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发展阶段
按照生态现代化理论代表人物之一的摩尔的观点，该理论在其成长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注84
第一个阶段是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创建初期。德国环境社会学家哈勃被认为是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创立者，他关注的焦点具有明显的技术导向。在哈勃看来，生态现代化是工业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微芯片技术的发明和使用使得工业系统的结构向着生态化的方向转变，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环境改善最终必然出现。当然，哈勃时期的生态现代化理论还是存在局限的，它仅仅囿限在工业生产的范围内，倾心于对环境变革过程中市场角色的定位和考量，其观点反映了人类自身的能动性，带有自然进化论的色彩。
第二个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的形成时期。摩尔认为这个时期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已经不像其初创时期那么强调技术创新的关键作用和价值，而是转向更加强调国家和市场在生态重构过程中的鲜明角色。学者们主要围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工业生产进行比较研究，其中融入了他们对制度和文化动力的关心，部分地也是为了回应学者们对早期生态现代化理论缺乏关于地域以及文化、制度差异认识的批评。
第三个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生态现代化的影响波及欧洲以外的地区，日益显现出其全球关怀。一些非欧洲国家的生态现代化“实践”被加以研究注85，其中包括了新兴工业经济体的生态现代化、中东欧转型经济体的生态现代化以及像加拿大这样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生态现代化等等。随着消费主义的盛行和学者们对之的关切，生态现代化理论也尝试整合了对全球和地方消费绿色转型的思考。摩尔还进一步指出，全球化过程将生态现代化带入一个更加开放和广阔的场域，资本、金钱、人口、信息、物质产品等等的网络和流动必将对信息时代的环境变革产生影响，而在社会学内部已经形成了一种可称之为“网络和流”的社会学视角注86，由此对环境社会学理论产生了新的启示。
虽然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生态现代化理论自身仍然存在着一些易于招致批评的局限，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这些局限是该理论的内在属性。比如说，从伦理的角度来讲，生态现代化理论并未超出“人类中心主义”范式所囊括的范围。虽然其强调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同步性，但是它并没有改变自然环境所扮演的依附性角色，甚至更加突出地强调了生态环境问题对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机遇和实用价值。再比如，生态现代化理论坚定地支持现代化，对于现代性的成分抱持肯定态度，认为现代性具有自我完善的能力，新型现代性是可以预期的。此外，生态现代化理论自身并不严密，更多的是一些环境保护“最佳实践”的总结和价值倡导，其内部的不同学者因秉持不同的研究取向和研究意图，而对生态现代化有不同的所指。
我们可以说，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成长和发展过程既是遵循其自身逻辑的自然演变过程，也是回应外部批评和挑战而不断调整的过程。实际上，自该理论产生以来，它不仅在环境社会学学科内部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讨论，而且吸引了很多来自主流社会学家——如吉登斯(1994，1998)、哈维(D.Harvey，1996)——等人的关注。注87在这些社会学家的视野中，生态现代化理论既提供了一条探讨环境与发展关系的新路径，但也存在诸多可商榷之处。
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挑战首先来自于环境社会学学科内部的其他理论流派，其中最重要的批评者就是前文提到过的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派。施耐伯格根据美国经验注88，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本质出发，强烈指责资本主义的公司企业以“可循环”的经济举措遮盖了劳动、环境的风险，并将它们的目标置于经济利润的不断获取之下，不断地掘取劳动和自然资源之利，继续导致了消极的环境后果和社会问题，并没有像生态现代化理论预期的那样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所谓双赢。他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缺乏一种批判精神，其资本主义立场应当予以谴责。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者则宣称生态现代化理论过于强调现代性的既得性，不能正确认识其正在发生的不可持续、碎片化的趋势，忽视了现代性本身所具有的建构性价值和特征。注89风险社会理论的代表人物贝克认为，随着现代性的继续发展，环境风险会不断上升，而现代制度并未为之做好充分的准备。因此，一种缺少生态现代化而充斥风险、不确定性的社会恰恰是现代化发展的转向。注90古德弗兰克(Goldfrank)则从世界体系的角度对生态现代化理论展开了批判，他指责西北欧国家的不道德，因为它们将肮脏的工业和污染出口到了那些贫穷的国家，以支撑着它们的“生态现代化”注91。
