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引入理性选择研究
美国社会学界通常认为是霍曼斯(George C. Homans)首先把理性选择研究引入了社会学，华莱士(Ruth A.Wallace)和沃尔夫(Alison Wolf)在其编写的《当代社会学理论》中论述理性选择理论时指出：“在现代社会学中，理性选择的研究方法首先通过‘交换理论’进入人们的视野。”注7霍曼斯在研究小群体中的交换行为时，用经济学中经济人的理性原则分析人们的交往行为，认为人们在交往行为中都是以利益最大化为选择目标的，人们的交往过程实质上是利益的交换过程。因此，霍曼斯用成本与报酬、惩罚与强化、数量与价值、投资与分配等一系列经济学术语来讨论交往过程中的问题。
虽然布劳在同哈勃等人争论是否把理性选择研究引入社会学时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但其《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等著作中阐述的交换行为理论也被看成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重要内容，华莱士和沃尔夫在《当代社会学理论》中对布劳关于理性选择和社会结构的分析作了较大篇幅的评述。布劳关于交换行为的研究主要是在20世纪60年代完成的，而从70年代开始，其主要注意力则转向了社会结构或社会制度的研究，这个变化可以视作布劳在90年代反对把理性选择引入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原因。
华莱士和沃尔夫十分明确地揭示了布劳同霍曼斯在研究交换行为上的不同特点，他们指出：“布劳扩展了霍曼斯关于人际间关系的分析，他的这一扩展是通过更清晰地讨论社会交换中的价格机制以及分析人们在友谊和爱情中的总体目标来完成的。然而，他对交换理论的主要贡献是细致地分析了交换与社会整合之间的关系，并对在大的制度背景下(也包括小群体)权力的交换性基础进行了研究。在介绍布劳的交换理论的过程中，我们将提到他对官僚体制的经验研究，这些研究是对制度背景下的交换过程进行研究的最好范例之一。”注8概言之，霍曼斯集中研究小群体中的交换行为怎样根据理性原则展开，而布劳则把这种研究扩展到更广阔的视野中的制度分析。
科尔曼(James S. Coleman)的《社会理论的基础》表明理性选择研究已经更加明确地登入了社会学的殿堂。尽管科尔曼一再声明，他采用的方法是与经济学有区别的“系统的内部分析”，这种分析要通过对个体、资源、制度和组织等系统的各种因素开展综合分析，然后实现对社会系统运行方式或运行模式的把握。但是无论如何，科尔曼的研究基点是个体的有选择的目的行为，其实就是比经济学分析的经济选择行为宽泛一些的理性选择行为。
科尔曼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中开篇就声明：“许多社会研究把个人行为作为解释重点，因而背离了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应当是揭示社会系统的活动。”注9这里似乎在坚持经典社会学的原则，但是进一步的论述就表明了科尔曼同经典社会学在原则上的区别。科尔曼进一步指出：“系统包括不同的组成部分，从水平上分析，它们低于系统。例如，个人是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制度或亚群体也是系统的组成部分。在所有的例子中，都可以发现分析所涉及低于系统的水平，用系统组成部分的行为解释系统的行为。”注10这种解释的最基本内容是用个人的行为解释系统的行为，所以，科尔曼又直言不讳地把自己的理论称为“个人水平的行动理论”。
“个人水平的行动理论”，或者“系统的内部分析理论”，其目的是通过个人的目的行动来研究社会的系统运动，而其实质就是要回答个人行动和系统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科尔曼指出：“本书理论强调的基本问题是人与社会作为两个独立而又相互作用的行动系统(个人行动系统和社会行动系统)怎样共存。”注11由于个人行动是揭示社会系统行动的出发点，如何界定个人行动就具有基础的意义。科尔曼十分明确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中，他非常清楚地讨论了个人行动的含义。科尔曼界定的个人行动有三个最基本的含义：目的性、合理性和效益最大化追求。他还指出，这种个人行动概念是从经济学中借用而来的，它不仅是经济学理论的基础，而且也是社会学理论的基础。可见，科尔曼已经把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移作其社会理论的基础，经济学理性选择的方法原则由此也成为社会学的方法原则。
霍曼斯、布劳和科尔曼把经济学的理性人和理性选择的原则与方法引入了社会学之中，不仅为社会学解决个人与社会、微观与宏观的矛盾提供了新思路，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为社会学同经济学开展对话、形成共同视点开辟了新途径。正是基于这一点贡献，许多西方学者在讨论20世纪80年代新经济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时，都要充分肯定霍曼斯、布劳和科尔曼把理性选择研究引入社会学的贡献。不过也有一些学者没有看到理性选择研究引入社会学对经济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所带来的意义，而是仅仅强调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从嵌入论的角度研究社会网络对新经济社会学的创立与发展所起到的基础作用。
