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78—1982年：拨乱反正——突出“短新闻”，强化“可读性”

十年“文革”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报业也遭到空前浩劫，濒于崩溃。当时大量报纸停办，到1970年，全国报纸仅剩42种，多是机关报或机关报性质的报纸，在发行方式上基本上是派送。在内容和宣传报道手法上单调雷同，除了社论和大批判文章外，基本没有其他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信息。（注：参见梁衡：《中国报业五十年》，载《新闻与传播》，2000（2）。）与此同时，大量摘引革命导师的话语并用黑体字标示的“语录体”新闻司空见惯，许多报道中充斥着政治化、公式化、概念化的表述。以下这篇消息就集中代表了当时新闻的这种写法：

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掘出大批珍贵历史文物

新华社1972年7月23日讯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广大工农兵群众支持和协助下，我国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间开展了大规模的文物保护和发掘工作，发掘和清理出了很多文化遗址和古墓葬，发现大批珍贵的历史文物。这些历史文物，对于研究和了解我国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中外友好往来等方面的情况，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它的许多珍贵品”。各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掘的历史文物，有不少是以前很少发现或第一次发现的。例如……

在文物保护和挖掘工作中，各地革委会和广大文物、考古工作者，坚持学习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文物保护、发掘工作的方针、政策，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古为今用”的伟大方针。他们不仅通过文物发掘工作研究历史、学习历史，还把文物发掘工作同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利用文物深刻揭露和批判历代统治阶级奢侈腐朽的生活和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榨、剥削，热情歌颂创造历史和文明的劳动人民。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是向广大群众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和阶级斗争教育的生动实物史料。

广大工农兵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经过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调查研究、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的教导，更加热爱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开展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广大工农兵一经发现文物和文物线索，便立即报告主管部门，并对发现的文物加以妥善保护。……这里所报道的，还只是全国各地文物出土工作的部分情况，今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加热火朝天地向前发展，地下埋藏着的“博物馆”，必然会有更多的机会得到开放，这是毫无疑问的。（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文选》（上册），36~39页，内部发行，1973。）

这篇消息的重点信息是文物、考古工作者挖掘出大批珍贵文物。报道原本只需将这一事实叙述清楚即可，但记者却将这一事实嵌入特定的政治话语中，而将真正有价值的信息湮没在大话、套话、空话之中。事实上，如果你翻阅当时的报纸或新闻作品选时，这类新闻几乎俯仰皆是。1976年，“文革”虽然结束，但这样的“新闻”依然是报纸上的主角。直到1978年，这一局面才得到根本扭转。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邓小平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引用毛泽东的话第一次不排黑体字，以后其他各报争相仿效，遂成惯例。（注：参见童兵：《主体与喉舌——共和国新闻传播轨迹审视》，187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同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各个领域拨乱反正的指导思想。新闻界也开始积极反思历史，正视自身的问题。当时首要的问题就是报纸上真正的新闻太少。其时主管新闻工作的胡乔木就曾在两封信中提及这个问题。1979年8月11日，他在给胡耀邦的信中指出，“现在新闻实在太少了”。1980年5月初，他在另一封信中又指出：“报纸本是新闻纸。现在人民每天从报纸上只能看到几条可怜的新闻，这对国家的民主化和四化都很不利，因此恳切希望想出一个切实有效的办法，加以改进。”（注：转引自张涛：《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295~296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2。）老记者戴邦则将当时新闻报道的问题总结为四个方面：

第一，现在报纸上的新闻仍然太少，还有不少的新闻不准确，不真实，讲过头话，不实在。

第二，在我们新闻报道中，人民想知道的事情不知道，想要说的话没地方说，不想听的话却很多。有些新闻人民群众看不懂，甚至连中学毕业生都看不懂，不知道你报道里说的什么意思。

第三，新闻还是太长，因为长就慢。

第四，新闻不生动，不活泼。（注：戴邦：《谈谈新闻改革——1980年6月19日向辽宁省新闻界和参加东北三省报纸协作会议的全体同志的讲话》，见戴邦：《论社会主义新闻工作》，95~96页，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当时的新闻界主要从两个层面着手。

（一）大力提倡多写新闻、写短新闻

针对当时的状况，新时期新闻写作改革最初的思路即是“要把假的改成真的（这是最基本的一条）；长的改成短的；旧的改成新的；少的改成多的；慢的变成快的”（注：戴邦：《再谈新闻改革》，见戴邦：《论社会主义新闻工作》，123页，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随后一大批报纸开始倡导短新闻、快讯、今日讯和昨天讯。

1978年12月1日，《解放日报》开辟“短新闻”专栏，首倡采写短新闻，“写新近发生的、为广大群众所关心的、感兴趣的事情”。1980年，该报总编辑王维在《新闻战线》杂志撰文强调“报纸应以发表新闻为主”，提出新闻写作的基本要求：一是新闻所反映的事实要准确，要具体，文字虽短，但五个“W”缺一不可。二是新闻要新，反映事物要快。三是新闻要短，要简明。（注：参见王维：《报纸应以发表新闻为主》，见《中国新闻年鉴》，126~13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1979年4月23日，《新华日报》设置“今日快讯”专栏，每天发表短、快、新、活的消息少则四五条，多则十几条。这些消息一般只有一二百字，长的也只有三四百字。到1983年，该报已刊发一万二千多条快讯。这些快讯将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三者融为一体，读起来令人耳目一新。1981年下半年该报读者调查表明，喜欢看这一栏目的读者占61%，在调查表列出的16个栏目中居第一位。1983年江苏新闻学会组织的对两千名各阶层读者、听众、观众的随机抽样调查也显示：喜欢看“今日快讯”这一栏目的，仍居各栏目之首。（注：参见新华日报编辑部：《坚持办好“今日快讯”》，见《中国新闻年鉴》，183页，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4。）

