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学科背景
以现代社会系统的运行和发展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总是对现代社会变迁的趋势比较敏感。面对全球环境危机的浮现和西方社会的乱局，20世纪70年代，在生态现代化理论诞生之前，经过美国邓拉普、卡顿等先行者的努力，西方社会学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环境社会学——已经逐渐成形，并围绕环境与社会的关系发展出了早期的理论视角，其影响很快波及欧洲。
(一)早期环境社会学的思想源泉
作为一门学科的环境社会学，既是西方社会现实的环境运动直接催生的一个新事物，也是在前文所述新马克思主义，以及生态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影响下发展出来的新学科。特别是，早期的环境社会学理论视角明显地打上了生态学和新马克思主义的印记。考虑到前文对新马克思主义已经有所介绍，在此补充介绍一下生态学思想。
20世纪60—70年代，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不断浮现，生态学理论重新回到学术视野之中并得以发展。其中，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注75和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两种生态学思想。它们紧扣环境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在更加广泛的有关环境的世界观和信仰系统中改变着人们对于人类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理解。
深层生态学思想是由挪威哲学家阿恩·奈斯(Arne Naess)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来的。注76社会学家比尔·戴维尔(Bill Devall)等学者对奈斯的观点进行了翔实的阐述并引介到了美国，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范围。奈斯等人深谙嵌入在西方文化思想中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这种倾向恰恰是环境问题的根源之所在。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看法是一种相当肤浅的认识。无论人类有多大的力量和独特性，孤立地将环境以及人类以外的其他生物置于“服务”的位置未免过于狭隘。但是，奈斯认为这种看法只是体现出了一种浅显的生态理解，可以叫做浅层生态学(shallow ecology)。在奈斯看来，应当提倡一种深层生态学的思想主张。他认为，在整个生态系统中，每个物种都是具有其内在价值的，并不是经由人的选择才使其具有了价值。人与其他物种一样，具有天然的价值对等性，不存在悬殊的高低之分。因而在处理人与环境关系时，应秉持一种“生态中心”的原则，而不是处处以“人类”的需求为本。
虽然奈斯提出的深层生态学思想看似过于抽象和复杂，但是由于其生态关怀在欧美社会赢得了许多追随者。受深层生态学思想的影响，一些学者进一步提出了人类生活的一些具体要求。注77例如，要尽可能保持生命形式的多样性，非不时之需，否则不该减少物种；要通过低的消费水平和资源使用率来达到人类自我实现的目的；应该主动减少人口，不挤占其他生物的栖息地而保证物种的延续；要养成简朴的、自给自足的、参与性民主的、具有生态亲和力的生活方式等等。
相对而言，社会生态学更多的是将生态学原理用于社会分析，它是由莫雷·布克钦(Murray Bookchin)于20世纪60年代陆续提出的一些观点的集合。注78在一定意义上，它又是以与深层生态学对立的姿态出现的。布克钦批评深层生态学低置了人类，不恰当地把人与动植物放在了同等的位置上，贬损了人类本身。而通过减少人口的方式来实现对于资源的保育也是幼稚的想法。社会生态学者认为深层生态学没有看到生态环境危机的真正的社会根源，环境问题日渐严重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形成完善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结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原本就是通过自由市场、科层秩序、利益分配来实现人对人乃至人对自然的控制的。要想彻底解决环境问题、摆脱环境的报复，就必须改变社会政治经济安排，力图创造能耗低、与环境相协调的政治架构、经济生产消费方式以及具有环境友好性的技术。
实际上，以上两种生态学思想不仅影响了早期的环境社会学理论，也对后来环境社会学的发展有着这样那样的影响。它们奠定了环境社会学中的若干论争之一，即“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论争。
(二)早期环境社会学的理论视角
早期关于环境的研究主要局限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学科中。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生态环境运动的刺激下，社会科学开始更多地介入环境研究，关注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的关系、生态环境运动的社会基础、公众环境意识、自然资源管理和使用、环境政策等等议题，并逐步推进到对社会与环境关系的反思和研究。由此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和哲学等学科中掀起了一股“环境热”，并催生了环境与资源经济学、环境社会学、环境政治学、环境法学、环境哲学等等分支学科，大大丰富了环境研究的学科群，直至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科学门类——环境科学。
早期的环境社会学是以对社会学学科进行整体批判的面目出现的。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衰退、风起云涌的社会抗议和传统社会学研究的集体失语，环境社会学的先驱者卡顿和邓拉普对社会学学科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人们过多地关注了社会学理论的多元化，实际上各种流派的社会学都共享着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不仅在其研究中将自然环境因素排除在了视野之外，而且强调了人类社会独立于自然环境并可支配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卡顿和邓拉普针对传统社会学所概括出的“人类例外范式”(Human Exceptionalism Paradigm)或称“人类豁免主义范式”(Human Exemptionism Paradigm, HEP)，包括以下具体观点：(1)人类在地球生物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们有文化；(2)文化可以几乎无限地变动，并且能比生物学特征的变化快得多；(3)因而，许多人类差异是社会引入而非天生的，它们可以被社会改变并且不利的差异可以消除；(4)同样地，文化积累意味着进化可以无限延续，使得所有社会问题最终都可以得到解决。在批驳这种范式的基础上，他们提出的“新环境范式”(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NEP，后来也叫“新生态范式”)则包括了以下具体观点：(1)虽然人类有突出的特征(文化、技术)，但他们依然是互相依赖地包含在全球生态系统中的众多物种之中的一员；(2)人类事物不仅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也受自然网络中原因、结果和反馈的错综复杂联系的影响，因而，有目的的人类行为会产生许多意外的后果；(3)人类生存依赖于一个有限的生物物理环境，它对人类活动施加了潜在限制；(4)尽管人类的发明创造和得自某个地方的能力可能在一段时期内会扩展环境承载力的限定，但生态法则不可能被消除。注79
