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主要环境社会学理论之间的关系
作为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环境社会学在其诞生以来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理论资源。有的研究者指出，环境社会学中已经形成了九种相互竞争但又遵循着某种默契和共识的理论范式注25帕克将其对生态学的熟悉以及对动植物相互依赖关系的兴趣转移到对人类的社会行为、社会过程、社会制度与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上来。他把生态学基础原理当作一个可资借鉴的参照工具，用以分析社区。在研究的过程中他发现，人类较之于其他生物所具有的特殊性，即人类是生物和文化的复合体。人类不像动、植物那样紧密地、直接依赖于物理环境，他们能够分散而有机地组织生活、凭借技术来重新形塑他们的生境、用文化和传统来支撑他们所生活的社区结构。帕克也同时意识到，人类所致力追求的城市发展，以及不期而至的工业污染势必会影响生态的平衡。然而他也指出，这种影响也很可能是一种推动变迁的动力。这明显受生态学干扰理论的影响。
以帕克为代表的早期人类生态学理论并不是环境社会学领域的，至少在形成的时间，以及基本的理论主张等方面明显有别于卡顿(Riley E.Dunlap)和邓拉普(William R·Catton,Jr.)这两位环境社会学的先驱所提倡的“人类生态学理论”或者更准确地说“新人类生态学理论”。
20世纪70年代，卡顿、邓拉普在对传统的人类生态学研究主题进行分析和探讨的基础上，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提出了一种有别于以往的传统社会学理论的新范式即“新生态范式”。他们指出注26，当今世界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理论前提，即“人类特例论”或“人类豁免主义范式”——比起其他生物，人类是超脱于社会发展的限制因素(包括环境)之外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类能够创造文化，并使其无限积累、延续、变化。随着文化的发展，社会问题迎刃而解。而自然的存在就仅仅是为了提供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的资源和条件。环境的价值被隐匿于人类排除一切的努力尝试之中——不断发展经济、创造物质财富、开发掘取资源的技术手段。卡顿和邓拉普认为这种范式不能不说具有相当的狭隘性。人类豁免主义不过是基于人类的文化、语言、技术以及精密的组织而提出的一种泛化的假设，它并没有在更加宽泛的、生态系统的意义上来深入认识和理解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类豁免主义范式有意无意地突出了社会文化因素在人类事务当中的价值，而没有看到环境等非文化建构因素的重要性。实际上，卡顿和邓拉普希望学界能够扩大对环境的关心以及对人在生态系统中位置的认知。他们的新生态范式指出，即便人类确实存在某些例外性的特征，但是他们依然是生命网络中的一个物种而已。更加复杂的、深受因果关系影响的人类事务也应加上自然的限制。尽管人类的创造力可以短暂地拓展承载力的限制幅度，但是生态法则是永远无法废止的，自然没有给予人类豁免权。注27
卡顿和邓拉普的人类生态学理论洞见对于环境社会学来讲是重要的。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以往的社会学理论缺乏“环境”的视角和见解，未能给予“环境”应有的地位和价值，而帕克、麦肯齐(McKenzie)、伯吉斯(Burgess)等致力发展的城市社会学也仅仅是对城市空间的生态过程颇感兴趣。注28因此，他们倡导在社会学的学科领域内建立一门新兴学科“环境社会学”。沿着卡顿和邓拉普的人类生态学理论路径可以发现，在他们的思维结构中“环境”是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关键要素。环境不但具有自然特性，而且存在其自身的社会属性，环境问题、环境风险等等都是重要的社会现象。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与文化、技术、组织等因素息息相关，而且与复杂的生态环境有着广泛的联系。
2.生态现代化理论与人类生态学的关系
生态现代化理论与人类生态学理论尽管同属于环境社会学理论体系当中的重要理论，但是二者的发展路向似乎不那么一致。生态现代化理论在导源、本质、取向等诸多方面表现出与人类生态学理论极大的差异。人类生态学理论的学术观点可以被轻松地用来质疑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整体面向。这种看似对立的位置恰恰是生态现代化理论生态位注29的表现之一。
生态现代化理论更为准确地说是现代化发展的一种理论产物。它延续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是在现代化理论成熟的基础上形成的绿色现代化构想。现代化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已然注意到，社会发展并不同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仅仅是社会发展的重要部分。在社会发展研究的过程中应注重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影响。环境因素则是必须考虑的基本要素之一。之所以会发生环境问题以及环境危机不是现代化本身的问题，而是人未能处理好自身的问题而带来的负面结果。
