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思想背景
面对经历巨变的西方社会，思想界也涌动着各种关涉内容甚广的思潮，其中新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三种主要的思潮，它们此起彼伏、相互竞争，在呈现乱象的同时也积聚着思想的源头活水。生态现代化理论既是对西方社会困境的理论回应，也是对不同思想潮流的继承、批判和回应。
(一)新马克思主义
新马克思主义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盛行的一种思想潮流，聚焦于对走向垄断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工业化、政府、科学与理性等等的批判。注60在一定意义上，新马克思主义促进了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反思，促发了风起云涌的环境运动。
新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种修正，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有着明显区别。不论葛兰西(Gramsci)还是卢卡奇(Lukács)以及以马尔库塞(Marcuse)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注61，都非常强调观念和意识的重要价值和作用。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现实表现进行了言之确凿的批判。在应用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环境与社会关系方面，康芒纳(B.Commoner)、施耐伯格、邦克等学者直接指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广泛存在正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恶果，只有从根本上认识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够使现代化不至于走入不复的深渊。注62
新马克思主义者视资本主义“国家”为众多问题的罪魁祸首。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资产阶级通过自己的霸权地位来获取对整个国家的支配。注63凭借资产阶级的企业，国家得以控制市民社会，使得资产阶级的各项意愿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项制度当中。知识诉求、评价标准、价值取向都被资产阶级的政治精英所控制和把持。因此，任何在社会发展当中出现的问题都与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国家脱不了干系。即使是国家所实施的福利政策，也是具有极强政治性的，不过是为了消解对立、化解不满而使社会主义者、工业无产阶级以及进步的知识分子安分地待在资本主义所设定的框架结构中的一项权宜之计而已。
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科学不再是中立、客观的，因为它附着于资产阶级政府的意志，具有强烈的资本主义“政治”内涵。在资本主义内部，那些以往通过科学而树立起客观、中立形象的科学家以及凭借专业化知识而在某一领域具有精英业绩的专家也难免不是资产阶级政治运作的产物。他们不能够很好地代表无产阶级大众的利益诉求。于是，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支配的所谓的科学家和专家的“中立”只能算是一个隐匿了政治性而裸露在外的幌子。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不但促使人与自然的分离得以实现，将人对自然控制的权力和欲望推向极致，而且使得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发生异化。被控制的自然逐渐成为资本主义权力支配和控制人的一个重要因素。由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而导致的环境异化，不能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而应理解为是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表现。通过控制自然而控制人，进而使社会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全体民众的利益服务。注64
新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工业化、现代化也抱有批评。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业化和政府一同炮制了环境恶化的事实。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将环境单纯地视为对象化的存在。注65资本家则以生产索取的方式、蔑视的态度对待自然。这种资本主义固有的文化观念所指引下的工业化进程是内在地具有环境破坏性的，它与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工具理性所导致的文化是一种手段文化，而不是一种目的文化，也就是说，更注重的是实现结果的方式，而不是该结果本身。注66它的表现就是，资本主义的动机不在于真理的发现、和平的实现、饥饿的消除，而是在于原本应该作为一种“实用工具”的商品消费，工具变成了目的。一些激进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提出要走“去工业化”的道路。
不过，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在西方社会趋于式微，其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与新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缺陷、西方社会面临的经济困境、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以及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衰退乃至瓦解都有关系。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同样在大规模推进工业化，同样造成了影响深远的生态环境灾难，同样面临着经济增长难以为继等严重问题。如此种种反证，大大削弱了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
从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观点看，虽然它们在表面上多少回避了对资本主义体制优先性的讨论，甚至宣称既不把资本主义看成是环境改革的先决条件，也不把它看作关键性的阻碍。注67但是，其有关国家、科学技术、工业化等观点，似乎都是针对新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在实际上总是试图证明资本主义能够成功找到生态化转型之路。但是，在对生态环境问题之真实性的体认上，生态现代化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有着一致之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新马克思主义树立了一个很好的靶子，针对它的研究和批判开辟了新理论的成长之路。
(二)新自由主义
在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式微的同时，新自由主义思潮走向复兴，并在20世纪80年代产生广泛影响，甚至一度波及全球。注68新自由主义思潮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背景下，在坚持自由放任的市场原则的同时，主张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但是，在实践中，新自由主义败给了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这种学派强调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认为只有借助国家对货币资本流通和信贷的调节，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的实践挽救了资本主义，并带来了新的经济繁荣，以致新自由主义一度陷入沉寂。然而，进入70年代，当又一次经济危机来袭时，新自由主义再度活跃，认为这是凯恩斯主义扩张性政策(包括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张性货币政策、扩张性收入政策)的结果，要求改变国家干预的方式，重新重视自由市场的作用。
