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表人物及主要观点
考虑到摩尔、哈杰、杰尼克和克里斯托夫对生态现代化理论发展的重要影响，本书侧重对他们的主要观点予以介绍。
(一)摩尔及其生态现代化理论
亚瑟·摩尔是国际知名的环境社会学家，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副校长，曼索特(Mansholt)研究生院院长，环境政策系主任。他的研究领域涉及社会理论与环境、环境转型与变革、社会运动、信息化与全球化等等。如果将哈勃视为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创建者，那么摩尔应当被看成最重要的富有成果的开拓者之一。他在生态现代化理论领域的建树足已使得他本人获得良好的学术声望。
摩尔从自身的专业视角出发将生态现代化作为一种社会变革理论加以审视。他指出生态现代化是在与那些有关现代性的负向批判不断争论的过程中逐渐拓展出的理论。注5对于经济的无情增长、科学技术乃至军事权力的无节制扩张势必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伤害，严重威胁整个地球生物圈的观点，他认为是值得商榷和再思考的。在他看来，现代化的合理性应该是值得肯定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能够同时实现，而不必然具有相互排他性。注6摩尔强调生态现代化从本质上并不是追求资本的积累，也不是环境恶化的绝对诱因，而是社会的转型。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目标就是要深入地分析现代工业化社会如何应对环境危机从而深化环境变革。注7所以，生态现代化理论研究的核心就是要研究社会结构优化的条件和动态过程，即社会的生态化转向。
摩尔在其相关著述中，如《生产的精化：生态现代化理论与化学工业》(The Refinement of Production: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the Demical Industry,1995)、《生态现代化：工业转型与环境变革》(Ecological Modernization: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Environment Reform,1997)、《世界范围的生态现代化——视角与重要争论》(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round the World:Perspective and Critical Debates,2000)指出了作为社会转型理论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具有以下几个要点：
一是强调社会转型过程中科学技术不再是引发生态危机的诱因而是加速生态变革的有效工具。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应当超越“环境问题制造者的角色”转而重视它在解决和预防环境问题中的潜在和现实作用。实现生态现代化就是要开发和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一改传统的治理和修复模式，在技术和组织的创新和设计阶段将环境问题加以解决。
二是与其他理论相比，生态现代化理论对政府有着不同的角色定位。该理论认为政府应该改变以往在环境改良过程中发挥中心作用的状态，采取更加灵活的行政模式，让企业、公众以及国内外的非政府组织在环境治理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合作和参与应当是政府积极倡导的行为特征。政府的环境政策决策不应当是应急性的、机械的、封闭的，而应该是先见的、灵活的、开放的。
三是强调一方面要重视传统的国家机构和新社会运动在环境变革中的角色，另一方面还必须对经济和市场动力在生态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性作出深入的分析，对生产者、消费者、顾客、保险机构等经济主体在生态重建和改善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予以关注。摩尔指出现代经济制度在极大的程度上能够按照生态化原则发生转变，这就意味着经济机制的有效发挥和合理应用是能够与生态利益发生耦合的，环境改善与经济增长同步也是可行的。
四是公众社会运动的地位、角色及其作用伴随政府与市场在生态现代化理论中的重新定位而发生了变化。环境运动的参与者逐渐成为生态重建的社会支持力量，而不再那么具有颠覆和对抗的品质。这使得运动本身成为一种社会内部的规制。非政府组织获得更多的机会来承担传统的管理、规范、合作职能。
(二)哈杰及其生态现代化理论
荷兰学者哈杰是一位生态现代化理论话语的实践者。他坚定地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就是一种话语，它辨识出生态环境问题集合的结构特征，同时假定了现存的制度可以涵括环境保护的要素而使环境的改革得以实现。注8而环境话语就是一个由大量行动主体的主张以及关注共同构成的令人吃惊的集合。注9在此意义上，哈杰的阐述具有明显的建构主义的特征。沿着福柯所开辟的话语分析路径，哈杰指出正是一些简单抑或复杂的故事线索(story lines)将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化。注10因而，生态现代化理论可以视为一系列新故事线索的常规化议程。它不断重复着定义难题、寻找解决方法、探究因果关系、考量优先性的过程。生态危机恰是现代社会制度实践未能充分考虑的要素，而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克服生态危机就必须依赖于对围绕着“环境”而展开的各种具体的社会建构进行深入的探索，弄清楚行动主体的主张和关注，提炼问题并搞清问题的界定方式，分析其结果及影响(特别是政治影响)。主体行动和主体行动展开的背景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它们可以充分揭示话语的意义，并可以通过话语表达出来。这为社会行动提供了良好的认知地图，开启了文化政治塑造的社会选择。