1979年7月，《经济日报》前身《财贸战线》开始设置“短新闻”栏目。

1980年，《羊城晚报》复刊以后即创办短新闻栏目“越秀山下”，该栏目刊登的新闻每则百余字，内容则多为通俗易懂的社会新闻。

从1980年11月开始，《解放军报》率先创办“一句话新闻”栏目。编辑在“写在前面的话”中交代了设置该栏目的初衷：“目前，报纸上短新闻多起来了。广大干部战士在向四化进军中，时间宝贵，总想一口气读上好几条新闻。我们试编了几则一句话的新闻，目的在于对短新闻加以提倡。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里并不是说所有新闻都要一句话才好。”（注：解放军报编辑部：《新、短、多、广的新品种——“一句话新闻”》，见《中国新闻年鉴》，14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二）强化新闻的“可读性”

为了改变新闻中的“假大空”、“八股”化、概念化等现象，新闻界引入了一个意涵丰富的术语——“可读性”，即新闻要有新鲜感、亲切感、现场感，要追求清新活泼的文风，要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等。1993年出版的《新闻学大辞典》对“可读性”词条作了如是解释。（注：参见甘惜分：《新闻学大辞典》，16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1）新闻内容与新闻形式完美结合的尺度。新闻提供的事实同受众利害有关，有新闻价值，是可读性的支柱，表现这些事实的形式——编排、文体、写作、文采、风格优美，是可读性的阶梯。深入了解受众广泛的需求，才能有针对性地提供他们迫切关注的新闻；加强基本功训练，才能掌握受众喜闻乐见的文体写作和编排技巧。增强可读性是对新闻工作的总体要求。增强可读性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受众和为受众服务，是新闻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2）新闻学名词。由西方新闻学首先提出，指新闻便于阅读、吸引读者的特性。可读性的内容有：简洁明了，开门见山，形象具体，生动活泼，通俗易懂，亲切感人，遣词造句大众化等。

这即是说，可读性不仅是形式问题，也关涉新闻的内容。但是，在当时具体的新闻实践中，“可读性”更多指涉的是形式层面。譬如，老报人赵超构先生的观点就颇具代表性。他认为：“增强可读性，一要‘深入浅出’。‘浅出’，通俗化，当然是可读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二要必须刹住长风，去沉闷。三要做到广些再广些。”（注：赵超构：《赵超构文集》（第六卷），555~556页，上海，文汇出版社，1999。）1978年，《黑龙江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为《哈尔滨晚报》辩护时，旗帜鲜明地、自“文革”以后第一次为报刊的地方性、知识性和趣味性正名。（注：参见童兵：《主体与喉舌——共和国新闻传播轨迹审视》，184~185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1981年11月11日，在庆祝新华社建社50周年的茶话会上，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同志对改进新华社的宣传报道工作，提出了著名的五点希望：一是“真”，新闻必须真实；二是“短”，新闻、通讯、文章都要短；三是“快”，新闻报道的时间性很强，不快就成了旧闻；四是“活”，要生动活泼，不要老一套、老框框、老面孔；五是“强”，要做到思想性强，政策性强，针对性强。（注：参见习仲勋：《习仲勋同志代表中央书记处对新华社宣传报道提出五点希望》，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开创新闻工作的新局面》，43页，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这“五字方针”为新闻界重塑新闻形象指引了方向，成为这一时期新闻文体发展的根本指针。

这一阶段的新闻文体正处于一个艰难的蜕变期，既要挣脱“文革”遗留下来的不良文风的桎梏，又要有所创新。于是，新闻界开始向文学“求援”，将传统文学创作的理念与技巧引入新闻写作中。《中国青年报》著名记者卢跃刚认为文学手法调整了当时新闻写作的某些“偏向”，因为文学关注的是“人”，新闻注重的是“事”，但“人”与“事”又须臾不可分离——“职业记者的一个优点也是缺陷即是：眼睛里只有事，一个抽象的事物，没有人，没有人的命运，采访时不关注人而只关注事。这样的新闻作品，就相当于一张薄薄的纸，轻飘飘的，一捅就破。新闻事件是社会的、历史的，更是人的，一个立体的人呢，他有情感，有心理动机，他的一系列行为构成了社会事件，关注新闻事件的‘人’的因素，这就是文学眼光。”（注：张志安：《记者如何专业：深度报道精英的职业意识与报道策略》，4页，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换言之，文学理念与技巧的引入，使新闻写作越发关注人本身，关注人的需求、人的情感。1982年，新华社记者郭玲春撰写的消息《金山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突破了传统追悼会新闻“见事不见人”的模式化写法，从而掀起了运用散文笔法追求新闻“可读性”的潮流。此后，一大批力求形式和结构创新的新闻作品接踵而至。不可否认，新闻界对于“可读性”的追求，对当时日益僵化的“新华体”而言，确是一个有力的反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