与生态现代化理论相比，人类生态学理论明显不是导源于现代化理论的成熟，而是在生态学基本原理和方法上的拓展和应用。人类生态学理论认为生态学的发展演进可以给人类发展提供一种开阔而丰富的视角，它将帮助促成以人类为标的的与生物圈相互作用的科学——人类生态学。特别是生态学内部生态系统理论的完善和发展让有关人与环境和谐共进的研究有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础。该理论指出，生态系统是一定时空内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共同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生态单位。生态系统内部具有自我调节能力，但是这种能力一旦超出了限度，便不能发挥应有的调节作用。
在理论本质上，生态现代化理论本身并没有超出“人类中心论”范式所形成的界域。虽然生态现代化理论也强调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同步性，认为环境与发展并不真正存在截然对立的二元关系，但是它并没有试图改变自然所扮演的依附性角色，而是更加突出生态保护对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生态环境的考量也不过体现了一种对提升人类生活水平的不得已的环境关心而已。
在人类生态学理论看来，可能生态现代化是又一个“人类豁免主义”具体的理论表现形式。人类始终处于发展的中心地位，凭借技术的绿化、精化来改善现代工业发展当中的人与环境的关系。生态现代化这个由“生态”与“现代化”合成的词组中，“现代化”才是最终的目的，其受益指向终究是人类自身。而“生态”不过是一个装饰，让现代化的发展更具时代特色以及合理性。就如同邓拉普等学者所表示的那样，可能生态现代化并不能解决什么根本性的问题。注30在技术论主导的生态现代化那里，往往强调如何通过人类能力的改善来改变和冲破环境因素对经济发展的限制作用，而没有像卡顿和邓拉普的“新生态范式”所宣称的那样，应当在有限的环境条件下思考人类行为、制度等社会变量的改变和调适。所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环境的限制，生态现代化理论是突破性取向的，而人类生态学理论则是适应调节性的。
人类生态学理论对于文化、技术、组织这些人类特性的要素并未过分强调，尽管它也承认人类具有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独特品质，然而人类与其他生物的共性特征理应得到更加明显的重视。无论是人类还是其他生物，都存在与周围其他生物和环境的彼此联系和交流，进而形成一个相互往来沟通的网络。物质的循环、能量的流动以及信息的传递均是基于这张硕大的关系网络进行的。其间，环境的地位和作用是显著的。所以，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人类生态学理论的核心关切是整个人类生态系统的互动关系，而不是单纯的人类文化、技术，甚或是简约化的环境。与之相比，生态现代化理论在关切的内容上尽管随着理论的拓展既注意到复杂的文化制度、精密的组织安排、高端化的技术，又注意到环境所具有的多元价值，但是其努力的最终的落脚点始终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现代化水平的提高，而不是生态自身的保育和维护。这就意味着，生态现代化理论注定会把技术、组织、制度这些现代化的核心要件置于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这难免会让人体会到人类生态学理论是重网络关系的，而生态现代化理论是站在“结构”的队列之中的。
但是，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两种理论存在一致之处，这正是它们同属于环境社会学理论的前提。二者都历史性地宣称“自然”不应当被完全地从社会发展的讨论中驱离出来，环境和社会的关系都是应当被重新界定的，而不是像早期的社会科学家那样在社会与外在的环境之间设置一道藩篱。
(二)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生态现代化理论
1.政治经济学理论
环境社会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一个有着鲜明社会学特色的理论。以施耐伯格(Allan Schnaiberg)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道路上对国家、资本主义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政治经济学探析和解读。在施耐伯格看来，资本主义的经济扩张与环境破坏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关联性。这种关联性特别体现在他称之为“生产永动机”的解释模型当中。注31
