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的收音机

【题记】

听着它起床，伴着它出行，陪着它劳动，抱着它入眠。它就是时钟，它就是天气预报，它就是指令，它就是良师益友，它就是最忠实的伴侣。它曾用悦耳的歌声，温情的话语，激情的声浪，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从年少步入暮年，半个多世纪的温暖记忆历久弥新。直到今天仍存在于被遗忘的角落，影响着许许多多的人。

一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老家拥有的第一件电子设备便是有线广播。那时，“村村有广播，家家有电灯”是奋斗目标。因此有线广播每家每户都有一两部。从村头牵着一根电线，连入每一家。天井后的中堂门楣上挂着一个广播，电线连着广播喇叭，地线扎入地下。我家有两部广播。除了中堂外，父亲的床边还装有一部。

广播的信号来自村里，村里有一个总控台。尽管广播何时响，使用哪个电台频率，播放什么内容，播多大的音量等，全然不由户主控制，但作为户主兼使用者、拥有者还是十分期待从广播里获得更多外面的消息。

播音员有时是村主任、村干部，有时是临时出场的广播站管理员。都是土得掉渣的家乡话，广播的时长根据需要有长有短，内容也较丰富，也会有语句不通的时候，但并不妨碍村民们对它的喜爱，可谓是雅俗共赏，人们亲切地叫它“小秘书”。

年轻的村民们很喜欢在集体劳动时，听村里的有线广播转播省电台的热门歌曲，如《在希望的田野上》《九九艳阳天》《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等。歌曲过后，常常插播镇里、村里的政策、文件与制度，或者有关生产劳动任务的通知；或者村小学欠学费的学生与家长名单播报；或者是好人好事的表扬，以及生产队家禽、粮食被盗事件的披露……人们边劳作边倾听，手脚一个比一个更加轻快有力了。到了歇脚拉家常的时候，男村民们便坐在田埂上抽上一袋旱烟，女村民们则哼哼刚播出的当红歌曲，或是与路过的村邻们聊聊广播里的新闻。

傍晚的时分，那时天渐渐黑下来，村民们结束一天的田间劳动，疲惫地歇着脚，或者正围着大方桌吃饭，聊着家常。若是广播播放诸如《李天宝吊孝》《宝莲灯》等村民们喜闻乐见的戏曲片段，或者播放天气预报，户主们便立即号令全家安静下来，腾出耳朵细细地听。这一场景曾在人民公社集体劳动的年代给了许多村民温馨的记忆。当然村里偶或会发生个别村民拔有线广播线的事件，少不了会挨家族长辈们的训斥。

后来，由于有线广播功率大的大，小的小，音调高高低低，此起彼伏，久了便会出现杂音，有时也会变哑巴，维修起来太过费劲。于是村里对农户们的有线广播进行改革，改为在水泥电线杆上绑定两三个高音喇叭。播出的频率少了，内容却更加规范了，只有村里发生较紧急的事才会起用它。再后来，人们的精力更多地参与到了自然村的民主生活会以及新农村的建设话题上来，有线广播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

习惯了“小秘书”的村落一下子便安静了下来，垄头陌上，屋里屋外，少了戏剧，少了人们茶余饭后对村里村外发生的新鲜事的议论。村里的五保户们似乎更加孤独了，住在三间瓦屋的院落里，忙完家事的户主便搬了门板斜斜地背着光躺下，打起盹来。晴朗的日子，日光与月光相约光顾庭院。一寸寸地，光影从东头的屋檐移到窗下，缓缓地掠过到水缸，掉到天井里，尔后渐渐窜入后院，钻入竹林里，最后坠落在矮矮的土墙外。除了那只乖巧的花猫不时地亲吻女主人安眠的脸颊，饥饿时叫唤三两声，断然不会再有任何的声响。

村庄的时光仿佛静止了，被遗忘在时光里的村庄又开始听到蝈蝈唱曲、孩子们嬉戏、年轻的母亲唤儿归，以及村民们手舞镰刀撂倒庄稼、负重的板车辗过黄土路的声音。

二

故乡的村庄被再次唤醒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故乡迎来再次的土地改革，村民们重新获得了自主使用的土地。生产力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善获得了极大的解放。第一台收音机就在这种大背景下落户到了村民家。

那时一台32开本大的收音机要二三十元。这小小的能发声的家电曾经是一枚标签，成为村里“当家人”的脸面，成为一个家庭走向富裕的象征，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文明时代。

春天来的时候，父亲背着母亲用卖金针菇的钱买了一台“长江牌”半导体收音机，那是台单波段中波收音机，上下两个可旋转的按钮。上面的用来调频率，下面的用来调音量。拿回来的时候用红布巾包裹着，向母亲炫耀。母亲本打算用这点钱买小猪崽的，颇为不悦，一连几天不搭理父亲。父亲舔着脸讨好母亲，没两天就给母亲赊回来两头小猪，并保证把买这台收音机的钱给赚回来，母亲才肯罢休。