另外也有一些学者从建设性的角度对生态现代化理论提出了批评和建议。费舍尔(Fisher)和弗洛伊登伯格(Freudenberg)就在其文章中指出，生态现代化理论试图以重新定位国家行动、文化变迁，以及重新确认国际化角色的途径来避免旧的现代化理论的种族中心主义、进化论色彩等等问题的努力是积极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它无法解决生态现代化过程的条件变异性。注92一些学者质疑生态现代化的普适性，认为该理论是以西北欧工业社会的发展为基础的，难以指导更为广泛的全球实践。至少，对于美国、亚洲、拉丁美洲等等国家和地区而言，尚未印证生态现代化理论的预期。注93
克罗纶(M.S.Carolan)则从消费的视角来理解生态现代化注94，并批评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生产主义倾向，认为太多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家都集中关注“生产”、“生产技术”、“生产流程”，消费俨然成为一种“附庸”。他指出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不仅要在生产领域，而且要在消费领域的问题化过程中去找寻解决办法。单纯地将环境问题视为“生产问题”，期待用“生产”修正“消费”等于把复杂问题简约化。
约克(York)和罗萨(Eugene A.Rosa)针对生态现代化的批评更为具体、严密，更有力度。注95他们指出生态现代化理论面临四个挑战：首先，生态现代化理论不仅要说明国家社会利用了制度改革的手段来应对环境问题，而且还要说明这些改革和修补确实带来了生态环境的改善。制度建设的推进必然导致生态可持续的“制度宣言”不能只停留在假定的层面上，必须加以验证。其次，生态现代化理论必须显示随着现代化过程的继续推进，生态现代化带来了生产和消费的高频率的生态转型。生态诱导下的转变能够在现代社会中成为一个一般化和常规化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几个不具有普遍意义的个案。再次，生态现代化理论必须说明对环境的直接影响正在减少的企业没有对其他企业的消极环境影响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也就是说，分析生态现代化的过程，必须指明是在哪个层次上发生的，因为产业经济中的各部门是相互通联的网络，其中局部的改善很可能对总体而言没有贡献，甚至可能是负面的贡献。最后，生态现代化理论不但要说明经济体向更加资源有效型转变，而且要显示出这种转变的效率增速超过生产总量的增长速率。这也就意味着，必须区分两种“减少”的含义：一是物质和能源的绝对使用，当然这种消耗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来说是必须的；二是单位生产的去物质化。在约克和罗萨看来，后者仅仅是减缓环境退化的速率，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生态现代化仅仅意味着环境与社会关系的“相对”改善，而非“绝对”的可持续。
以上所举针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批评和建议，一方面提升了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被关注度，让原本处于环境社会学学科内部的理论概念和构想成为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等更广泛学科的研究议题；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生态现代化理论自身的发展和精练，这与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面对批评所表现出的理论自信和睿智处理密切相关。他们采用了坚持立场和与时俱进并重的策略，积极吸收一些合理的批评与建议，并常常对外宣称“生态现代化理论本身已然发生了进化”注96，以回应一些重复的批评意见。
具体而言，以摩尔、斯帕格林为代表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在对待各种批评与建议方面有着以下三种行为表现：
一是坚守理论立场，认真对待那些与己相异的理论范式和路径。新马克思主义强调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一致性，指出资本主义不可能允许任何根本性的环境变革。后现代主义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理应本能地重新认识现代性的发展趋势。风险社会理论质疑社会迈向生态现代化的理想路径。人类生态学批判生态现代化理论视角缺乏对人口增长、消费增长的关注。尽管这些理论在反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道路上表现出了强烈的内在逻辑性、一致性，但是，摩尔指出，它们的关注太过狭窄、有限并且片面注97，所谓“生态现代化理论应对环境问题的制度举措没有带来任何变革”之类的看法是无须置评的注98。