施耐伯格指出，单纯的人口增长带来环境破坏以及环境致害性技术导致生态灾难的观点未免流于表面。注32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才是环境问题产生和发展的真正诱因。在资本主义的逻辑结构中，资本家和投资者为了追逐利润，以创造消费需求的方式来实现经济扩张。为此，他们致力于从自然环境中获取更多的资源来制造更加丰富而多元的消费产品，即使他们的行为会给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负担而导致环境问题的发生。可以想见，一旦环境问题的规模扩大势必会对经济发展带来抑制性的影响。然而，在资本主义内在经济扩张需求的带动下，资本家仍然会诉诸环境的索取，不断增加资源投入，由此带来新的环境问题，经济也进一步受到限制。周而复始，陷入一个发展的怪圈。这就是施耐伯格所谓的“生产永动机”(treadmill of production)模型。
在施耐伯格看来，生产永动机的目的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和投资者而言就是获取丰厚的利润。注33通过生产永动机这样一种机制，经济系统得以生产和创造更多的财富。资本家和投资者能够从自然中攫取原材料并将其转换成具有使用价值、交换价值或者兼具两种价值的物品。为了达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他们着手投资替代劳动力的新技术，同时增加工业生产以分担成本。新技术的发明创造、机械的精细度以及生产总量的增加必然导致对环境影响的增加。这也就意味着，工业企业越来越有能力从环境中获取更多的给养，而与此同时释放出更多的废弃物和有毒物质，从而污染了环境。
资本主义的政治家们对于生产永动机所带来的如此环境破坏似乎并未予以深刻反思。他们对待环境问题的态度也始终依附于经济增长的核心要义。在制定政策问题上，他们继续沿着经济扩张的轨迹行进。对于这些资本主义的政治家们，更好的应对环境危机的方式是替代转移性的，即开放一个全新的逐利领域来处理资源短缺问题。资源匮乏在他们看来则成为了提高价格的有利条件。而政府的角色似乎更为微妙。一方面，政府需要通过政治化的运作来刺激经济增长以及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它也还需要从事某种程度的环境治理。这两种冲突的角色似乎让政府处境尴尬。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国家做出必要而符合自身需求的选择。它试图通过立法促进有限的环境保护，只要这种努力足能够实现转移公众的视线和批评就行，它从来不想作出更重大、更充分的努力以免经济增长的引擎突然停顿。注34
沿着新马克思主义的思考线索，生产永动机模型指出工业社会的社会制度对生产永动机是支持性的，它们让本已无限转动的永动机得以更加快速运转。无论是家庭制度、福利国家制度等等都是在为生产永动机服务的。家庭作为社会化的重要场所成为营销者争取的对象，通过大篇幅的广告以及其他媒体形式说服家庭去购买更多新颖别致而实际上并不那么实用的产品。购物成为经济增长的一种必需，进而变成公民应尽的责任。即便公民时而有选择地不那么热衷于购物，但是当政府看到经济态势低迷、经济增长趋于停滞甚或倒退时，会采取各种措施以刺激经济部门发展经济、鼓励公众购物。福利国家制度则更是维系生产永动机的制度。国家提供相应的福利保障政策，它将经济扩张获取的节余作为各种补贴、养老金、失业保险、残疾人保障金分配给能够保证安定、健康发展的社会网络，使得工人们保持在一种低熵的状态。注35于是他们能够稳定地贡献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
由此看来，资本家以及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强化了环境衰退的事实。正是少数富裕的资本家以及由他们所操纵的政府酝酿和造成了环境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普通的民众是被动的，是权利缺失的。要改变这种现状，让经济发展、环境退化、再经济发展、再环境退化……这样的怪圈拆解开来，通过环境改良主义的办法是起不到任何效果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大部分资源包括经济资源是掌握在资本家手里的。所以，唯一的途径只有进行持续的政治社会动员。然而，毫无疑问，这注定是要受到资本政府、公司机构的竭力反对的。他们试图联合起来制造一种看似不错的“幻觉”。循环利用，乍一看可以帮助人们在消费模式改良的条件下维持现有的消费型生活，但从长远来看明显仍是难以为继的。它对未来的环境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损伤。
在施耐伯格和他的学生们，如古德(Kenneth Gould)(1994)注36看来，如果第三世界的政治家们根本不计后果地重蹈发达工业化国家的覆辙，那么他们看到的很可能是经济和环境双重衰败的后果。通过机械地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开展贸易交流，第三世界国家更加依赖于全球市场，或者更准确地说依赖于发达国家的资金注入。然而一旦有更加低成本的市场出现，它们就会被无情地替代。投资戛然终止。即便是它们获得了发达国家的青睐，但是并不能保证其投资的项目都会如预期般实现经济的发展，而与此同时生态环境被破坏了。
