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人眼中上三旗包衣汉人

（一）清人眼中的曹家：包衣、汉人、汉军、满洲

虽然曹家作为满洲包衣人的身份是明确的，但是，在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清人的眼中，曹家人的身份却是相当不同的：“包衣（制度与档案）”、“汉人”（满洲人）、“汉军”（后世记载）、“满洲”（汉人）这些词汇都被加盖在曹家的相关描述中。如雍正七年内务府为补放内府三旗参领，题请名单中写及曹雪芹的叔祖曹宜，云：

 

尚志舜佐领下护军校曹宜，当差共二十三年，原任佐领曹尔正之子，汉人。

 

成达可为李煦《虚白斋尺牍》所作序中即云：

 

陶村（姜煌）与竹村（李煦）为同祖兄弟，以今视之，籍异满、汉，姓分姜、李，谓之曰“一本同原”，其谁知之？

 

籍也者，户口之谓也。在成达可看来，李煦的“籍”为满。《江南通志》卷一百五《职官志·文职七》载：“江宁织造：曹玺，满洲人，康熙二年任。”——实际上，这是汉人对旗人的普遍态度，只不过在他们的表述中用“满汉”代替了“旗民”而已。

（二）造成清人对内务府人身份表述差异的原因

实际上，之所以造成这种“视觉差异”，当然与内务府人（曹雪芹家族）本身具备的复杂性有关，也与描述者具备的文化背景不同、看待曹雪芹家族的视角不同有关——这一点与学界对曹雪芹家族的“民族定性”的研究与表述颇有些相似。

而进一步追究造成这种“视觉差异”的原因，则可以发现内务府包衣人“下贱”的身份与实际享受到的巨大权力的错位，导致了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地域人们看待他们的视角不同。

在皇帝和满人眼中，包衣汉军的来源是汉人，其族属（血统）自然也为汉人，作为奴隶，他们身份“低贱”，但是，由于包衣人与他们的家族长期（数代）跟随满人，休戚与共，在文化上和心理上也偏向于满人；加之，清政府为防止明朝那样的太监干政，重用内务府包衣人，因此，清政府以与八旗同等待遇对待内务府包衣人，他们入仕为官“登进之阶与八旗相同”。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载：

 

上三旗包衣满洲佐领、管领下及下五旗包衣满洲佐领、管领下子弟，俱归并八旗满洲、蒙古考试，上三旗包衣旗鼓佐领下及下五旗包衣旗鼓佐领下子弟俱归并八旗汉军考试。

 

而内务府包衣人还有专门为他们设置的包衣缺，其仕途比外八旗人还要宽阔……有清一代，包衣人出将入相、任封疆大吏，“厕身清要、功名显赫者，不可胜记”。

正是因为这种身份“低贱”与待遇优厚的极大反差，造成了皇帝、旗人和普通民众，尤其是南方民众看待内务府包衣人（尤其是外放包衣人）的眼光不同。

（三）包衣汉军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皇帝眼中内务府人定性的“复杂性”

从康熙皇帝的谕旨来看，他对内务府包衣汉人的“血统”自然是再熟悉不过的，但是，从他对待曹寅、李煦等人的态度和交代的任务来看，他也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普通汉人看待，否则，就没有将曹寅的两个女儿指婚给满洲王爷为嫡福晋的举动了。

正是因为清朝历代皇帝对待包衣汉军的态度，《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凡例”才称：

 

满洲旗份内蒙古、尼堪、台尼堪、抚顺尼堪姓氏，照满洲例，有名位者载，无名位者删。

 

所谓尼堪，就是汉人；台尼堪是指隶属于满洲旗下、为清朝戍守边台的汉人，他们虽非满洲，但记载他们却要“照满洲例”。

这样的操作方式说明，乾隆皇帝固然未将他们看作满洲，但却将他们看作与汉军旗人、普通汉人不同的“特殊人群”。于是，曹家被列入《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之七十四。

因此，可以说，满洲旗份下包衣汉人，是一种“特殊满洲人”，同时，又是一种介于满洲与汉军、普通汉人之间的“特殊汉人”。