基于生态学视角，卡顿和邓拉普认为自然环境系统是有限的，并对人类生活发挥着三种基本功能注80，即栖息地——为人类提供居住的场所，包括住房、交通等；供应库——为人类提供各种生存和发展资源，如空气、水、食物、森林、草原等等；垃圾池——容纳人类生产生活所制造的垃圾废弃物，工业废水便是一例。但是，这三种功能之间存在着彼此竞争的关系。一种功能的发挥往往扰动其他功能的自主作用，从而造成功能之间紧张的竞争关系。例如，在居民区附近建污染严重的化工厂，使得该居民区不再适宜居住，该地区提供无害资源供给的能力也就下降乃至失去。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环境的三种功能趋于极限甚至已经超出自然承载力。因此，必须摈弃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约束人类自身的行为，减少人类自身的活动强度。
早期环境社会学的另一个理论流派则深受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注重在传统的社会学分析眶架下对环境衰退的社会原因和机制进行分析，这就是前文已述的政治经济学派，其代表人物是施耐伯格。关于其“生产永动机”模型，前文已经详述。这里对与其密切相关的“社会环境辩证关系”略作补充。注81
施耐伯格的“社会环境辩证关系”主要是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环境衰退的必然机制。很明显，经济增长需要不断从环境中掘取资源，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会产生相应的环境问题并反过来影响或者限制经济发展。不过具体来讲，这种互动可以有三种形式：一是无视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生态环境问题并未得到改善和解决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增长；二是限制经济增长的水平，根据资源环境条件来维持生产和消费，防止经济系统的不合理扩张；三是随着经济增长对环境压力的加大和环境问题的不断呈现，有选择、有限度地治理环境问题，缓解社会压力，并继续促进经济增长。施耐伯格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最经常出现的是第一种情况，最好的情形也不过是第三种情况，即所谓受控的匮乏(managed scarcity)。这样两种情形不可能解决环境问题，只会导致生态环境的持续衰退。只有第二种情形是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和解决环境问题的，但是，由于资本、政府之间的密切勾连以及政府维持财政收入、应对就业压力等等原因，这种情形的出现缺乏必要的社会条件和机制。在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体制下，“生产永动机”的运转更快，第一种情形的持续最为可能。
大体上说，早期环境社会学理论具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在环境衰退现象被不断关注和环境运动日趋高涨的背景下，环境社会学者基本上公开认定或者默认环境问题是一种客观的社会事实，环境社会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揭示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原因。第二，受生态学影响，一些环境社会学家都认为环境资源存在着物理极限，经济增长受客观限制。特别是，环境社会学者看到了人口增长、技术进步、工业扩展、资源消耗等对于环境状况的负面影响及其难以逆转的趋势，普遍地表现出一种悲观宿命的情绪。第三，在探讨解决环境问题的对策方面，比较普遍地存在一些激进的观点，例如否定技术进步，主张回到简单技术时代；反对资本主义体制，主张斩断资本主义自我强化的增长链条，以抑制增长；批评人类中心主义和物质主义价值观，倡导生态中心主义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等等。甚至有学者把环境危机看作现代社会的危机，认为生态环境危机既是工业化的后果又是现代化过程走向尾声的证据，并由此对现代化进程予以否定，提出反生产力、“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等类似主张。注82
毫无疑问，作为社会学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环境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对于同样作为社会学家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而言，是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的。后来的研究者曾经明确指出：生态现代化理论最初正是直接针对早期环境社会学发展状况提出的。注83可以说，在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眼中，环境如何衰退的问题已经不重要，关键是面对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办。是悲观绝望，还是发现和引导积极的社会趋势，以促进环境问题的解决？很明显，生态现代化理论选择了后者，认为应当将环境问题看作推动社会、技术和经济变革的因素，而不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后果；应当看到作为现代社会之核心标志的科学技术、市场体制、工业生产、政治体制等方面发生的积极变化，而不简单地加以否定；应当反对各种反生产力的、去工业化的以及激进的建构主义主张。该理论指出，工业化、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不仅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具有潜在的兼容性，而且也可以是推动环境治理的重要因素和机制，由工业化所导致的环境问题可以通过“协调生态与经济”和进一步的超工业化(superindustrialisation)，而非“去工业化”的途径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