很明显，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是极富洞见的，它看到了环境问题的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根源，比起单纯地强调技术、人口等因素似乎深刻了许多。
2.生态现代化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关系
生态现代化理论在最根本的立场上是与政治经济学理论相对立的。自哈勃将绿色资本主义的可能性、现实性问题置于生态现代化的理论议程之后，来自以施耐伯格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派的声讨之声就未曾停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家看来，资本主义在环境退化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任何忽视资本主义因素的环境改革学说都是缺乏说服力的，生态现代化理论也不例外。因为它不能从根源上思考解决环境危机的方式，而仅仅鼓吹采取改良的措施，这样只能越发强化资本主义生产而降低对资本主义的绿色批判，最终环境问题依然得不到彻底解决。
面对批评，生态现代化的理论家作出一些调整和回应，指出：资本主义对于具有环境亲和力的生产和消费来说不是至关重要的，它在环境退化的过程中也并未起什么作用。注37针对政治经济学派对资本主义极限扩张的批判，生态现代化理论家表态说他们已然意识到这一点，但实际上资本主义也开始朝着更加绿化的、不越边界的方向上前进了，所以再用这种批判来指责生态现代化理论似乎没有什么大的意义。
但是，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并不买账。他们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所宣称的绿色化实践不过是一种看似光鲜亮丽的装饰。注38服务于环境的改良很可能不是出于企业的本意，而是出于国家、社会的直接或间接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并非是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所谓的“英雄”，而很可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创造者”或是“谎言的制造者”，向外公布良好的环境绩效，而事实却并没有他们说的那样理想。与此同时，他们的实际收益并没有受到过多影响。
施耐伯格还发现，生态现代化的理论家们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他们始终选择在一个富有创新性的领域和行业来检验他们的理论，或是用他们的理论做出具有选择性的分析。注39由此而被瞄准的研究对象难免不是具有典型性的。然而是否能因此而得以推广，是应该值得反思的。可是，在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视野里，似乎假定了推广的可行性和必然性。尽管也有生态现代化的理论家指出，如果生态现代化理论要用来概括环境改革的可行路径，那么它必须精化，以适应工业化国家具体的地方条件和制度发展。注40施耐伯格还通过研究指出，新技术不能带来环境问题的解决，而环境的政治决策依然是囿限在经济的藩篱之中的，这就意味着，至少在美国这样的国度，生态现代化的目标是难以达到的。
当然，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也试图指出政治经济学派的局限。站在生态现代化的立场，他们认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不是彻底的经济体制的激烈变革，而是更加丰富而先进的科学技术、更加完备和合理的制度、更为广泛的参与和对话。这些可以被理解成生态现代化的载体。在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视野里，这些措施对于公众而言是更具有吸引力和感召力的。政治经济学派所着力批判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要想彻底改变明显是不易的，它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其中包括久已形成的各种习惯。
虽然存在观点上的对立与竞争关系，生态现代化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也有一致之处。两者都承认环境问题、生态危机是客观存在的，需要认真对待。不像后现代和社会建构主义者那样，在话语里充斥着诡辩与解构。
(三)风险社会理论与生态现代化理论
1.风险社会理论
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让贝克(Beck)步入了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列。他对于改善现代主义的主张是坚定而有力的。因为在他看来，传统的工业社会已然走向了一个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社会，如果不改变已有的现代化模式，那么随之而来的风险后果将愈加不可收拾。显然，贝克对于现代性的现代表现持一种批判和质疑的态度。