与摩尔一样，哈杰同样关注到生态现代化过程中结构性要素的重要性。他指出生态现代化是促进环境改善、加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生态现代化概念本身综合了许多社会要素，要想实现生态现代化必须将这些社会要素加以充分“整合”，并不断调整社会内部不合理的经济、政治结构。注11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不断地创新。他还指出生态现代化最主要的内涵在于将“整合”的理念渗入政策策略制定的过程当中。这对于改变传统的“末端控制”治理模式，从整体上解决环境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他也注意到了科学不再如以往那样仅仅扮演为环境破坏提供证据的角色，而是卷入国家发展政策决策之中。科学家担负起决定自然所承载的污染等级的重任，科学的发展趋势也从本体论和认识论向整体论的生态自然观方向转移。注12
在哈杰看来，生态现代化还是一个在企业、科学部门、环境运动以及积极倡导环境变革的政治家之间形成的话语联盟注13。它建立在一些可靠而动人的故事线索之上：环境问题的管制表现为一种正和游戏；污染是效率低下的问题；自然界的平衡理应受到重视；预防比治疗要好；相比先前的污染增长路径，可持续发展是另一种选择。注14话语联盟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在于提出“环境退化可计算和量化”(尤其是用货币计算)的概念。借此，哈杰进一步论述了生态现代化所蕴含的经济向度。首先，哈杰主张将环境视为一种公共物品，认为这样就可以避免自然资源的任意使用给社会带来的附加成本。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策略就是采用经济学上的外部成本内部化的方式加以处理。让商家为污染付出相应的经济代价。注15其次，哈杰指出，在生态现代化思想中，“防止污染有报偿”已经取代“环保只会增加成本”的传统理念，融入整个欧美管理的实践当中。低污染、低排放、低耗能成为生产政策制定的指导原则。而“从不同的价值角度审核”的观念亦要求在衡量企业成功与否时，把能源和资源的利用率等因素作为指标加以审核。于是生态现代化就从微观层面上对企业形成了约束。企业要想从商品生产交往中获利必须先保护好环境。
在对待环境运动的问题上，哈杰指出，生态现代化是对那些具有“反现代”主义观点的社会运动的话语批判，认为生态现代化的出现确实能够带来一种新的局面——以往存在于政府与环境运动之间最根本的分歧和对立消解了。注16生态现代化承认新的主体，它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吸纳环境组织、当地居民从而开启了政策参与实践的创新。积极的新主体可以加入政府常规的咨询活动，亦可以参与环境影响评价事务，同时还能够就环境事件展开广泛讨论。公众的话语权力得到提升，他们不再被关在社会决策的“门外”。因此，社会的矛盾自然逐步消减了。
(三)杰尼克及其生态现代化理论
马丁·杰尼克是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在政治学方面颇有建树。自1986年起，他一直在环境政策领域从事大量的研究工作，并陆续担任环境科学、政治学、法学等领域一系列主流期刊的编辑、校对等工作。他笔耕不辍，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如《作为生态现代化与结构政策的预防性环境政策》(Preventive Environmental Policy as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nd Structural Policy,1985)、《国家失灵：工业社会中的政治无效》(State Failure:The Impotence of Politics in Industrial Society,1990)等等。
以杰尼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将目光集中在环境问题的解决措施上。杰尼克认为生态现代化就是使“环境问题的解决措施从补救性策略向预防性策略转化的过程”注17。他运用类型学的方法将环境政策区分为补救性政策和预防性政策注18，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补救性策略以及预防性策略。
杰尼克指出补救性策略主要有两种，一是对环境破坏性产品和生产建设过程中所造成的环境损失予以修复或补偿(如损伤的财政补偿)，二是应用清洁过滤措施来消除产品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染物(如在以燃煤为主的发电站应用管道脱硫设备来阻击酸雨)。相应地，他还提出了两种预防性策略，即通过技术创新来增加产品的环境适应性(如增加燃烧过程中的效率)以及通过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生产过程，建立新型清洁的生产和消费形式(如拓展组织形式、开发新公共交通战略来取代私人交通等)。注19