新自由主义者坚定地维护市场自发调节机制，坚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合理的，能够对资源起到优化配置的作用。市场不仅仅是交换的场所，更是传递信息的平台，通过市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得以互通有无，而生产要素也能够得到合理配置。只有将自由放任的市场原则嵌入社会经济政策结构中，才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优选择。相应地，新自由主义者坚定地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认为私有制是市场得以发挥效力的先决条件。只有给予私人以充分的经济自由才能确保市场调节机制的有效运行。私人企业的利益追求更是经济发展动力的最好表征。只有在私有制的框架内才能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而相比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其他形式的所有制形式和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是逆向的。由此，新自由主义者反对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注69他们认为国家和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不仅限制了市场信息渠道的流通，还对个体经济活动的开展造成影响，会妨碍市场机能正常有效发挥，最终妨碍经济的繁荣发展。但是，新自由主义者可以接受政府有限的或者轻微的干预，认为政府可以扮演好其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的角色。由此建立的市场经济秩序就不是放任不管的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而是有意识地加以指导的，也就是社会指导的市场经济。当然，除了这些最为基本的主张之外，新自由主义者还有很多非常丰富的论述，此处不赘述。
从整体上看，生态现代化理论汲取了新自由主义的很多思想成分。它不仅不像新马克思主义那样对资本主义体制给予尖锐批判，也不质疑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而且坚定地认为市场机制在促进社会与环境的协调方面是非常重要且完全可能的，对环境变革中的市场角色和动力持欢迎态度。注70生态现代化理论家实际上也在着力维护资本主义体制，并指出民族国家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虽有但是有限，全球公民社会在应对全球环境危机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三)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思潮同样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80年代盛极而衰，以德里达(J.Derrida)、利奥塔(J.F.Lyotard)、格里芬(D.R.Griffin)、福柯(M.Foucault)等为代表人物，着眼于对现代性、现代主义的解构和批判，是孕育于现代主义内部但却反叛和矫枉现代主义的一种思潮。后现代主义者指责现代化理性变成了纯粹的工具理性，现代化所信奉的人道主义、大肆宣扬的人权理念等也不过是工具理性旗下的一员，人则处于被奴役的位置。进而，他们表达出一系列“反抗”的愿望——反理性、反主体性、反形而上学、反“同一性”、反整体性等等。
后现代主义本身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如同其反“同一性”。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差异性才是应该努力追求的目标和方向。同一性和整体性则根本是一种华而不实的空想，无论通过任何努力都是无法真正获得的。多元性、差异性视角才能够带来对事物的更加深入的认识。利奥塔就曾发出这样的号召：“让我们向统一的整体开战，让我们成为不可言说之物的见证者，让我们不妥协地开发各种歧见，让我们为秉持不同之名的荣誉而努力”注71。尽管从本质上讲都是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和解构，但是不同的后现代主义者所秉持的批判和解构取向是不一致的，他们对后现代抱有不同的态度和主张。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福柯的话语权力、利奥塔的知识合法化危机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后现代主义的图景进行了描绘。注72然而，后现代主义者也有共同的鲜明特点，即他们都习惯于对他人已经构建的东西进行拆解，对综合和整体的东西保持怀疑，对置于圣坛上的权威施以挑战，对确定和实然之物进行毁灭。
后现代主义者一方面指出：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文化实践的产物，现代主义放纵了人的主体性，过分地宣扬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理念，不恰当地造成了人与人、人与环境关系异化的结果。现代化所极力推崇的“理性”并不会、也没有将人类从压迫、束缚带向自由、解放。相反，它越来越将社会禁锢在一个封闭的结构中，人变成了理性的工具，要想超脱实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者又声称生态危机是虚无缥缈的宏大叙事，环境改善和变革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具有相似特征的问题集合，而是一个多元且复杂的碎片景观。由此，所谓环境问题就成为一个无须解决的问题，或者根本就不是问题。即便它确实是一个“问题”，在后现代主义者眼里也已经被“解决”了。如此，对于现代化发展的批判就变得毫无意义。
很明显，后现代主义者这种怀疑一切、几近虚无甚至自相矛盾的思想风格和观点，是不能被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所接受的，甚至会激怒他们。事实上，生态现代化理论甫一提出，就遭到了后现代主义者的“解构”。不过，该理论在回应这种解构中成长，而后现代主义则走向衰落。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宏大叙事或整体叙事所代表的现代性诉求无论如何也是不切实际的，不论付出怎样的努力都不会产生预想的结果——完整地认识事物以及对事物进行普遍性的整体描述和透彻分析。生态现代化不过是又一个被建构的神话，是现代主义的遗产，其所宣扬的生态理性、环境标准等等都是宏大叙事，缺乏细致化的地方性和时间性考量，让人们越发不能看清现在以及未来发展的真实面貌，需要进行解构。注73从根本上来讲，生态现代化理论并没抛开现代化而进入一个新的运行轨道，而是始终与现代化纠缠在一起。如此，生态现代化理论不过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另一种理论表象，现代化的理论知识宣称是生态现代化理论倡导的生态转型的认知基础。即便贴上了“生态”的标签，并试图用生态理性的话语重新塑造现代化的形象，也无法掩盖现代化“工具性”特质。生态现代化理论所倡导的社会变革不过是修补性的，更确切地说是技术修复性的，未能使整个社会实现根本性改变。
生态现代化理论确实明显地坚持现代化方向，认为现代性是可以改进的，同时也认为生态环境危机是客观存在的，是需要予以严肃对待和应对的问题。在此方面，它与后现代主义是直接对立的。但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化的反思和批判，以及话语分析的理论与方法等，对于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也是具有借鉴意义的。因此，摩尔和斯帕格林指出在对待后现代主义的观点上要谨慎。注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