贝克指出，现代的风险已经与自然发生的洪涝、灾荒不同了，它是由所谓的人类“决定”造成的，是现代性自身诱导和带来的危险与不安所形成的结果。注41在此意义上，现代社会的风险表现出新的特点：在时间上，风险似乎更有持久性，它的影响既可能是当代的，又可能会进入未来的时空维度。后代人因而受其影响的几率增加；在影响范围上，风险不断扩大，超出风险的发生地向周边乃至全球范围扩散。受影响的也已不仅仅限于某个地区的人，而很可能是所有人类群体；在效果上，这种风险是往返式的，输出的风险和危害又很可能回到发生地，形成一种由内而外而又由外而内的回路。注42贝克指出，现代社会的风险是越来越无法识别了，普通的民众既看不到那些“无形化”的风险，也缺乏科学家才有的知识和设备来检测风险。而一旦风险导致的灾害发生，现有的灾害补偿能力的有限性就会显示出来。
贝克非常重视分配的问题。在他看来，传统工业社会的中心问题是考虑财富的分配。这就需要思考社会集体创造的财富如何能按照社会不平等而又“合法的”方式实行分配注43
风险社会理论认为，在风险社会，人们往往依赖科学知识来衡量风险的可能性，而在实际上这种知识是存在局限性的，人们不可能达到掌握完全知识的程度。注44在一定意义上，科学与知识领先于普通民众的认识，而普通的民众持续地不能控制他们仰仗的机器和工具，他们在“无知”中渴望“有知”。由于知识的缺乏导致了人们对科学的神秘感，认为只有科学家才是能够解开谜团的人。于是他们对科学家就科学信息的解释深信不疑。但是，贝克认为，这种依赖可能是有问题的。至少科学家也会犯错误，对于科学可能导致的风险和过失他们视而不见。在某种程度上，是科学决定了风险的分布。核能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科学家宣称核能是一种安全的能量形式，然而其确实存在巨大的风险和隐患。切尔诺贝利的核泄漏则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1986年4月26日，当时的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大量放射性物质外泄，造成了强烈的辐射污染，严重地威胁到那个地区以及周边国家人们的生活和安全。
贝克指出，风险社会所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人们不再对现代性制度抱有绝对的信任。注45在他们看来，科学、政治、贸易等本应维护和保障人类自身的安全，让他们在理性的庇佑下有条理的生活。可是，现实上正是这些现代性制度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充满风险和不确定的世界，看到了现代技术具有强大的破坏力。于是，人们变得不那么乐意接受新技术，即使他们一再被告之，什么是安全的。他们宁愿相信，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担心，政府官员、企业领袖、科学家这些现代化制度的代言人是会犯错误的，有时甚至是欺骗。原本充满风险的事务在这些人那里很可能换了包装，贴上了“安全”、“可信”的标签。
此外，贝克还认为，风险社会中的人们不会像传统社会中的人们那样忠实于规范、欣然承受压力。注46个人的支持网和关系网是鉴于个人的选择而形成的，是个人根据利益关系和现实情况“反思”的结果。这样一方面意味着个人具有了更大的选择自由，但是另一方面，个人已然失去了传统社会的集体感，不得不在应对社会挑战的过程中体验和经历危机与不安全感，可能导致无法预测的超出想象的后果。在集体意义缺失的情况下，个人和制度的选择势必要经过不断的评价和评估，只有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才能达到一个较为理想的结果。这个过程，贝克称之为“反思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包括贝克、吉登斯在内的风险社会理论家一致认为，反思性才是开启环境问题解决之门的钥匙。注47社会大众、社会机构、社会团体所要做的就是要利用现有的知识对风险以及风险之中的个人、制度实践做出到位的评价、评估，甚至是再评价、再评估。为了应对风险，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亦需重新审视，应当建立合作式的风险管理机制，让整个社会，包括各种单位、团体、政府等等都成为应对和消除风险的能动主体，并在国际和国内的水平上，通过交流和沟通形成阻击风险的合力。
2.生态现代化理论与风险社会理论的关系
与环境社会学理论体系中的其他理论相比，风险社会理论有时被看作是真正与生态现代化理论针锋相对的一种理论。虽然它们都分别指涉了一种包容环境要素的社会变迁方向，但是两者在对现代性的认识和发展方向上有明显不一致的判断。