在杰尼克看来，生态现代化的实现有赖于科学技术的革新以及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注20而策略转换的过程就是技术进步、结构优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进一步实现生态现代化目标的过程。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认为没有国家干预的经济绿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杰尼克的“生态现代化能力理论”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能够用来比较的理论路径。杰尼克为了说明为什么一些国家在环境政策上、在环境与经济关系的处理上会比其他国家更成功，尝试性地从“能力”的角度寻找突破。他认为，一个国家实现生态现代化的能力是与其从技术和制度层面来解决问题的能力水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些经济政策、劳动市场政策比较成功的国家更倾向于拥有成功的环境政策，解决问题的能力水平越强，生态现代化的环境政策实践就越倾向成功。注21
如图1—1所示，杰尼克指出，生态现代化能力取决于四个基本变量：问题压力、共识能力、创新能力、战略精熟性。问题压力主要是一个经济绩效的问题。在杰尼克看来，一个国家的充分的环境绩效既是管理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也是污染程度的决定性因素。那些有着良好经济绩效的国家，一方面有能力支付环境保护的费用、承担更加沉重的污染负担，但却同时产生了比那些具有糟糕绩效水平国家多得多的单位污染排放。所以在此意义上，经济绩效的影响是具有两面性的。然而重要的是，实现环境状况的改变需要经济绩效水平的提高。
图1—1 生态现代化能力
资料来源：转引自安德森(Andersen)(1994)Governance by Green Taxes: Making Pollution Prevention Pay.Manchester,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p.56。
共识能力，也可以称作政策风格。杰尼克认为，政策的风格影响生态现代化的推进。那些具有“开放决策”过程的国家，它们能够及时回应新的利益以及观念，产生远比僵化保守、逃避挑战的国家更具环境问题解决力的政策。像瑞典、荷兰、奥地利这样的国家，它们走出了一条寻求“共同决策”的方法路径，企业、政府、社会的协商合作确保了环境问题解决的实践能够走向成功。
创新能力是国家和市场的禀赋，它决定了政策对于政治系统、法律系统、信息系统、经济系统中新利益的开放性。在创新的环境中，创新能力的提升可以带来成功的环境政策以及成功的生态现代化。
战略精熟性。鉴于新的项目计划、人员、资源的出现，对于环境政策的制度化则成为一种必需。杰尼克指出，如果这种制度化的力度不那么强，那么在环境社会发展的长期定位、制度改善等输出方面的制度化能力就很逊色，鉴于此，环保部门所做出的努力将导致一种与末端治理相似的政策，而不是更具广泛意义和价值的预防政策。
(四)克里斯托夫及其生态现代化理论
皮特·克里斯托夫，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资源管理与地理学系教师，澳大利亚保育基金会副主席，致力于环境保护与发展、气候变迁与环境政策等方面的研究。
克里斯托夫在分析了诸多生态现代化的解释后，根据程度和范围将生态现代化理论划分为弱生态现代化和强生态现代化两种。他认为这种区分是有意义的，不仅描述了生态现代化的共同过程，还提供了相当不同的真实世界的结果。而且强与弱本身是跨越一系列问题和制度的连续体(参见表1—1)注22。
表1—1生态现代化的类型
资料来源：转引自皮特·克里斯托夫(2000)“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Ecological Modernities，”in Stephen Young(ed.), The Emergence of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Integrating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Economy.London: Routledge，p.222。
他认为弱生态现代化是一种技术统治主义的生态现代化。它强调用技术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并提倡由科学界、经济界以及政界精英共同参与政策制定及掌控决策权。克里斯托夫指出弱生态现代化往往局限于分析发达国家且为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提供了一个封闭单一的框架(参见表1—2)。注23
表1—2弱生态现代化与强生态现代化
资料来源：皮特·克里斯托夫(1996)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Ecological Modernities.Discourses of the Environment,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pp.110 111。
相比之下，强生态现代化却表现出了特有的优越性和延展性。克里斯托夫认为强生态现代化考虑到了人与生态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将关注的视野扩大到全球范围，并且更加关注环境意识形态的转变。注24对于持续的生态发展结果而言，弱生态现代化的一些特征虽然不是先决条件，但是是非常必要的。所以，不能舍弃技术革新、经济工具而一味追求制度变迁、交往沟通。实际上，有时弱的生态现代化事项需要整合进强生态现代化的规范层面，并得到相应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