事实上，格兰诺维特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展的社会网络研究，其实质也是把理性选择行为引入社会学的研究视野。1973年，格兰诺维特发表了论文《弱关系的力量》，在这篇被西方学者称为新经济社会学奠基的文献中，格兰诺维特以个人求职行为为研究对象，揭示了具有异质性特点的网络关系力量。求职行为是一种个人在社会网络关系中展开的选择行为，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这是一种涉及人的各方面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选择行为，因此人们在开展求职行为时需要更为复杂的计算分析和逻辑推论。所以，求职行为实质上是一种理性选择行为，格兰诺维特讨论求职行为与社会网络的关系，也就是在讨论理性选择与社会结构或社会系统的关系，只不过这种关系主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网络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说格兰诺维特开创了新经济社会学的新篇章，那么他也是通过把理性选择研究引入社会学而做出这一贡献的。
承认把理性选择放到社会结构、社会网络或社会系统中开展研究是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起点与基础，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理性选择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目标，理性选择理论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正是围绕这个核心，经济学建立了关于经济行为的实质与特征，经济行为的动机、手段、方式，开展经济行为的条件、环境、限制，以及人们在开展经济行为时的组织形式、制度关系和效益模式等十分丰富的理论。也正是在十分充实的理性选择理论基础上，经济学雄心勃勃地向其他学科开展了大规模的扩张。
作为“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的主将，贝克尔(Gary S. Becker)用经济人的理性选择模式来揭示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他毫不保留地宣布：“经济学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人们认为经济学仅限于研究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结构，仅此而已(即传统经济学)；到了第二阶段，经济理论的范围扩大到全面研究商品现象，即研究货币交换关系；今天，经济研究的领域业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经济学的特点在于，它研究问题的本质，而不是该问题是否具有商业性或物质性。因此，凡是以多种用途为特征的资源稀缺情况下产生的资源分配与选择问题，均可以纳入经济学的范围，均可以用经济分析加以研究。”注12
从贝克尔的宣称可以看出，当代经济学之所以敢于向人类生活各个领域扩张，在于它认为自己已经进入一个可以研究人类全部行为的新阶段，而经济学用以研究人类全部行为的方法是以理性选择分析模式为基本内容的经济分析方法。如果承认新经济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是对以贝克尔为代表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的回应，那么只有从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的主攻方向、基本内容与方法原则来理解新经济社会学，才能真正抓住它的问题实质与理论得失。
如果把霍曼斯、布劳、格兰诺维特和科尔曼的研究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可以看到新经济社会学产生和发展的一条演化线索，这条线索的核心问题就是把理性选择的原则与方法引入社会学。在霍曼斯那里，人们的交往行为被等同于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行为；布劳把交换行为研究扩展到小群体之外，并强调对交往行为开展制度分析；格兰诺维特则坚持求职等社会行为也是理性选择行为，但是在这里，理性选择的对象和活动领域都已经开始扩大，即理性选择的目标已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还包括职业、社会地位和声望等，理性选择行为也从市场领域走向比较广泛的社会网络关系之中；科尔曼的理论构架更进一步扩展，因为他明确地提出要研究社会的微观系统和宏观系统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他的理论构架中，能够看到比格兰诺维特在求职与社会网络的研究中更为丰富的理论内容，人力资源、社会资本、组织制度、权力关系等社会构成因素都是科尔曼考察的内容，但是无论他的理论场面有多么宏阔，其核心一直是理性选择理论。可以用一个外延图来说明他们4人的理论的联系(见图0—1)。
图0—1 以理性选择为核心的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逐渐展开
从霍曼斯、布劳、格兰诺维特到科尔曼，虽然理论展开的外延在不断扩大，纳入其中的社会因素也在不断增多，但是理论的核心没有改变，仍然是理性选择理论。就此而言，并不像国内外某些学者所理解的那样，新经济社会学产生与发展的核心问题与核心理论是嵌入说和社会网络论。注13应当说，不仅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是理性选择理论，而且它的起点、基础也是理性选择理论。总之，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是对理性选择理论的认同，或者说是把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引入对社会关系或社会系统的研究。就此而言，经济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并非对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的抵制，而是对经济学以理性选择理论向其他学科特别是向社会学领域扩张的响应。