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倡导者坚信，现代性有足够的能力来改变自己，从而解决现代工业社会所制造的规模庞大的环境问题。绿化对于现代化发展而言是一个重要的维度，也是一个可以实现的前进方向。因此，工业社会的生态转型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已然发生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在一定程度上威胁了社会发展的秩序以及公众正常的物质文化生活，然而另一方面它也提供了未来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社会变迁的动力和可能。这就意味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不是像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是截然相对的矛盾对立体。相反，二者能够和谐地统一起来，形成共赢的局面。正如摩尔反复强调的那样，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是互补而非冲突的。注48
但是，风险社会理论的倡导者却不那么乐观，至少他们对于未来社会的安全、环境改良并没有像生态现代化理论家那样信心十足。他们认为人类注定要面对现代化宏大工程的风险。工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进步不可避免地会给环境带来灾难和麻烦。要想解决由此而来的种种问题实则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然而，以贝克为代表的风险理论家也看到了一点曙光。他们认为可以寄希望于“反思现代性”的拓展和延伸，用自律或者说自我纠正来帮助攻克发展的难题，确保转型在制度、生产等各个方面持续发生。
无论是生态现代化理论还是风险社会理论，都不约而同地将技术作为理论思考的核心议题。可是，它们所关注的方向是不同的。生态现代化理论沿着环境经济发展的轨道行进，将技术视为经济和环境改善的有力凭借，认为清洁型的技术能够带来不一样的社会发展效果。然而它却忽视了或者低估了风险社会理论所着力分析的高风险技术。也就是说，技术不光是清洁导向的、有益的，也是存在风险的、致害的。在风险社会理论家看来，现代化社会中技术风险带来的后果是可怕的，甚至能够摧毁一切。未来技术进步基础上的社会是像生态现代化理论所预示的那样生机勃勃，还是像风险社会理论所暗指的那样危机四伏，目前尚难预期。
生态现代化理论和风险社会理论都是基于西方发达社会的，都关涉到现代性及其未来，都承认环境风险的真实威胁，其所提观点也都有其现实的社会经济基础，但是都只是反映了现实中的一个侧面。在此意义上，它们明显都是具有分歧的“局部”理论模型。而且，两种理论有着忽视社会不平等分析的共同局限。恰恰是这个共同的“盲点”对两种理论都构成了挑战。因为由环境资源以及风险分配所表征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直接关涉社会建设的基础。要想回避社会不平等、贫困、隔离、环境剥夺等等问题而实现生态现代化或者形成抵抗风险的“合力”，明显是不太可行的。
(四)环境公正理论与生态现代化理论
1.环境公正理论
随着环境问题的突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有关环境与社会关系研究的深入，自然资源以及环境污染风险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环境公正的观念逐渐形成。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在自然资源的使用机会、自然资源的分配、环境风险的承担上，所有的主体应该一律平等，而不是集中在某个人身上或是仅仅存在于某个群体或阶层中间。在墨海(Paul Mohai)、佩罗(David Pellow)等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环境社会学中逐步形成了环境公正的分析视角。注49
由于相关研究源于美国，所以在环境公正理论的脉络中，种族歧视分析比较突出。正是因为种族之间的差异、偏见才致使废物垃圾被肆意丢弃甚或转移至那些弱势族裔所居住的社区。不过，现代社会的种族歧视并不是那么大张旗鼓地与激烈的意识形态表现纠结在一起，而是以一种更加隐蔽的制度化形式出现，让人不易察觉。
国家在环境不公正现象中的角色是微妙的。一种称之为“合作主义”的解说模式突出了这一点。注50它指出，正是由于国家采取了与利益集团合作的方式，才导致了环境不公正。国家的制度安排有倾向性地将工业资本主义利益纳入到深层的社会结构当中。一方面，它们自己制造了风险，让社会的主体来承担；另一方面，它们给予那些制造风险的企业盟友以庇佑。在此过程中国家有意无意地将民众的决策参与权给剥夺了。西方绿党的出现似乎就是为了打破这种不合理的结构关系。
市场对于环境不公正的“贡献”也是不容小觑的。市场机制所倡导的理性选择并不总是带来收益，而很可能带来一种环境不公——人们无法拥有同等的机会来规避风险。工业资本主义秉持利益最大化原则，必定将高污染的设施以及污染处理设备安置到那些低成本的地方。而这些地方往往是穷人的集散地。因为富人一旦看到污染危害的出现，有足够的能力和实力远离。而低收入的穷人面对低廉的房屋租售价格，以及被低地价和低廉劳动力价格所吸引来的大批工业投资者，他们只能选择留下，同时继续承受污染。可见，理性的选择实际上催生了不公，而要想加以解决则只有借助于更加公平的环境政策了。
环境公正理论还指出，穷人和少数民族群体缺乏足够的动员资源，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是名副其实的弱者，具有相当的脆弱性。注51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可能占据政策制定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于是，那些风险废弃物会轻易地转移到这些“弱者”所居住的区域里。而富人和地位阶层高的人群则可从容地抵制和远离污染。在现有的政治经济结构中，低收入群体和少数族裔要想改变这种现状似乎也不是那么容易，理由似乎在于他们需要富人阶层提供的工作来养家糊口。
