒的中心任务。一系列深度报道直指实存的社会问题，多角度、多侧面地呼应改革，导引社会大众全面看待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与矛盾。

1985年的《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关注的是人才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命题；1986年的《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指涉的是人才管理机制问题；《福强玻璃店的新主人》则力图表现改革年代中国青年的生存状态、生活观念与行为方式，启发人们重新思考当时青年的价值观念；而《一个个体户说：我们穷得只剩下钱了！》最先提出了改革中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人们的物质生活富裕了，而精神生活却陷入困顿？”1987年，《经济日报》关于“关广梅现象”的讨论实质是对经济体制改革性质的一种追问。同年，《人民日报》刊发的《鲁布革冲击》、《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和《改革阵痛中的觉悟》以及《中国青年报》的《命运备忘录》都从不同程度触及了社会现实，传递了深化改革的社会诉求，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无疑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新闻学者张志安对这一时期深度报道特征的总结为我们的上述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1）实践主体，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等中央级报纸为主，这些报社当时的新闻人才比较集中、全国发行量比较大，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影响力。（2）文本特征，挥洒叙论结合的报道风格，篇幅短则数千，长则数万字，凸显主题高度与宏观视角，内容充满哲学思辨、理性思维。（3）报道主题，关注经济改革的方向、新旧体制的碰撞等，比较多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关注改革，面对社会热点难点，试图对时代进行解惑；二是关注个体，跳出集体至上的传统观念，呼唤个体意识的觉醒。此外，报道思维上突破非黑即白、政治审视的旧模式，报道方式上扩展组合报道与系列报道的版面容量。（注：张志安：《深度报道30年：轨迹回望与专业反思》，载《南方传媒研究》，20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