一般说来，一些学者在讨论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时，注重的是新经济社会学同经济学的区别，强调的是新经济社会学对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的抵制。并由此而把嵌入说看成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基础，而把社会网络的研究看成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内容。嵌入说不是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创造，而是从以波兰尼(Karl Polany)为代表的老经济社会学那里得来的理论继承。以格兰诺维特和科尔曼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社会学，有不同于老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起点或新的理论基础，即理性选择理论。波兰尼在其文献中也讨论了理性选择行为，但是他的注意力集中于经济行为与社会条件何为基础的实体论关系的追问上；而新经济社会学像贝克尔所宣称的那样，直接追问问题的实质内容，即经济行为在社会结构中是怎样运行的，把理性选择行为作为一种既成事实，考察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展开形态与运行过程。
至于社会网络的研究更不能说是体现新经济社会学的创新性的主要内容。众所周知，社会网络理论建立于20世纪初人类学的研究中，在新经济社会学中，社会网络理论虽然有了进一步的充实与展开，但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创新。不可否认，在社会学视野里开展社会网络研究是当代社会学的一个新变化，这种变化的意义在于使古典社会学开始的关于社会结构的研究具体化了。社会网络研究引入之后，社会学家在社会关系中看到了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中的资源。这一点确实给社会学带来了新的生机，但是，在新经济社会学中，如果不把社会网络理论同理性选择研究联系起来，不仅难以把具体的经济行为放到现实的具体生活过程中进行考察，更重要的是无法在复杂的社会网络中把握到真实的经济活动过程。新经济社会学既不能呈现新的形式，也不能被称为经济的社会学。
不是从嵌入论和社会网络理论的角度，而是从对理性选择研究的引入来看待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其重要意义还在于突破对新经济社会学研究的理论限制。应当承认，嵌入性与社会网络关系，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都是实际存在的，对经济生活中的嵌入性与网络关系的研究理应是经济社会学的必要内容，但是在用理性选择的原则与方法向社会学的领域大举进攻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面前，如果经济社会学仅仅固守嵌入说和社会网络的研究，那么将会失去进一步展开的广阔空间和有利的发展机遇。
肯定理性选择研究在新经济社会学中的核心地位，也就肯定了当代社会学对传统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的超越。因为，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绝不仅仅是社会学出现了一个新的分支学科，更重要的是它表明社会学突破了抽象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开始把微观层面的个体行为同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统一起来进行研究。这不仅使社会学能够面向真实的经验现实，既看到社会结构中的个人选择行为，也看到限制着个人选择行为的社会结构，而且还使社会学能够同取得辉煌成就的经济学就人类社会生活的中心——经济生活开展广泛的对话，摆脱困扰社会学多年的边缘化困境。
总之，社会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是在20世纪5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的。霍曼斯关于小群体中交换行为的研究，被视为理性选择研究方法在社会学中最早的运用；布劳关于交换行为与社会结构的研究，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中的理性选择行为研究，科尔曼关于宏观系统中的微观行为研究，以及理查德·埃默森(Richard M.Emerson)、雷蒙·布东(Raymond Boudon)和米歇尔·赫克特等人关于交换行为或选择行为的研究，都为当代社会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增添了丰富的内容。由于理性选择理论与方法是经济学的核心，当社会学家把理性选择的理论与方法运用于社会学研究后，一种新学科就建立起来了，这就是20世纪后期以来取得显著进展的新经济社会学。在讨论当代社会学或新经济社会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时，人们还常常论及从其他学科延伸到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成果，诸如以布坎南(James M.Buchanan)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以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为代表的社会选择理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