佩罗所提出的环境公正理论似乎注意到了上述所有因素。他尝试着将不同的环境公正的利益方整合到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框架里来讨论。佩罗认为，环境不公是被创造出来的，可复制的，具有可变性。注52原本为了争夺有价值的环境资源而产生联系的利益方之间的相互关系本身就是错综复杂的。究竟谁是致害者、谁是受害者很难加以简单的区分。只有回复到其动态的互动过程中，通过观察其对话竞争的关系才能认清环境不公形成的真正面貌。不同的社会阶层及其抵抗有害物的能力等等都是有差异的，关键是看这种差异是如何形成的。
此外，佩罗也关注到国际间的资源和风险分配。他认为，跨国界的“污染贸易”、“资源剥夺”可以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方面来解释。注53从发达国家来看，它们已然设置了较高的环境门槛和标准，让风险污染物难以轻易流入境内，而同时，鉴于继续发展经济的需要它们大量进口别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相应地从发展中国家来看，它们的环境政策则不那么严厉，导致风险污染物向内流动。加之财政的需求，它们也就顺其自然地应和了发达国家的资源要求了。
邦克(Stephen Bunker)进一步援用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来解释环境不公。注54他认为，正是世界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与处于边缘、半边缘地位的其他国家之间的不对等的经济、政治关系造成了环境的不平等。中心国家从边缘、半边缘国家掠夺矿藏、森林等大量自然资源，同时还向这些国家转移污染物，从而破坏了边缘和半边缘国家的环境，并造成这些国家的不发达状态。因为不可再生的资源一旦耗尽，边缘和半边缘的国家就会陷入恶性的经济困境和贫穷，最终走向更加衰落。
2.生态现代化理论与环境公正理论的关系
看上去，生态现代化理论与环境公正理论似乎是互补关系，后者可以弥补前者分析的重要不足。但是，两者在分析的重点和结论上是有很大差异的，甚至是彼此对立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关注的是社会与环境和谐共生的可能，而环境公正理论关注的是环境恶化背景下社会不平等的加剧，环境状况的整体改善在其分析的视野中已经淡化，或者说成为分析的背景。环境公正研究的一些发现直接挑战着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观点。
首先，从环境公正理论视角出发，国家的角色可能并不像生态现代化理论中的那样富有积极可信的正面形象。生态现代化理论肯定了国家在环境建设中的作用。它认为政府有能力出台整合型的合理政策、制定较高的环境标准、制定完善的发展计划，这一切都有助于推进环境与经济的和谐。但是，环境公正研究发现：政府很可能与企业联合起来制造风险，并通过公共政策的形式将风险转嫁到普通民众身上。
其次，生态现代化理论根本没有细致入微地去考虑公众的环境利益，特别是对于那些少数民族、边缘区域居民以及低收入者等弱势群体所受到的环境不公正对待未能及时予以关注。生态现代化理论倡导国家和企业联合，同时积极吸纳公众的参与和合作。但是参与的公众究竟是谁，参与什么，怎么参与都没有一个明晰的说法。即便是参与了，也指涉的是一种经济参与，至于政治上缺少话语权和决策权的问题却并没有深入的探讨。环境公正理论发现，这些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优先议题。
最后，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实践可能隐藏着巨大的不公平。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生态现代化实践营造了一个环境友好的社会经济发展局面。但是环境公正研究者发现，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看，发达国家的实践却是以牺牲他国的利益为代价的。自然资源使用量的减少是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一个目标或者途径，发达国家在其实践中确实减少了对本国资源的使用量，但是同时却从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口资源或者使用发展中国家资源制造的产品，以维持其高水准的舒适生活。
环境公正研究的发现有助于促进生态现代化理论学者的反思。摩尔等人在其著作(2000)中已经作出了一些表示注55，并承认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过程确实与不断增加的环境影响的不公平分布有关。但是，按照其一贯的“辩证法”，他们更多关注跨国组织网络、环境关心的制度化以及全球环境信息流动的积极影响，以为自己的核心论点进行辩护。注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