站在维护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立场上，摩尔等人多次重申了他们的基本观点和看法，指出：解决以往工业化和现代化产生的问题，并不在于采取去工业化、去现代化的办法，而是通过继续现代化和超工业化的方式来寻找出路。同时他们大张旗鼓地为资本主义辩护，认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等等与生态问题的解决并没有太大的联系，并且当代社会的资本主义特征并不必然地会遭到各方面的质疑。他们指出，虽然资本主义对过往产生的环境问题负有责任，但是资本主义自身具有相当的绿化能力，能够通过自我改进和完善(包括政治、经济、技术条件、市场竞争等方面)推动社会继续向前发展，最终实现自然—经济—社会的和谐。注99生态现代化是一条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最佳途径，他们宁愿选择资本主义的改良，也不愿经历大规模的不知前路的社会变革。
二是积极发挥反思潜能，不断融入批判者的观点以促进理论发展。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沿着反思的路线重新审视生态现代化的发展过程，认真深化对于不同时期的理论认识。对于卓有见地的主张和看法积极加以吸收，努力提升生态现代化在理论方面的完整性。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面对诸如生态现代化理论过分强调技术的应用和价值、过分关注生产导向而忽视消费、极度缺乏对权力关系的关注、具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之类的批评，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从理论到实践，都予以积极的吸收和改进，在一定意义上打消了各种质疑。
例如，针对克罗纶的批评，拉德克里夫(Redclift)、斯帕格林等人就调整了自己的研究。拉德克里夫在1996年的消费研究注100中指出，环境与经济关系的良性发展不能完全寄希望于经济的去物质化，还必须从消费入手探讨与环境有关的物质世界，同时关注生产和消费。斯帕格林注101则利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详细地阐述了生产与消费的结构链条中，生产和消费是如何相互塑造、相互影响的。他指出生活消费的生态现代化，其中心在于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信息反馈的不断发展，其目的是使信息的交换最大化，从而通过一种可称之为“共构”(co-structuration)的过程提升环境和消费的效率。
另外，摩尔等人也确实注意到了关于欧洲中心主义的批评。早期的生态现代化理论确实基于欧洲特别是北欧的社会现实。为了扩展理论的视野，检验理论的普适性，后来有很多生态现代化理论家开展了欧洲以外的研究，例如林克维库斯(Rinkevicius)对立陶宛的研究、舒恩菲对东南亚的研究、弗里金斯(Frijins)等人对越南的研究等等。注102
三是遵循理论演化的规律，不断开拓新领域，推动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新发展。对于生态现代化理论而言，有些批评和建议涉及理论自身的属性，难以作出回应。因此，最好的选择就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推动理论自身的创新，打造理论升级版。从20世纪70年代到今天，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确实需要继续创新理论，而不是抱残守缺。
例如，作为生态现代化理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摩尔已经开创了关于网络和流的环境社会学思考，试图将生态现代化视角与网络和流的社会学观点结合起来，从而创建有关信息化、全球化背景下“网络和流的环境社会学”(environmtental sociology of networks and flows)。摩尔指出，流的环境社会学关注“流”概念的环境解释注103：一是从生态理性的视角出发分析资本、金钱、影像、信息、人(旅行、迁移)，包括环境投资、环境认证、环境管理、绿色产品、环境信息等等；二是对诸如水、能源、生物多样性、废弃物之类的环境流进行分析和研究。摩尔认为注104，卡斯特尔(Castells)、厄里(Urry)等分析网络和流的社会学家注105，在上述两个方面是有欠缺的，他们都没有将他们谙熟的资本流、货币流、信息流、影像流等不同形式的“流”置于环境治理、环境变革、环境衰退中加以品评和审视，在他们所论述的流空间(space of flows)中尚未看到环境以及环境变革的影子。当然，传统网络和流的社会学中一些重要的概念是要可以被环境社会学整合的，包括环境网络、环境网络结点、环境信息、环境战略等等。从目前情况看来，对于网络和流的环境社会学研究确实反映了一种新的理论趋势，相关领域尚须进一步观察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