接下来，父亲当着全家人的面，搞了一个简短的收音机落户协议。他将收音机用两条红绸系紧，在中堂的左侧挂日历的墙上钉了一个长木桩，然后悬挂上去。那礼遇就像对待革命年代获得荣誉奖章的“英雄”。

随后，父亲与我们约法三章，确定了收音机的使用办法。早上6∶30起床，一家人吃早饭，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7∶00听天气预报，听完出门劳动。12∶30—14∶00回家午餐与午休，听广播剧。14∶30—17∶40由父亲与姐姐们轮流拥有。一般是将它带到田野里，放在田埂上，用一把大洋伞遮着。姐姐们一边在骄阳下劳作，一边听着歌儿，生产效率居然提高了许多。18∶30全家人回家一起听全省各地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与天气预报。19∶00后便是音乐、广播剧或戏剧等精彩节目时段了……上学的小孩子必须做完作业才能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等少儿节目与歌曲。

起初，大哥与二姐都遵守父亲定的制度。但随着大家对这台收音机的使用，发现这家伙能调出七八个电台的频率来。而且每个台在不同季节不同时段都有着相当精彩的内容，于是大家便更离不开收音机了。

我们家自从有了收音机，父亲仿佛有了得力助手。他从收音机学到了许多科学种田、科学养殖等知识。成为村里粮食亩产过千斤的种田能手与家禽养殖标兵。我们家在分田到户那年就脱了贫，第二年就跨入万元户行列。父亲坦言，这都是那台收音机的功劳。

从收音机获益的父亲，过去一直以家庭“一把手”自居，后来所幸退位让了贤。父亲将收音机尊为“一把手”，对它可谓言听计从，而且轻易不会借人。

自然村邻们都羡慕我们家。春天什么时候适合落种？是种蔬菜好，还是种庄稼好？种子、肥料哪个地方产的质量好？该施几种肥？施多少斤的肥？什么情况下准备抗旱？什么时节打沟排水？什么日子收割庄稼？就连过去晒谷子这种不是事的事儿都来问父亲。于是父亲逢人就嘿嘿地笑，也因此得意了很久。

夏日农忙的时间，收音机播出的节目是最为精彩的。结束劳动后的一家子盼来一天中最美好的休憩时光——纳凉的夜晚。夜晚的乡村，繁星满天。村落依旧有些炎热，男人们无一例外地赤裸着上半身，脖子上挂着擦汗的毛巾，有些湿漉漉的。萤火虫开始亮灯的时刻便是蚊子偷袭的时候，父亲在天黑前早早地将竹桌椅、竹床搬到院子里。未等菜摆上桌，父亲就打开了收音机，调好戏曲频道。一边饮一口烧酒，一边听着戏，一脸的得色。

饭毕，夜色朦胧起来。一家人围着竹床，或坐或卧或把脚丫子搁在竹床上，躲避蚊虫的偷袭。人们的手上断然不能缺少那把大蒲扇，一处处，一排排摇起来，风便像长了翅膀，在身体的周遭呼呼地游走。一会儿撩拨着新媳妇胸前的纽扣儿，一会儿卷起大姑娘的裙角儿，一会儿抚摸一下趴在竹床上、光着屁股蛋数星星的孩童们，一会儿又扑上奶奶们的鬓角与发梢。收音机里的戏曲也跟着这游走的清风摇曳起来，远远地听着仿佛更灵动婉转了。

年长我八九岁的二姐与三姐不太喜欢听戏，她们钟情于《高山下的花环》《夜幕下的哈尔滨》等广播连续剧，以及邓丽君的系列歌曲。我与大哥则喜爱当时最流行的新派武侠小说，譬如梁羽生的《萍踪侠影》《七剑下天山》、金庸的《雪山飞狐》等。那个时候的武侠小说一般以评书方式播讲，说书人模仿不同男女角色，以高超的口技艺术，让人物性格栩栩如生，让那个年代的武侠迷们着迷、发疯。

那年，评书播出时段恰好是酷热的中午。大哥患有小儿麻痹症，有严重的腿疾，便被父亲安排在家做饭。武侠小说播出的时间一到，我俩便将收音机取下来立在饭桌上。遇到收音机电池量不足，声音变小时，我俩便趴在饭桌上，把耳朵贴近收音机的喇叭口。说书人每每讲到精彩的打斗环节时，大哥便激情四溢，拍案叫绝，浑然忘却了做午饭这档差事，结果大哥受到父亲严厉的责罚。

然而，收音机给我们家带来的并不总是和谐与快乐的音符，也出现过几起摩擦。

由于大家喜欢的精彩的内容时常出现在同一时段，这样家庭成员之间便出现了矛盾，大哥与二姐争抢收音机的事件接连发生。父亲钟爱的“一把手”也因此遭了殃，大哥自然也遭了殃。父亲的巴掌在大哥的耳边呼啸而过。

为了让大家不错过精彩的节目，平息父亲的怒气，大哥除了赔礼道歉，还得负责修理收音机。渐渐地，聪明的大哥居然成了村里修理收音机的小行家。

三

后来，村里的电器产品渐渐多了起来。黑白电视机、录音机开始进入部分富裕的家庭。尽管电视与录音机风头正劲地抢占着人们的生活空间，但由于村子里常常断电，它们出场的机会便很有限。收音机在大多数的家庭，大多数的时间里依旧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无论走到谁家，走过谁的窗前，耳边都能听到它的低语。

那时候我上了镇上的中学，大哥则辍了学，他拜了镇上的一位修理师傅为师，学习电器修理。于是，家里更换了一台双波段调频收音机，尽管是组装货，但音质还不错，能听三五个台，哥哥把它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父亲。那台收音机对于父亲有着特别的意义，在姐姐们相继出嫁、我离家求学的日子里，收音机与父亲几乎形影不离，陪伴着父亲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晚年，直到父亲患病去世，它被转给更加孤独的母亲。

许多个寒暑假里，那台已经老旧的收音机白天是陪着母亲说话的人，到了晚上就是我的枕边人，我的良师益友。入夜，沉寂下来的村落，沉没下来的秋夜，静谧清冷，如水的月色洒在窗台上，晒在床沿上，一台收音机卧在枕边，小小的音箱里流淌着动听的旋律，最走心的当数散文与诗朗诵。

那时，正处于创作旺盛期与苦闷期的海子诗集尚未出版，统治诗坛的是继“食指”之后的“北岛”“舒婷”“顾城”“江河”等诗人，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朦胧诗派”。在相对落后的乡镇，名家的诗集是不可能进入新华书店采购目录的，于是大多数农村的文艺青年想要接触或接受雅文化的洗礼，主要途径还是靠收音机。

记得收音机里常播的诗朗诵是舒婷的那首《致橡树》——“如果我爱你，绝不像攀缘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

舒婷的这首诗全然没有“朦胧”色彩，相反它有着明丽隽美的意象，充满着浪漫的英雄主义气息。诗歌通过木棉对橡树的独白，诠释的是全新的爱情理念。在那个年代感染了无数情窦初开的痴男怨女。

我也是从那时起开始了解诗歌、诗人并爱上诗的。那时收音机这个神秘的东西能收到港台的一些电台。邓丽君、汪铭荃的歌就是这样走进千家万户的。那段岁月，我不仅喜欢上了音乐，爱上了文学，还学会了一两门外语。这不能不说是收音机给予我的。

四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收音机开始小型化，戴着耳机的微型收音机大量出现。它依旧是离家千里的打工族们喜爱的“枕边人”。

不少农村青年从城里的大学毕业，因学校不再包分配，于是又回到故乡，成了村里的零余汉。为了寻找出路，大多数人再次背井离乡。出门的时候，再少的行囊里必有一部收音机，当年一档名叫《夜半心声》的电台节目曾陪着多少打工族度过了多少他乡的难眠之夜。

我正是听着《夜半心声》里自强不息的励志故事成长的，并在一家机构找到了一份做编辑的工作。我的文学之路也开始峰回路转。我从给电台栏目投稿，渐渐地转向报纸杂志写专栏。我不仅成为几家电台栏目的特约评论员，还成为几家报纸杂志的签约撰稿人。从写诗歌、散文到写小说、评论、剧本，我的文路越走越宽。

随后几年，作为通信工具的手机开始出现，物态意义上的收音机日益成为“零余汉”，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夹进了历史的书页。

可是我依旧保留着听收音机的习惯，把手机放进裤兜里，插一对耳机，工作之余，出差的途中，回家的路上，享受放松下来的时光，听着听着便进入梦乡。如果是开车，或是打的，也会打开收音机，听听交通路况，听听当地新闻，听听本土音乐，给自己提提神，听着听着便到了家。

我们小区有位门卫，是位五六十岁的大叔。我每次进出小区，都能看到他小小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他看上去十分的苍老了，每次见到我都满脸的笑容，友好地站起来点头示意。而他的一位老乡，据说是老伴过世后来城里投奔儿子的，也必定每天早上六七点会路过保安亭，会和他打招呼。老友手里常常举着一台收音机，边散步边跟着收音机唱着我听不懂的地方剧。

这是我看到的为数不多，依旧使用着老式收音机的人。我想，那些步入暮年的老听友们，有收音机几十年忠实的陪伴，他们应该是快乐的。而那些走远的日子，那些年轻的岁月，那个激情的年代，因有了共同的记忆，因有了一台老式的收音机，因有了一段怀旧的歌声、热腾腾的心便被排山倒海地激活起来。就像住在三亚的东北人，有了那温暖的一个手势，一个动作，一个表扬，一口浓浓的乡音，老人们便感觉自己仿佛不再是别人城市里的零余汉，而是城市的主人了。

2016年4月19日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